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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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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不义厥功至伟,曾国藩瑕不掩瑜

   伐不义厥功至伟,曾国藩瑕不掩瑜

   一尽管不乏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这类英杰的参与,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太平天国的夷狄“本色”和拜上帝教的邪教性质,无法改变其无道不义、黑恶反动的本质。

   太平军檄文有“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父老,还我河山”之句,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拜上帝教信仰和反孔反儒恶行,却比满清“夷狄”万倍(满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儒家化、中国化了。)被中原父老所唾弃,理所当然。

   而英杰之士误入其中,被边缘化或淘汰掉,也是理所必然。反孔反儒的势力,必然不仁不义,对敌对方固然绝不容情,对自己人同样辣手无情。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们不辨华夷,不明大义,误投贼巢,错入邪教,害人害己,身败名裂,不亦悲乎。

   王老是广西著名作家,对太平天国颇有研究,出过《太平天国败亡写真》一书。每说起洪秀全的荒唐和太平天国的罪恶,总是义愤填膺。王老可是正宗的壮人,而当年太平天国的“首义元勋”多是壮人。

   人类德智无涯,愚蠢起来也没有底,最邪恶的东西也会有支持者和歌颂者。太平天国的粉丝,可谓前仆后继。如果说当年孙中山、毛泽东们吹捧、歌颂太平天国是别有政治目的,现在的粉丝们多数是由于无知愚昧而认贼作父。

   “守无道而救不义,则祸莫大焉,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吕氏春秋-禁塞》)为无道不义的势力强词夺理地狡辩,为之歌功颂德,同样是一种“为天下之民害”的恶劣行为。

   二就像萨达姆、卡扎菲政权及其粉丝们喜欢控诉联合国部队残杀利比亚平民一样,太平天国的粉丝们也热衷于“控诉”曾国藩部队如何残忍嗜杀甚至大量杀戮平民。这都是捕风捉影或毫无根据的污蔑。

   他们所提供的所谓资料,大多出于别有用心者或充满偏见者之手,或被掺了假,真假混杂。有些资料本身没问题,但“解说”和结论有问题,比如将资料中提及的战争中“死者”及死亡人数都归类为无辜平民----完全背离历史事实。

   曾国藩筹办湘军时,看到官兵“奸淫掳掠”,成为民众之矢,并让一些地方的民心迅速转向太平军,深以为忧,“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曾文正公全集•书札》。)

   为此,他提出“不扰民”三字为“治军之根本”(《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当遇到扰民案件事,一再强调“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剖决曲直,毫不假惜”,对扰民者“严加惩治”(《曾国藩家书》。

   他专门制定了《禁扰民之规》,里面说道:“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除莠去草是“爱苗”,打蛇杀虎是“爱人”,募兵剿贼是“爱百姓”,所以“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

   他在《劝诫营官四条》中又强调:因为贼匪“淫掳焚杀,扰民害民”而官兵“救民安民”,所以“恶乎贼匪”而“贵乎官兵”,“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因此他强调“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

   除了严格纪律,曾国藩还从“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着手,把“不扰民”作为精神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爱民乃行军第一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他在训令部属的批札中说:我们带兵,要如父兄带子弟一般,千万不可使他们“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而要使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这样的话,“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他曾作《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我让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啼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曾国藩全集•诗文》)

   从大道理到小事情,巨细悉举,通俗细致,循循善诱。

   湘军在实际军事行动中确有扰民之举,但严重程度绝不象太平天国粉丝们所“指控”的那样。湘军基本上还是赏罚分明的,“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

   曾国藩后来自叙道:自咸丰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其弟子李元度也说曾国藩“坚忍肫挚,壹意以爱民戢士为本,遂能得人死力”。

   在剿捻期间,曾国藩对于战乱给百姓带来的创伤深感痛心,明确表示“以剿贼为第二着,爱民为第一着”。他在日记家书中多次描述所目睹的情形,因而“目击心伤,喟然私叹”:乱世之际,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实属人生大不幸。他在家书中屡次提醒诸弟:“用兵既久,民间厌苦,吾辈宜格外体恤”,要“时时存一爱民之念”。

   三曾国藩吊民伐罪卫道杀贼,绝非“以戮民为义”把矛头指向平民,也绝不曾纵容部队行凶为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即使是攻无道伐不义的正义战争,也难免伤及无辜。至于怎样分辨“邪方”的兵与民,更是一件头痛的事。这个方程式几乎“无解”。

   古今中外的无赖政权和邪恶势力,往往擅搞“人民战争”,煽惑、引诱、欺骗或逼迫普通民众乃至妇女儿童上战场作炮灰,或者把军队伪装成普通民众---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军就喜欢伪装成平民,防不胜防,辨不胜辨,导致我军大量伤亡。

   “太平军”尤擅玩这些下流把戏。例如,太平天国里有一支以战死为荣的童子军“敢死队”。太平军每到一地,对成人进行掳掠强行编组外,对小孩也一律编入牌尾。俊秀聪明的由军官收为义子,愚笨丑陋的则从事一些杂役工作。这些童子加入太平军队伍后,全部经过洗脑,对太平天国死心塌地,甘为前驱。他们是邪教与恶势力的牺牲品,却也是“心腹之大患”。所以清军在情报里说:

   “凡临陈攻城,亦惯用童子为倡,以童子皆不畏死,无不以号叫跳跃为乐者。且手足轻便,往往登高陟险如履平地。”又说:“每陷一城,掳一庄,童子又愿为前驱,群贼随其后”。

   战争期间,曾国藩对被拜上帝教那些洗脑之后充满“宗教激情”的、思想上转向“太平军”、行动上帮助“太平军”的民众,确实相当“辣手无情”,衡以现代标准,未免鲁莽粗暴。两军对垒之时,让曾国藩部队对那些被拜上帝教洗了脑而勇于“杀妖”的民众及妇女儿童进行“耐心细致的转化工作”,或者严格把关,明辨民匪,“不伤害一个好人”,显然不现实。

   如果说这是曾国藩的瑕疵,那也是历史的局限性和战争的特殊性造成的,纵有瑕疵,瑕不掩瑜。

   其实,湘军既有“忍”的一面,又有“仁”的一面。史载,咸丰四年八月,太平军禁不住湘军围攻,弃武昌城而逃,湘军著名猛将塔齐布伏兵东北门外予以猛击。突围之师被困于“沙湖塘角间”,无处可逃,“争赴水,填尸幾满”。

   此时有数百童子军赴水逃命,淹毙甚众。塔齐布在血海骨山之中目睹此状,号啕大哭,立即下令拯救,最终捞上二百多名。太平军馀众见“辫妖”亦非丧尽天良,犹有恻隐不忍之心,“因而乞命”,塔齐布再度传令拯救,又捞上七百多人。

   四或曰:“太平天国反孔反儒,固然不对,曾国藩赶尽杀绝,更加不对。即使依儒家义理,破坏孔庙不见得就犯了死罪,就要受到屠戮。就算太平天国是夷狄和邪教,这样对待它也太残忍了。”云云。(大意)

   东海简答:纯属混扯。儒家怎么对待反孔反儒的夷狄和邪教,那要看对方怎么反。言论上反,讲道理,批判之;行动上反,坏孔庙,须赔偿,挖孔墓,要谢罪,一般情况下讲法律既可,不应该也没必要诉诸军事手段。言论问题言论解决,法律问题法律解决,一般暴力事件也可以诉诸于法律。

   但是,对于太平天国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暴力,就不得不以武止戈了。否则,于对民于道都不负责任。“凡为天下之民长也,虑莫如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吕氏春秋-振乱》)曾国藩所为正是“攻无道而伐不义”,卫民卫道,厥功至伟。2011-3-25东海儒者余樟法注:本文所引曾国藩文字,除另有注明外,均引自《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90年版)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东海儒者余樟法的新浪草堂: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2011/03/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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