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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革命与中国“六四”运动的最重要区别

埃及革命与中国“六四”运动的最重要区别
   ——兼论胡平“见好就收”论完全正确
   
   最近有些人以埃及革命为据,猛批中国“六四”运动之不彻底,进而声讨胡平的“见好就收”论,全盘否定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价值。
   这些人都不明白埃及革命与中国“六四”运动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区别。

   埃及革命与中国“六四”运动最重要的区别是:同样面对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游行,埃及的戒严部队保持中立,拒绝执行独裁者的镇压令;而当年中国的军队却遵行命令,向民众猛烈开火。
   埃及革命之所以成功,中国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此,就这么简单。
   而中国人,一方面最善于把简单的事情搅复杂,不搅到“谁也不负责,谁也说不清”的地步誓不罢休;另一方面最善于借题发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最近有一伙人借埃及革命,痛心疾首地指责“六四”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不明确、不坚决、不彻底、不英勇,恰成埃及革命者的反面,进而揪出了误导“六四”的“投降派”刘晓波、挖出了“见好就收”的理论祸首胡平...若以为他们是在反思“六四”,那就错了,他们紧密联系实际,以埃及革命的成果为炮弹,集中火力猛轰刘晓波这个最可恨的诺奖得主、猛轰夺走他们风头的《零八宪章》,大有一举而批倒批臭之势。
   许多痛恨专制、腐败的中国人,出于对埃及局势的羡艳和驱除中共的焦渴,被以上一伙人的伪革命豪情所迷惑,在盛叹埃及成就之余,盲目自轻自贱,片面否定“六四”运动和中国民运。可见,讨刘派为一己之私,误导作用不小,笔者深感澄清“六四”与埃及革命等问题必要及刻不容缓。
   中国“八九”民运的领导者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公开提出了结束老人政治、新闻自由、党政分开、真实人大代表选举等诉求,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不谋而合,还不够明确?还要怎样明确?是不是要高喊:“打倒共产党”、“打倒邓小平”才算明确、坚决、彻底、英勇?试问某些先生们,你们当年在国内“明确、坚决、彻底、英勇”地反对共产党时,是否有过上街高喊“打倒共产党”、“打倒邓小平”的壮举?
   更主要的是:中国八九民运期间,高呼“打倒共产党”、“打倒邓小平”的口号究竟是更能取得胜利,还是使军队开枪屠杀来得更快?毫无疑问是后者。“打倒共产党”、“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只能使邓小平等“八老”杀人的决心下得更快、对民运的镇压更为残酷、对党内政改派的清算更为彻底,舍此无他。因此,二十二年前的“六四”运动者,如果象这些人所要求的那样“明确、坚决、彻底、英勇”,只会输得更快。
   那么,为什么埃及民众不妥协的抗争就能成功,而中国八九民运就不能呢?因为在埃及革命当时有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在二十二年前形势下,中国八九民运因为少了这个必要条件,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这个必要条件就是军队保持中立。埃及民众的胜利在于军队拒绝镇压,而根本不是某些人所认为的“明确、坚决、彻底、英勇”,热兵器时代,老百姓是永远敌不过军队的,如果埃及戒严部队遵从穆巴拉克命令,任你示威民众再“明确、坚决、彻底、英勇”也没有用。1947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民众在共产党的煽动下举行反国民党的大暴动,够“明确、坚决、彻底、英勇”了吧?在军队的镇压下结果怎么样?
   为什么埃及戒严部队能够保持中立,而二十二年前中国的戒严部队却不能呢?因为埃及军队的高级将领没有盲从穆巴拉克,而当年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选择了忠于邓小平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因为埃及、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之间存在的重要的差别:作为伊斯兰传统的国家,埃及人有遵行律法的传统,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人治的传统社会;从无全民性宗教信仰、人治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个人崇拜习性要比伊斯兰社会更强,因此,埃及的国防军将领要比中国将领更容易树立忠于国家的意识,而中国将领忠于个人的习惯根深蒂固;也因此,中国的邓小平可以凭借个人权威践踏规则、肆意妄为,埃及的邓小平就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胡锦涛发了疯地反对“军队国家化的错误思想”,为之不惜从历史垃圾堆里翻出“武德”观念,向部队灌输,企图进一步强化解放军的家丁意识,诚可谓倒行逆施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即便受人治的惯性,八九民运期间的中国,部队仍然有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因为当年的部队,许多高级将领都很开明,他们支持赵紫阳搞政治改革,军队的首长杨尚昆、杨白冰一开始内心也倾向赵紫阳。但是,关键时刻赵紫阳却不敢站出来,以总书记的名义号召军队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拒绝向人民开枪的非法命令(按照中共的规则,没有总书记签字,邓小平的开枪令是非法的)。邓小平虽然有老资格,但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思想和类似戈尔巴乔夫的风度和相貌,却更有号召力;如果赵紫阳当年敢于站出来,解放军一定会保持中立;解放军喊不动,邓小平等“八老”和李鹏一伙很快就会垮台。如果那样,中国“八九”民运就胜利了。
   但是,反对戒严的赵紫阳却始终不敢站出来号召军队,尽管他是总书记和军队副主席。因为赵紫阳的不作为(严格地说应算失职),人治惯性驱使下的中国军队,唯有听从邓小平的号令。
   那么,赵紫阳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好机遇面前,宁可束手就擒也不敢背叛邓小平呢?这是儒家的忠孝观念,以及由之生发出来的老人政治传统造成的,文化传统的强大惯性,构成了赵紫阳等人反叛邓小平的心理障碍。
   历史上,中国人孝敬老人的传统,在儒家(尤其是理学)的长期影响下,异变为长辈对晚辈的专制权力,由是形成“太上皇”和“垂帘听政”的老人政治文化;中共窃国后,在这种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等“八老”凌驾于宪法、甚至共产党政治局之上的奇特的老人政治现象,此种老人政治,在全世界共产党国家里都系独有,真正具有“中国特色”。
   一般来说,成长于民国的人和有文化的人,容易受到这种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赵紫阳本人,恰恰就是成长于民国的、有文化的人,二十二年前的军队高级将领,都是成长于民国的人。关于儒家传统思想观念怎样影响了赵紫阳的选择,我在拙作《为什么东欧抓住了1989,中国却不能?》中有详细的论述。
   
   埃及革命与中国八九民运的区别、中埃两国国情和现状的差别,许多都是非常明显的,但“讨刘派”和“革命派”统统视而不见。
   某老先生先生睁眼无视中国与突尼斯、埃及的巨大差别、无视当前中国缺少促发全国风潮的诱因和条件之现实,躲在美国跳脚鼓动中国人全民上街,以埃及革命为榜样;但当别人建议他“抓住机会”,闯关回国领导革命时,他就大骂闯关回国革命建言是“共特的诡计”。人们不禁要问:某老先生先生要的到底是中国革命,还是美国革命?抑或口水革命?一个连闯关回国都不敢的人,有什么资格鼓动别人去抵挡国保、公安、武警、特警、防暴队的酷刑、手铐、瓦斯、棍棒和子弹?
   百年前孙中山倡导革命,他自己两次闯关回国领导起义;孙中山也派人回国策划起义,孙中山等人闯关回国的主张和行动是不是“满特的诡计”、抑或中了“满特的诡计”?王炳章高举孙中山旗帜,他言行一致,某老先生你做了什么?你有什么资格骂别人不“革命”呢?
   即便在美国,孙中山们也积极募捐结党。某老先生出国十五载,可曾做了一丝一毫革命组织筹备工作?他不仅半点革命实事不做,还鼓动民运异议人士集体退出民运组织,难道退出民运组织后去干嚎“全民起义”,才算革命;他不仅半点革命实事不做,还重操康生旧业,把王炳章等几乎所有实干的民运人士打成“特务”...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象某老先生这样抓“特务”喷口水,才算”革命”?
   
   某君手捧埃及革命的现行宝典,壮怀激烈地声讨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懦弱,但某君不妨回头看看:二十一年前自己是否比刘晓波更英勇?二十二年前,身为访美学者的刘晓波,主动中止访美,回到已被戒严部队包围的北京城,加入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行列;某君则选择留在美国隔岸观火——当然,隔岸观火也是人的权利,但一个隔岸观火的人,是根本没资格指责一个亲赴彼岸救火的人“懦弱”的,此乃做人之羞耻心底线。
   那么,二十二年后的今天如何呢?的确,某君和他的文章很坚决、很彻底、很英勇,但不该忽略:某君身后是白宫草坪和飘扬的星条旗;刘晓波先生和《零八宪章》很温和、很妥协、很“懦弱”,但不要忘记:他们身后是饱蘸人血的天安门广场——阴森森的世界上头号极权的龙潭魔窟。
   且莫说埃及革命与中国的八九民运在诸多方面不具可比性,从来置身中国民主化实践之外、且人在美国的某君,以埃及革命谴责坚守国内、且为民主化身陷囹圄的刘晓波“懦弱”,就如同他因观点不同,就对曾热诚帮助过他的刘宾雁先生“鞭尸”的言论一样,除了自损形象以外,没有任何用处。
   
   批判胡平“见好就收”论的人,将埃及革命与中国作胡乱的类比,以胡平的“见好就收”来生搬硬套埃及的局势,然后以套不上为由,猛批胡平,甚至上纲上线;这些人睁眼不察,胡平的“见好就收”论,是对1989年中国民运的经验总结,它的服务对象是中国民运;胡平先生本人也从没说过“见好就收”论放之四海皆准”,可以指导埃及民运。
   胡平先生当年提出的“见好就收”论,是完全正确的。之所以完全正确,是因为这个主张符合八九民运期间的中国实际情况:
   由于老人政治和愚忠愚孝传统惯性,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注定不敢反叛邓小平,中共国的军队将领,注定既不敢象前罗共军队将领那样倒戈,也不敢如今天埃及的将领一样保持中立,这种情况下的群众运动,是不可能推翻得了专制政权的——更何况对手是一个控制能力、镇压能力远在埃及穆巴拉克政权之上的中共极权政权。
   在这种攻不能克的情况下,明智的选择是争取全身而退,以保存实力、尽量减小党内外政治改革派的损失。当年若能“见好就收”,则决不会有“六四”大屠杀和之后那样大的政治倒退——试问:“六四”大屠杀惨案,究竟是促进了中国民主化,还是相反?如果二十二年前的示威学生,能够于赵紫阳“五四”讲话之后主动复课,则赵紫阳决不会下台,被动难堪的反而是李鹏、陈希同一伙...若是,中南海里,再怎么也轮不到无心政改的江泽民和亲朝鲜的极权倒退分子胡锦涛来坐庄,那样的化,今天的中国,民主化纵使仍未实现,也远不会有今天的困境和严重倒退的人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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