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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倒霉的是谁?

   最终倒霉的是谁?

   一“仇官心态最终倒霉的不是官员,而是老百姓。”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如是说。他还强调:“一旦公务员在社会上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得不到尊重,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失控了。一旦这个社会失控,倒霉的不是官员,倒霉的是老百姓。”

   暂时、局部、表象地看,确然如此,民不是官的对手,民仇官,只会更受欺招辱吃亏倒霉。但是,看得远点深点,随着仇官心态愈演愈烈,最终倒霉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官员,更是政权。所谓载舟覆舟,水积愤蓄怒到一定时候,是会翻船的。

   民众仇官的根源,在于广大官员的贪污腐败胡作非为品质低劣,在于民众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和尊重----李君如先生说反了。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主要不是公务员。(当然,公务员的言论自由等人权同样得不到保障,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对于官民矛盾和仇官现象,官方作为强势的一方,要负主要的责任。

   李君如的话还带点威胁的味道。实则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老百姓本来就够倒霉的了,再倒霉又如何?倒不起霉的,不是百姓是官员、不是民间是官方啊。马克思说:无产者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马克思说的对不对姑不论,借用他的话说:“有权者”得到的是锁链,失去的是整个世界。

   二不能不承认,官方维稳的手段越来越高明和精湛。然而高压手段,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的,维得越久,人心越不平,社会越不稳,人力有时而穷,终究有失灵、失控的时候。这种火药桶边、火山之上维持下来的稳定是表层性、暂时性的侥幸。

   釜石港世界第一防波堤和福島第一核電站都是极其“科学”、“万无一失”的,谁也没有想到核電站会發生爆炸和核洩漏,而世界“最大最深的防波堤”亦未能抵抗住海啸,导致釜石市整个市区被海水吞没。

   专制特权阶级很容易对权力产生迷信,对暴力产生依赖,就像西方社会过度相信和依赖科技一样。然而,一旦地下的野火冲破岩阻、民愤的激浪形成海啸,当局苦心经营的“世界第一维稳堤”,只怕与“釜石港世界第一防波堤”一样不堪一击。(科技力量与专制暴力不一样,相对还是比较可靠的。但也是相对而已。)

   天灾不可测,人心更不可测。在这种官民关系极其紧张、各种矛盾复杂尖锐的社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天灾亦随时可能转变为“人祸”。用一句老话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历史的脚步常常会出人意料,许多重大事件在发生之前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最近阿拉伯民众要走上街头改变政权就是典型的例子,当初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根据所掌握的中东深厚知识,过去的预测从未失误,但2011年他们却都错了。

   马克思主义喜欢讲历史规律,其实历史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它最高或唯一的规律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失民心者失天下。无论一时之间多么强大多么厉害,可以断言:不得民心的政权没有未来。而民心不是靠枪杆子加笔杆子可以“得”的,更不是靠防民之口、防民如贼、与民为敌可以“得”的,那样得来的只能是表面性的“伪拥护”和暂时性假稳定。

   三当局不断扩大武警特警公安国安和军队的权力提高他们待遇。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历代王朝末期都喜欢采取类似手段以收买军心稳定政局,实属“扰其根本以厚枝叶”。

   “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这话是唐太宗说的。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部后,不顾大臣魏征和李大亮的劝阻下,对他们十分“厚爱”,要什么给什么,结果把他们的胃口越喂越大,后来索性叛乱了。唐太宗遂自我检讨:

   “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军警力量及各种特务组织虽非“四夷”,与百姓相比,无疑属于枝叶。利益拉拢和收买,有效也有限。这种手段施之于军警力量及特务组织,纵得一时之用,流弊与后患特别大,“扑火于原而焰发于烓竃”,吾恐当局之祸不在萧墙之外也。其实,军警特务绝大多数也是准百姓或百姓出身,百姓的苦难,很多人是感同身受的,或由于惯性恐惧不敢言、或为了眼前一己利益不愿言罢了。

   玩火自焚、玩水自溺、玩枪自毙的现象层出不穷。衡诸历史,依靠暴力得势、依赖暴力维持的各种政权及势力,往往被暴力所挟持并亡于暴力。借以“维稳”的暴力不仅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它们本身亦很容易异化为“不稳定因素”乃至“反稳定势力”。

   事情就是这么吊诡:对于统治者来说,平时依靠的力量关键时刻往往是最靠不住的。就拿个人来说,自古以来多少大人物直接或间接死于亲信、部属以及卫士保镖手中啊。

   四古今中外不得民心非正义的政权,往往机关算尽太聪明,最后败亡于意想不到的问题或防范不及的事件。三国之后,曹魏以武力及阴谋起家,有鉴于汉朝亡于宦官外戚,对宦官外戚的权力加以严格限制,可是,政权最终却落入了权臣司马懿之手,正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人算不如天算。王夫之指出:

   “国之亡,有自以亡也,至于亡,而所自亡之失昭然众见之矣。后起者,因鉴之、惩之,而立法以弭之;然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前之覆辙虽不复蹈,要不足以自存。汉亡于宦官外戚之交横,曹氏初立,即制宦者官不得过诸署令,黄初三年,又制后家不得辅政,皆鉴汉所自亡而惩之也。然不再世,而国又夺于权臣。立国无深仁厚泽之基,而豫教不修,子孙昏暴,扑火于原,而焰发于烓竃,虽厚戒之无救也。”(《读通鉴论》)

   比起曹魏来,中共对于中国人民,岂但谈不上什么“深仁厚泽之基”,简直负债累累;岂但谈不上什么“豫教”,简直是往坏里教。

   政治挂帅之后继之以利益挂帅,把自己的道义形象深度败坏,同时把国人贪嗔痴慢疑之心普遍全面地激发出来了。特权集团高度腐败,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公平极端匮乏,人民不满持续增长,官民矛盾不断深化,官欺民、民仇官已成普遍现象。

   五当局酷好、渴望歌功颂德,广大媒体和知识分子投其所好,热衷于歌功颂德,或者像李君如先生那样,帮着威吓老百姓。我深深知道,现在不是说真话的时代,当局亦不是说真话的对象,不可言而与之言,很失言,且愚蠢。可是,为民众利益、民族命运计,东海不能不置个人利弊安危于度外,危行危言唱反调也。

   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东海曰:盛世者,非有食有兵之谓也,有信之谓也。民无信不立,国无信必衰必乱。当今中国,上上下下皆无信义,官员的贪婪败坏、民众的奸诈凶狠都堪称空前,各种群体性事件逐年上升呈高发、频发、群发之态势,更是衰乱之世的明证。

   孔子言:足兵足食,民信之矣。无信,纵足兵足食,亦非正道。尤其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经济、军事都是第二位的东西。民生民权才是第一位的。如果经济发展和军事成就靠剥夺人权、败坏道德而取得,那不是功绩而是罪恶,必然持而不坚、坚而不久。二世而亡的秦朝何尝不是兵强马壮天下无敌?

   民怨已深,人心思变,不可控因素和意外事件将会越来越多,任何小变小乱都有可能发展成为大变大乱。顺应民心民意时代潮流,以中华文化为指导自上而下地开展制度改良政治转型,此其时矣。

   如果当局不此之图,依然试图通过各种技术性手段修修补补勉强维持,终非长久之计。纵苟且偷安一时,更遗大患于将来,哪怕暂时性“兴旺”一下,也是回光返照。一旦局面失控,必天下大乱河溃鱼烂不可收拾。佛魔悬于一线间,历史机遇转瞬即逝啊。2011-3-13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2011/03/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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