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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苏东革命、埃及革命和八九民运

   试析苏东革命、埃及革命和八九民运
   ——不同的传统塑造了不同的结局
   
   
   (郭国汀律师主持之天易网首发)

   
   
   我在拙作《埃及革命与中国“六四”运动的最重要区别》一文中提出:不是示威民众的诉求,而是军队的不同选择,导致了埃及革命与中国“六四”运动迥异的结局;我并得出:当年中国军队选择屠民,而埃及戒严部队选择保持中立,是不同的文化传统造成的结果:中国民族遵守律法的习性很弱、人治的习性很强;埃及民族人治的习性较弱(相对中国民族)、遵守律法的习性较强。
   
   
   郭国汀律师完全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八九民运的凄惨结局与中国传统无关,“六四”大屠杀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军队是共产党的党卫军;对此,季逵先生和贝苏尼也持相似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军队之所以执行屠杀令,是因为中共“党指挥枪”,与中国传统无关。
   
   
   郭国汀先生的论点有一个很经典的悖论例子,它就是导致苏联共产党瓦解“八一九”事件:面对红场上数万拥护叶利钦的民众,苏军戒严部队拒绝执行苏共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开枪令,在民众的围堵下,坦克驾驶员干脆把发动机熄火...试问,苏联红军是不是共产党的党卫军?当时的叶利钦已经退出了共产党,苏联红军为什么没有为了救党而向老百姓开枪?同样,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等国的军队统统拒绝向百姓开枪,前波兰、东德的军队就不是共产党的党卫军?
   
   
   前罗马尼亚虽然开了枪,但开枪屠杀罗马尼亚示威民众的是内务警察部队(相当于中国武警部队),罗马尼亚国防军不仅拒绝镇压,而且因为齐奥塞斯库向老百姓开枪而倒戈,调转枪口推翻了共产党极权统治;试问:之前罗马尼亚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国防军,就不是党卫军?
   
   
   1989年至1991年,在拒绝向老百姓开枪这一点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是一致的。难道此前,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已经实现了军队国家化?
   
   
   1989 年的时候,难道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有质的区别?即便就专制独裁的程度来说,当年中国也并不比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前罗马尼亚更加专制,八十年末的中国,政治环境是在各共产党国家里,是相当宽松的——当时新闻出版自由部分已成为事实,只需要立法和改变体制来保护而已。
   
   
   在相同或相似的历史关头,前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国家的军队都作出了拒绝向本国人民开枪的相同选择,这就不能以偶然来解释了。同处历史关头,在政权性质相同、军队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军队会作出截然相反的选择?这就只能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去找原因了。
   
   
   试析如是:前苏联和前东欧国家都是宗教(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传统国家,它们都没有老人政治传统,历史的关头,它们都没有一个凌驾于在职领导人之上的“太上皇”老人、或老人集团,这些民族遵守规则的习性较中国人强,人治的习性较中国淡薄。
   
   
   这就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世界民主化风潮,在东欧和中国造就截然不同两种结局的根本原因。
   
   
   埃及革命中,八十岁以上的独裁者、百万人的示威、广场持续抗争、戒严部队进驻...等等要素,与中国“六四”运动如出一辙,但人们不应忽略:埃及从来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宪法和国家之上的“太上皇”老人集团!才是埃及军队历史关头能够保持中立的内在原因。
   
   
   郭国汀先生认为:中国是共产党国家,而埃及不是共产党国家,埃及军队本来就是国家化的,所以埃及革命能够成功。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埃及军队是真正国家化军队,就不可能支持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没有军队支持,穆巴拉克根本不可能维持独裁统治三十年;如果埃及军队忠于宪法,也不可能听从穆氏命令进驻开罗,因为对和平示威动用国防军是违宪的。显然,之前埃及军队是忠于穆巴拉克的。
   
   
   其实,所有专制独裁国家,军队都不是真正国家化的,并非只有共产党国家的军队才算“党卫军”,试问:台湾“戡乱”时期的国民党军队,难道没有党卫军的性质?也并非只有共产党国家的军队才容易向老百姓开枪:韩国全斗焕军队制造了“光州事件”、乌兹别克卡西莫夫调军制造了安集延大屠杀,这些军队都不是共产党军队。
   
   
   虽然现在胡锦涛一伙的反动统治,完全依赖“党指挥枪”的组织原则苟延残喘,但当年导致“六四”大屠杀的,却不是“党指挥枪”的原则。事实上是:邓小平、陈云等“八老”依靠老资格和中国老人政治+人治政治的传统惯性力量,颠覆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六四”大屠杀正是这一颠覆的结果。
   按照中共组织原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在党内受总书记的领导没有总书记联署,军委主席的命令是无效的。所以邓小平动用军队屠杀就不属于“党指挥枪”,而恰恰是相反。“六四”大屠杀,是邓小平等“八老”凌驾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结果,是地地道道的老人政治——中国特色的人治式的专制结果。
   1989年五月十七日,政治局四常委(万里在访美)就局势的处理紧急表决,李鹏、姚依林主张调军戒严,赵紫阳、胡启立反对戒严,双方打成二比二;依据中共的规则,这时必须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取舍;如果政治局会议不能决议,就必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直至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但当时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的邓小平、陈云等“会议八老”,却蛮横阻止赵紫阳召集党的会议,另行在家里召开黑会,邓小平、陈云在黑会上,不要任何程序,非法(践踏中共组织原则、违背宪法)作出戒严决定。邓小平、陈云等人还不顾政治局多数的反对,冒天下之大不韪,丧心病狂地非法下达向开枪命令...中国这种由几个政治老人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凌驾于党组织、在职最高领导人、国家和宪法之上的奇特现象,即使在共产党国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为什么当时身为普通党员邓小平一伙也能够横行霸道、有恃无恐?这是因为杨尚昆、杨白冰等军队首长当时忠于邓小平个人,他们既非忠于国家、也非忠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解放军大多数高级将领选择了执行镇压令,没有一人敢于倒戈相向?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老人政治+人治政治的传统惯性力量的作用使然。
   
   
   综上所述,中国之所以错失1989年民主化机遇,民族劣根性和中国传统惯性力量的负面影响是主要原因。这虽然很伤中国人的自尊心,但却是事实,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并从中汲取教训。一个不敢正视自己劣根性的民族是永远没有长进的。
   错过了机遇,就得付出代价。类“八九”民运那种盛大的街头运动现象在中共垮台之前,决无可能再现于中国。这一则是因为中共当局监控、引导、镇压手段之成熟、严密、狡诈、精致化远非八十年代可比,也远非突尼斯、埃及可比;二则因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那种民主化的政治激情和道德勇气早已荡然无存,现在中国民众中反对共产党的人,主要是经济利益受损的人群,而且抗争的人中,大部分以个案经济利益为诉求,只有少数人上升到体制层面。
   许多民运异议人士现在热烈地预测:埃及革命很快会在中国上演。我实在告诉你们:现在不是1989年,埃及式革命决不可能在中国发生。中共快要垮台了,但决不是以埃及革命的形式垮台。
   我们探索民主化的人,首先必须客观,如果把主观期望当趋势,除了自欺欺人以外,还能有什么作用?
   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判断:中共垮台后,中国仍然不可能有宪政民主,中国民主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曾节明 写于 辛亥革命百年二月十五日下午于曼谷流亡寓所
(2011/02/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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