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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命运

南郭点评:蒋史不和是导致国民政府最后败给中共流氓的一个重大原因,史迪威将军是个同情中国平民,极务实受士兵拥戴的职业军人,虽然是个半中国通,但他对中国实际政治显然仅一知半解,也缺乏政治智慧,他对国民政府及最高领导人的公然藐视与不敬,必然导致无法良好合作,进而损害了其使命。史在履任出发前公开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国的问题很简单,我们是与一个无知,文盲,迷信,农民的儿子的杂种(母狗)结盟”。注定了其无法完成美中合作抗日的使命。史将军是西点军校的典范,是个心地善良刀子嘴豆腐心的将军。如果蒋史相互间有更多的理解,历史肯定将重写。

   

   2011年3月27日第266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命运

   

   郭国汀

   

   

   

   罗斯福面对现实,采取了一种混和罗曼主义,决定保持重庆在战时渴望在美国帮助下视中国为亚洲强国的新秩序。因为采取欧洲优先政策,美国既不想派地面部队至中国,也不愿让重庆撑握物资分配权。蒋介石则主要考虑获得美国作为政治靠山和取得经济军事援助。为加强联系,他提议指定一位美国人担任他的参谋长。美国则视此为介入中国战争的好途径,促使中国军队现代化,使之成为抗衡日本的有效力量。因此,马歇尔提名史迪威将军,史是个中国通,能阅读中文,他上任伊始接受纽约时报记者怀特采访时说;“中国的问题很简单,我们是与一个无知,文盲,迷信,农民的儿子的杂种(母狗)结盟”。史迪威很快便在日记中称蒋介石为‘花生’,后变成‘响尾蛇’。一个中国通居然公然视中国国民政府为“一个无知,文盲,迷信,农民的儿子的杂种(母狗)”,且对中国总统蒋介石先生如此不敬,因而注定了中美合作的先天失败。

   

   史迪威想建立一支现代化专业军队,而蒋介石视军队为其能操控的为其政治利益服务的棋子。蒋介石是一个骑白马摇控指挥军队的指挥官,史迪威则是个与部下打成一片,一道行军,一道共进大灶不吃特厨小灶的四星上将(美军最高军勋)。史迪威向那些经战斗考验负伤的士兵,向那些要求甚少,随时准备奉献一切的中国士兵赠礼物,蒋介石却从未赠礼物给任何士兵。[1]此段描述至少对蒋介石不公平,蒋是统帅并非直接指挥一方军队的将官,史迪威则是直接指挥官,要求元帅与将官一样是不现实的,何况蒋介石并非从不深入实际瞎指挥的书生将军。

   

   国民党领导人相信保存力量,并将忠诚置于能力之上;史迪威渴望投入最大兵力打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主张开除或枪毖那些未适当履行职责的军官以严明军纪。蒋史两人有一点非常相象:相信自已绝对正确。两人从着装、习惯、行为方式至讲中国话均大相径庭。蒋介石自信唯有他一人撑握着中国未来的钥匙。

   

   1942年2月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受命以中校衔任美国驻中国印度和缅甸军队总司令兼中国战区蒋介石总司令的参谋长。史迪威少校原在马歇尔上校手下服役,曾任驻天津美军第27步兵指挥官。马歇尔升任美国战争部长后,最初马歇尔选任史迪威任美军欧洲第一军团指挥官。将如此重要的指挥官派至中国,表明美国对中国战区的高度重视,史迪威会讲流利的中文,对普通的中国人极尊重,熟悉中国政治,鄙视蒋介石和多数中国其他领导人。他与当时许多美国高级军官一样有仇英心理,其绰号叫“醋乔”(Vinegar Joe),他这种直率且持偏见的个性本来不适合胜任此种带外交性远胜于军事性的任务。克服政治和历史的障碍,以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不是依机智老练便能胜凑效。史迪威的使命和权力定义含糊,他的最高王牌是控制租借物资的分配权,但此点时常被蒋介石和其他高官说服而削弱。[2]

   

   蒋介石对英国素持敌意,视之为经常将其帝国利益优先于中国利益。英国人也讨厌蒋介石。一个英国使节下结论道:中国政府无法处理其自已的问题,蒋介石不具有控制全局的智能。邱吉尔对美国如此重视中国表示惊讶,他对罗斯福说“四亿二千五百万猪尾巴”。邱派驻中国的大使是独眼单手的一战英雄维亚特(Adrian Carton de Wiart)将军。

   

   由于日本对缅甸的军事压力,英国改变了态度,接受中国军队援助其殖民地,蒋介石派孙立人将军率领25000人的部队前往缅甸帮助英国人。蒋介石对史迪威将军用中国最精锐的军队帮助英国人感到心痛,陈纳德将军喜欢蒋介石而讨厌史迪威。杜律明将军拒绝执行史迪威的命令,后来当日军进攻缅甸东北时中国指挥官再次拒绝执行史迪威的命令,令其怒不可扼。随后日军进逼中国边境,云南面临威胁,陈纳德请示蒋介石同意后,派飞机轰炸日军打退了日军的进攻,而此时史迪威失踪,无人指挥抵抗日军。过了一段时间后,史迪威出现在印度,原来当日军进攻缅甸时,他率领26个美国人,16个中国人,13个英国人和40名医务人员、印度厨师和机械师及20头驴子和一条狗穿越原始丛林逃至印度。他从未向项头上司蒋介石报告,但在途中他向马歇尔报告了为何弃部队的原因,因为中国指挥官两度拒绝执行命令,使他认为中国军队无法指挥而临时作出该决定。蒋介石说“史迪威抛弃了我们的军队,我很怀疑他是否知道军纪的重要性”。1942年5月底日军几乎控制了缅甸全境,切断了中国对外海陆交通线。[3]

   

   当史迪威抵印度转中国途中,缅甸战局进一步恶化,日军第15军之33师和55师已在1月底攻占Monlmein,在1942年2月22-23日,已实质摧毁印度军第17师,3月至4月间日军第18和第56师已登陆仰光增援。4月日军第一航空母舰越过印度洋,迫使英国东舰队退至非洲(因其没有航空战机)使缅甸通道几乎丧失价值。同时1月中国第5军和第6军及第200师(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师)。第200师3月21日占Tenngoo,反复抗击日军第55师的进攻,史迪威试图迫使杜津明的第5军调动他的其他部队,支持第200师,但杜津明却拒不执行史迪威将军的指挥。当3月6日史迪威第一次见蒋介石和宋美玲时,他似乎获得蒋介石的同意,指挥这些军队。事实上,蒋用详细的命令束缚了史迪威的手脚,而中国将军们惯常背着史迪威与蒋通讯。

   

   史迪威写了一份重整中国军队的建议于六月初在重庆面交蒋介石。他认为军队人数太多而质量太差,以致无法供应美国武器装备,宁可少而精,可靠良好的武器装备良好供应的几个师,远比众多乌合之众强得多。低效的下级和中级军官应当撤换。对勇敢的军人的奖励应当迅速,加强医疗保障,惩罚应当迅速无情,犯规者无论军阶大小一视同仁。军队指挥官是个大问题,他们很少有效力。他们极少上前线,极少监督其命令的执行情况,前线战报往往未经查验即予接受,时常吹嘘或隐瞒战绩以致引发严重后果。许多军官是个性勇敢的人,但他们大多数人缺乏道德勇气。建议严厉惩罚不合格的指挥官,不清除低效不合格的军官,军队将缺乏战斗力每况俞下,无论用多少装备物资供应均无济于事。应当建立一个全新的指挥体系,设立一个控制后勤供应,交通,通讯以及战斗力的总指挥。蒋介石应当予总指挥直接的权力,同时放手不干涉其指挥权。经此种改革,中国军队将能抵抗日军进攻,直至盟军反攻。[4]

   

   史迪威的建议远远超出严格军事意义考虑。威胁体制的是将军们的政治角色与军事角色。将使吃空响的军官收入减少,而任命全权指挥官,会使权力移至地方(军阀)竞争者手中。如果一支30个师的高效部队,在单一司令官指挥下,将不可避免形成对蒋介石本人的挑战威胁;而清洗资深军官们将会动摇政权的支柱。宋美龄评论说,这些头脑人物动不得,否则一切将荡然无存。

   

   另一根本问题乃是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无意按照外国人的建议行事,改革他的军队。他视维护他的独立性为他的权力的根本要素,美国人施压越大,他的反弹越强,变得越加反美,更加坚持要走他自已的路。[5]

   

   英军总司令布鲁克(Alan Brooke)形容史迪威是个瞎眼的无可救药的古怪脾气大的人;而陈纳德则是个缺脑子的勇敢的空军。陈纳德决定为他的飞行员开一家妓院,派手下一名将军至香港征妓女,正式名称仅供跳舞服务,但跳舞厅四周有广大的黑暗角落和一个大花园,姑娘们回到舞厅时往往不可避免地衣服上沾着野花草。后来史迪威发现此事,即下令关闭之。[6]。

   

   4月中旬史迪威建议,调约10万中国军队到印度集训,在那里用美国军援装备,并由美军教官训练,蒋介石同意该建议;史决定将中国军队第22师和第38师与其他三个师馀部撤至印度,按蒋介石的命令其馀部队撤回中国。蒋指派罗卓英为史迪威的参谋长,在理论上,蒋介石予史迪威的权力高于其他中国司令;在实践上,罗卓英和其他中国将军(第5军的杜津明,第6军的Kan Li Chu和第66军的陈诚)均与蒋介石通讯,史迪威的命令,仅在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才被执行,蒋介石予史迪威指挥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然而待之犹如待其他中国将军一样。[7]

   

   1942年2月蒋介石夫妇宴请陈纳德的飞虎队,当时飞虎队已击毖日军飞机299架,击毁伤日机600馀架,此外还炸毁不少日军军舰,有效地减少了日军对重庆的轰炸。

   

   史迪威在日记中评价蒋介石是个富于偏见,自大的暴君。中国政府是一种建立在恐惧和亲朋基础上的结构,在一个无知,任意,顽固的人手中操控。[8]蒋介石同样抱怨史迪威,在给宋子文和驻美大使胡适的电文中说:中国战区没有组织或准备,似乎中国战区的胜与败,生与死皆与史迪威无关,此人对组织没有多少价值,具体计划及全面实施缅甸战役,史迪威事先未征求我的意见,也未向我作任何直接汇报。

   

   史迪威鄙视罗卓英,但又不能摆脱他;另一方面,史迪威非常欣赏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军事学院的第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1942年5月日史迪威在新德里和重庆提出了数个重新夺取缅甸的计划。请求与马歇尔派美军参加在印度经美军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从印度,中国军队从云南夹击缅甸。对蒋介石他建议重组中国军队,合并弱军,清除那些他认为腐败和无能的军官。蒋介石却忽视史迪威的反复建议,美龄证实,蒋介石亦忽视德国军事顾问的反复类似建议。

   

   尽管罗斯福坚持,邱吉尔犹豫不决,盟军联合参谋部的高级军官们否决考虑中国作为强国的地位,因此中国的高官们自然对此不满。由于缅甸通道被日军封锁,马歇尔将军建议将中国依租借法案的份额,转给英属印度。

   

   蒋介石反对史迪威之重组军队的建议,原因是任何了解军阀时期政治的人均明白的。蒋介石视空军和现代化武器装备高于一切,而忽视人员的素质,主要出于其保持权力的需要。1942年6月29日,蒋介石威胁除非满足三项要求:应当派三个美国师到印度,应当给中国500架战机,每月保证经喜马拉雅山空运5000吨物资到中国,否则将退出战争。实际运送的物资:1942年5月80吨,6月103吨,7月73吨;[9]1943年8月达到5674吨,9月6719吨,10月8632吨;至1944年11月美援物资达34914吨。

   

   蒋介石对中国军队从云南进攻缅甸设置了一系列障碍,包括任命腐败的杜津明任Y军团司令;史迪威重组中国军队的建议被蒋介石否决,自然极讨厌蒋介石。二战转折点过后,中国的战略地位不再重要,故英国和美国着重解决欧洲战争,甚至在雅尔塔会议上,实际上美国出卖了盟友中国的重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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