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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形態”與“含金量”---與陳行之先生商榷(之三)

筆者先後草就兩文,投寄《觀察》網。至今如石沉大海,亦未見《梁山路》作者回應。魯迅嘗云:無言是最大的輕蔑。也許名家如陳先生不屑一顧吧。但區區意猶未盡,若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乃續寫本文以抒胸臆。

   全知全能的小說家

   據“百度百科”介紹,作者“對人物心靈的描繪逼真細膩,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被陳忠實稱為‘中國最優秀小說家之一’”。陳忠實所言有無溢美之嫌且不論,看《梁山路》描述的蔣愛珍殺人始末,的確可以領教其對人物心靈刻畫手段非同一般。

   作者以“李佩華和謝世平想利用張國政和蔣愛珍關系較好這件事做文章,是極為陰狠歹毒的一招”作為導語,接著寫道:

   “1978年3月,蔣愛珍被批准回浙江探親,17日晚,張國政和醫院另一個同事去蔣愛珍的住處(她住在外科值班室的一個房間)向她告別,順便囑咐她路上注意安全,沒說更多的話就離開了,張國政回到了離這裡不遠的自己的家。”

   上面一段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蔣愛珍“住在外科值班室的一個房間”,也就是說居於醫院內的值班室。其居住條件應該不錯,由於她榮任該院黨支部委員,估計很可能獨占一室。較之別的單身職工,“生存狀態”顯然優越多了。二是張國政的“家”離得不遠,這個“家”有無女主人,作者未作交代。

   “李佩華和謝世平就像聞到腐屍氣味的鬣狗一樣亢奮起來,妄斷張國政要在這天夜裡和蔣愛珍‘發生關系’(就是今天所說的‘通奸’),在副院長粟有成的支持下,糾集起六七個人(包括謝世平的妻子鐘秋)前去‘捉奸’,看守住了外科值班室和張國政的家。他們並不知道張國政早已離開。”

   “就像聞到腐屍氣味的鬣狗一樣亢奮起來”,這是典型的文學語言,完全出於作者主觀臆想。而“通奸”一詞,則令人想到張國政乃有婦之夫。副院長支持,說明與張不屬同一派。

   此處需要補充一點背景資料:文革的“保皇派”(俗稱“老保”)和“造反派”,階級陣線一目了然。“老保”一直占參與運動者的多數,以中層職工為主,均屬出身成分較好的“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原來的幹部幾乎都屬於“保皇派”;後者則以下層職工居多,即出身成分不好,以往長期受壓。其中不乏起義人員(被稱為“舊軍人”)、“盲流人員”甚至個別刑滿留場就業人員(亦稱“新生員”),也有個別原先的幹部充當頭頭。造反派在文革初起時一度得勢,但很快失寵,備受打壓,1972年以後更每況愈下。至文革結束,進行“揭、批、查”,部分“造反派”再度抬頭。而144團團長、副參謀長應是向其傾斜的。

   “李佩華和謝世平讓一個護士以取紗布為名敲開了蔣愛珍的房門。蔣愛珍根本想不到這是一個圈套,和顏悅色地(作者親眼見到嗎?)把門打開,到另一個房間給護士取紗布,謝世平趁這機會溜進了蔣愛珍的臥室。他原本以為會在這裡看到赤身裸體的張國政(謝世平“以為”什麼,作者從何得知?),沒想把到床上床下和房間每一個角落都搜遍了(就那一點時間夠嗎?)也沒見張國政的身影。蔣愛珍取紗布回來發現了謝世平,很奇怪他怎麼會在自己房間裡,但礙於情面,蔣愛珍還是和謝世平打了招呼,謝世平鬼魅地笑了一下(身在延安的作者莫非有千里眼?),什麼也沒說。”

   “蔣愛珍送謝世平和護士走出值班室,在門外又看到了躲閃不及的李佩華和鐘秋,心裡就有些犯嘀咕(作者難道是蔣愛珍肚子裏的蛔蟲?),不知道他們要干什麼?盡管這樣她也沒把事情往那方面想,而是想到她明天就要上路,行李中放著900元錢,她害怕他們是想偷她的錢(果真這樣偷錢,豈不轉眼間就落網?謝世平會這麼笨嗎?)。回到房間查看,錢並沒有丟,蔣愛珍坐在床上琢磨剛才的事情,越琢磨越心神不安。蔣愛珍耳聞過李佩華、謝世平散布她和張國政關系不正常的流言蜚語,但是她總覺得身正不怕影子斜,從來沒有放在心上。今天他們顯然是有備而來,莫非他們是想……(這一段心理描寫細緻入微,但越“逼真”越惹人質疑:作者何所據而云焉?)對於一個年僅18歲的姑娘來說,這是極大的冒犯和侮辱,蔣愛珍十分生氣,決定向醫院領導反映,黨支部書記徐進義離醫院很遠,她就轉身去找身為144團醫院黨支部副書記的張國政。”

   “張國政跟隨蔣愛珍來到醫院值班室了解情況,就在這時,李佩華、謝世平、鐘秋等人突然闖了進來。張國政問:‘你們要干什麼?’李佩華陰陽怪氣地(作者如何得知?)說:‘我們來抓鬼!明說了吧,就是來捉你和蔣愛珍的奸!’”

   “張國政氣得發抖,指著李佩華和謝世平大罵起來,張國政叫人把醫院黨支部書記徐進義和所有支委都叫到了值班室(兩個“叫”字,可見張雖是副書記,卻可以對書記頤指氣使。其他支委就更不在話下了),想讓組織對此事作出判斷,譴責和阻止李佩華和謝世平的無恥作為。徐進義問李佩華和謝世平究竟是怎麼回事,此二人支支吾吾,說不出所以然。”

   五面“金牌”有恃無恐 此處必須指出,張國政為何氣勢淩人,皆因他除擁有四面“金牌”---共產黨員、轉業軍人、國家幹部、成分優越。儘管只是醫院黨支部第二把手,卻由於“槍桿子”在整個文革過程中都備受倚重,在現役軍官調回部隊之後,即使已經退役也身價十倍,故完全可以在該院說一不二。

   也正因為張平日飛揚跋扈,醫院內外對之“看不慣”者大有人在。被作者描繪成十惡不赦的壞蛋李、謝二人並不孤立。謝敢於向團黨委告狀,而“144團黨委沒就這件事表態,這意味著也沒有對李佩華和謝世平進行批評”,都說明作者的“解析”本身帶有偏見。文中所謂“一些人懷著病態心理對他人的緋聞和災禍津津樂道,輿論對蔣愛珍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貌似持平,實際並非如此。

   對於團黨委所派工作組長楊銘三,作者極盡抹黑之能事:

   “楊銘三和張國政以往在工作中曾經產生過矛盾,楊銘三對張國政同樣‘很煩很不感冒很看不慣眼’。如果說李佩華和謝世平表達‘很煩很不感冒很看不慣眼’使用的是誣陷手段,那麼掌握權力的楊銘三就一定要依仗權力使用報復手段了,這是所有權力者的本能。所以,我們可以說楊銘三帶領的工作組從一開始就帶著有色眼鏡,自然要偏袒李佩華、謝世平一方,只能越調查越復雜,越調查對張國政和蔣愛珍越不利。”

   這裡不妨反問作者,你難道不是“從一開始就帶著有色眼鏡”嗎?如果說,32年前《蔣愛珍為什麼殺人?》的作者派性未除,“自然要偏袒”保皇派,那是當時“大氣候”影響所致,可以理解;那麼,時值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此刻,你翻出這件塵封舊案,肆意偏袒張國政一方,“這是為什麼?”楊銘三作為144團主管醫療衛生工作的副參謀長,往日與張國政有過節,說張毫無不是之處,能使人信服嗎?

   “4月6日,144團團長馮俊發親自跑到醫院做政治動員,號召在144團醫院全面開展揭批查運動,集中揭發張國政的問題。調查‘3•17’事件的工作組改為領導揭批查運動工作組,把‘3•17’事件放在揭批查運動中一起搞,這樣,‘3•17’事件就被人為地賦予了一種政治色彩。”

   末尾這句話又是作者的主觀臆斷!馮團長會毫無根據地把矛頭指向張國政嗎?文中稱144團員工“因為同情張國政和蔣愛珍而受到歧視打擊的就有三四十個人。”卻沒有交代該團員工總數不下7000人!

   筆者再次肯定,蔣愛珍被誣陷以致行兇殺人是個悲劇。作為未婚女青年,蔣本人迭遭不公正待遇,一度精神失常,值得同情。根據大陸的國情,她後來服刑15年刑滿出獄,是可以接受的。不過,當時有讀者去信說她不是反革命,所以應予輕判,那種說法卻是荒謬的。

   作者在後面寫道:

   “我無論如何找不到工作組對張國政做了什麼處分的材料,按照常識,應當是撤除了他144團醫院黨支部副書記職務,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李佩華和謝世平達到了他們的目的,蔣愛珍成了他們卑劣行為的陪綁。”

   既然“無論如何找不到”處分材料,怎麼能“按照常識”判斷張被撤職,李、謝得逞呢?作者是寫小說還是發表高論的學術性文章呢?

   兩點高見難以苟同

   “陳行之的隨筆內容豐富,知識淵博,思想深刻,視野開闊,行文老辣,別具一格,深受讀者歡迎,在網絡上廣為流傳,是國內引人注目的思想者之一。”

   “百度百科”的上述介紹筆者無意置喙,但該文後面針對蔣愛珍案提出的三個論點中,第二和第三似乎難以成立:

   二、在整個事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一種行政的力量,我們甚至可以說是非人性的行政權力把蔣愛珍逼到了絕路,而現在這種行政力量對個人生活的干預已經比較鮮見了;三、李佩華、謝世平雖然沒有從生活中絕跡,但是此類小人要想再用這種喪盡天良的方式害人,在今天已經很難了。

   關於“行政力量對個人生活的干預”,甚至“把人逼到了絕路”,這類事件並不“鮮見”。唐福珍、楊佳便是例子。該文下面這段話倒不無道理:

   “32年過去,盡管有了所謂的改革開放,盡管國家經濟有了很大發展,但是畸形的政治文化沒有發生變化,由這種政治文化導致的中國人的生存形態沒有發生變化,社會喪失對善進行遮護機能的可悲局面沒有發生變化……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才看到用為保護房產自焚了唐福珍,我們才看到為討薪而送掉性命的王斌余,我們才看到為討一個說法而被殺死的楊佳,我們才看到為抵抗拆遷被車輪碾壓的錢雲會。”

   但豈非與第二個論點相矛盾?

   至於“用喪盡天良的方式害人”,不知道毒奶粉製造者算不算?

   作者尖銳地指出1949是“1946年以後32年的某個時間節點”,卻沒有明言它如何“添加了某種原來不曾有的東西,正是這種東西決定了什麼事件發生和什麼事件不能發生。”

   這個“某種原來不曾有的東西”,說穿了,便是毛王朝一黨專政帶來的新的階級構成。不同階級的生存狀態涇渭分明,用一個近年出現的詞語“含金量”說明的話,居於金字塔頂的“打天下”者及其眷屬,身份含金量最高;拿“鐵飯碗”(固定工資)的幹部工人整體上活得可以,鐵畢竟有個“金”邊;農民哪怕屬於貧下中農也只跟“土”相連,談不到什麼“含金量”,處於弱勢;最慘的是占總人口“百分之五”的“階級敵人”,宛若爛泥任人踐踏。

   這樣“解析”,不知作者以為如何?是否有助於真正“挖掘出隱藏在歷史事件和人類行為後面的動力源”,“能夠真正弄清歷史”?

   義山撰文(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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