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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蒋介石》

《民族英雄蒋介石》

   郭国汀译著

   序

   本书根据英美各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的相关20余部专著综合编译 ,着重参考了日本中日关系专家Keiji Furaya的经典名著《蒋介石:他的生活与时代》,张戎女士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辛灏年博士之《谁是新中国》和美国专家乔纳森之《蒋介石大元帅和他丢失的国家》与《一个伟大的强国兴衰史》,及大量相关专题论文。作者在大量研究中日双方历史档案及精研蒋介石众多演说,信件,日记的基础上撰写了此部宏篇巨着,内容详实,论据充分,立论客观公允,是西方包括汉语世界研究中国现代史和蒋介石的权威经典著作。书中披露的大量真实史实,对还原蒋介石和中华民国史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面对日本侵略团结统一中国的唯一最佳领袖”;周恩来对宋美玲说:蒋介石先生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的人”,周恩来反复称“共产党支持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抗日”;毛泽东两度当众高呼“蒋介石委员长万岁!海明威称蒋介石是“一位具有政治家头脑的军事领袖”;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沙特称赞 “蒋介石是顶天立地的人物”;美国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称赞“蒋介石是当代世界数一数二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罗斯福总统称赞蒋介石“是个不可征服的人,富有远见和伟大的勇气”。

   陈伯达在《人民公敌蒋介石》称蒋是“ 头号战犯”、 “民族败类”、“千古罪人”、“人民公敌”; 台湾民进党称蒋介石是“元凶首恶”;过去众多西方作家历史学家有关蒋介石的传记评论负面贬损远多于赞杨肯定。

   辛灏年博士在其《谁是新中国》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面对着一位曾保存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卫了中国国民革命、推进了祖国民主统一的革命领袖, 一位曾预言共产革命只能使我们的民族与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因而自始至终坚持要反对和铲除共产革命势力的伟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因而不仅被他的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被某些追随者和新一代不解历史者,否定并讳言至今”。那么蒋介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和时间判官最客观公正,我在多年前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会越来越受到全体华人的尊敬与爱戴,毛泽东则反之,会越来越臭,直至十八层地狱”!

   有关蒋介石的生平与业绩,中共暴政下的党用文人克意诽谤污蔑贬低可谓不遗馀力。然而真实的蒋介石虽然并非道德完人,也非圣人,然而却不失为一个仁心有馀的正人君子,堂堂正正的英雄伟人。他的一生时而波澜壮阔,时而波涛汹涌,而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大中华从腐朽不堪的满清王朝转变成民主共和的伟大时代,因而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本来他完全可以引领中国人民走出受列强欺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不幸的是,由于邪恶至极的共产党恶魔的强力干扰,竟致壮志未酬身先死,以致大陆中国人民迄今仍真正生活在毫无法律保障,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水深火热,道德沦丧的罪孽深渊之中。

   蒋介石是孙中山最忠诚的信徒和真正的继承人。孙山中将毕生精力和心血皆奉献给了中国共和民主革命事业,但孙中山的理想主要是由蒋介石国民党完成的。中共长期公然欺骗国人胡说孙中山晚年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改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其实“联共”一词是1927年 4月5日《汪陈联合宣言》才首次出现,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说法则是由鲍罗廷和共产党事后泡制的。孙中山一直认为共产党没有资格与国民党平起平座,唯有国民党才是中国共和革命唯一的政党。因为国民党早在1894年便已成立,虽然几经更名,但始终战斗在第一线,1911年革命成功之前,经历十次起义失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共产党直至1920年7月才成立,有何资格与国民党平起平座“联共”呢?因此,孙中山始终坚持的是“容共”而非“联共”;况且孙中山之容共政策纯属特殊情况下不得已的权宜之策,因为当时孙中山被西方各国有眼不识泰山的政要全面拒绝援助, 故孙中山别无选择,只好接受苏联主动送上门上的军事经济援助(200万金卢布),不过再次印证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真理;斯大林通过与罗斯福秘定《雅尔塔条约》,出兵占领东北后,趁机以战利品为名“将日本在东北三省投资建立的价值8亿美元的150座大型工厂设备强行盗抢走;孙文坚持共产党人必须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而非国共两党之间的组织合作才容共。正因为共产党吸血鬼般邪灵附体暗中窃取国民党核心领导权,反客为主日益猖獗,才最终引发国共两党冲突,以致不可收拾。

   中共极权暴政自延安时代即开始按所谓马克思主义原理任意伪造阉割串改近现当代史,因此中国近现当代历史无疑是惨遭中共暴政蹂躏的重灾区。大陆国人,那怕是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因受中共暴政自幼儿园到大学的教科书,电视广播报刊杂志无所不在轰狂滥炸强制贯输洗脑,以致绝大多数国人对真实的中国近现当代史几近无知。历史往往重演,尤其是被掩盖串改伪造的历史。

   军阀混战争权必然导致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毫无保障;不过中国旧军阀也非漆黑一团,其实军阀也是善恶相间;例如,1926年3月25日段琪瑞因当局警察在天安门广场抢杀学生事件,亲自到现场长跪,向亡灵忏悔且从此终身素食,随后即惩办了罪犯,但仍因当时全国500多家报纸及 100馀个政党和各界社会名流学者的猛烈抨击于一年后垮台;然而,性质远比该事件严重恶劣千倍的八九六四天安门屠城,中共流氓不但迄今拒绝认罪,反而事后立即逮捕枪杀了数千名“反革命暴乱分子”,枉判包括无期和15-20年重刑数万人,且21年后仍逍遥法外!四川军阀刘文辉规定凡是县政府大楼建得比学校好的,县长就地枪决!陈炯明极重视广东的教育,特聘陈独秀任教育部长,教育经费占广东国民收入20%!吴佩孚和冯玉祥的北洋军军纪严明,不扰民还爱民,甚至成都民众还为冯玉祥建寺庙,以感谢冯玉祥军护民;还有不少军阀对现代化建设感兴趣,他们修路,兴学,办医院及公共福利等,而且军阀统治中国时期,政治政党多元,媒体自由,议会客观存在,尽管贿赂议员现象普遍,司法独立,言论思想也相当自由;对比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军阀统治期间除了战乱时期堪称仁政!但是由于军阀专业素质低劣,且因为军阀混战国家不统一,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欺凌,因此国家统一是必要的,也是国强民富的前提。问题在于唯有在自由人权法治宪政共和民主保障下的国家统一,才有利于国于民;极权暴政下的统一,不但于国于民无益,而且必定造成深重灾难。正是在此意义上,孙中山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北伐符合时代与历史潮流,是利国利民的壮举。

   政治问题法律解决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大方向,政治问题军事解决则是文明的倒退,法律问题政治解决是政治流氓惯用的手法。西方自由宪政民主国家早已实现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高级管理手段,使得社会政治文明进步成就显著。马列主义的共产党暴政则反其道而行之,毛共胡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最高级阶段”,完全颠倒混淆了政治与法律和军事之间的原则性区别,纯属从文明倒退回野蛮的流氓主张。人类最早学会且无师自通的就是战争;法律和政治则是经由漫长岁月积累的习惯和实践经验总结归纳抽象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进化成文明的标志与分水岭;早期的人类社会由于刚从野蛮蒙昧脱胎而来,因而动辄武力相向,争夺地盘生存空间最常用的手段即是战争,因而血腥杀戮屡见不鲜;由于战争必然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故人类渐渐发现发明了法律和政治艺术,通过法律和政治的和平手段达到解决争端的目的。因此唯有正义战争才是允许的;仅当为维护社会正义公平公平公道与和平,且在用尽一切救济手段均无效的前提下,战争才能作为解决人类纷争的手段,且必须慎之又慎。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然而野心家阴谋家总是倾向于不择手段滥杀无辜,以谋一已私利。“一将功成万骨枯”!孙中山与蒋介石国民党力行北伐统一中国,段琪瑞也主张军事武力统一中国,倒是黎元洪,冯国章,徐世昌诸位总统皆主张以政治手段和平解决南北纷争,谁是谁非?!黎、冯、徐三位中华民国总统从此侧面看是彼有人性也深谙政治理论伦理的好人,仅是中国社会现实,使其无用武之地罢了。吾以为关健在于孙中山蒋介石国民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业已用尽一切法律和政治救济手段皆无济于事,况且在自由宪政民主基础上的国家统一是任何国家全体公民的头等大事,因此北伐无可厚非,蒋介石力排众议,特别是鲍罗廷和共产党的强力反对干扰,成功地领导了北伐战争,初步统一了中国功不可没;而且孙、蒋并非一味诉诸武力而是一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机会时便毫不犹豫尽力和解争端。

   蒋介石自立志从军以来,一直为中国共和革命出生入死,几度将已之生命安全置之度外,时常亲自英勇奋战在前线。1911年10月蒋介石任敢死队长从上海率领由100多位敢死队员,经浴血奋战解放杭州市;在1926年至1928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屡屡赴前线亲自指挥;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救亡伟大卫国战争中,蒋介石同样时常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在中共挑起的四年内战中,蒋介石依然时常亲赴前线指挥战斗。然而蒋一生中从普通军官到黄浦军校校长直至中华民国总统任上有过数十次辞职经历;在广东军中服役的短短几个月内,竟三度辞职;中共党用文人贬之为玩耍欲擒故纵的权谋手段,其实不然;蒋从军以来,几乎在每个时期都辞过职,实乃蒋公清高孤傲的性格,加之蒋公先在保定军校受过训,又在日本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后在日本陆军中服役三年,使蒋公拥有职业军人的崇高荣誉感。中国文化属内向型,因此在中国“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西方文化则系外向型,因而在西方从军是获得荣誉,建功立业,赢得国人尊敬爱戴进而从政的最佳途径,故西方职业军人在历史上往往是贵族子弟的专利;正由于中国文化历来鄙视军人,故民国时期的军阀军官与士兵大多素质极差,往往是文盲的土匪或贫苦农民苦力出身,而极少富人子弟从军。事实上,民国时期,军政要人辞职屡见不鲜,上至总统黎元洪,总理唐绍仪、段琪瑞,下至财政部长宋子文,普通军官蒋介石,屡屡一辞再辞;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引咎辞职乃家常便饭,因为职责相合权责相符,而且志同才能道合,特别是对于自信心十足的精英人士,“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唯有在共产极权暴政下辞职现象几近绝迹,首先是因为极权统治下的国民生存权完全被官权卡死,每个国民离开政府几无谋生的余地;其次则是暴政下的人们能力信心丧失殆尽,只得依赖政府谋生,是故在中共暴政下几无辞职现象;许多各界名人在中共暴政下精神被阉割,灵性被暴强,以致成为人们不耻的暴政的奴才走狗,60年来更未闻任何中共贪官污吏引咎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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