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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窃据中国大陆的三大外因

   中共窃据中国大陆的三大外因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意外(之一)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中共窃据中国,决不是其吹嘘的所谓“历史必然”,因为中共既不比其所颠覆的统治集团先进,中共的那一套也不适合中国社会当时的需要。事实是:中共窃据中国,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结果,就外因来说,主要有三大偶然因素:

   
   一是俄国在中国转型的脆弱时期异变为共产国家,并因其赤化东欧的战略遭遇失败,转而推行赤化中国和东亚的“东方路线”。这个因素使中共得以借助国民党的影响迅速成长。这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如果十月革命晚五年发生,那么等苏俄站稳脚跟时,孙中山已去世了,苏俄赤化中国将会困难许多;
   
   二是日本在1931年入侵中国,并在1937年发起全面入侵,这个因素使得国民党势力大为削弱,而中共势力坐大。这个因素也很偶然:因为日本本可以有更好的机会,如果日本提早十年进攻中国,虚弱的军阀和立足未稳的南京政府根本无力抵御日本的入侵,中国将如南明那样很快灭亡,如是,苏俄赤化的病毒也就失去了寄生的载体;但日本偏偏在机会最好的时候不动手,却选择国民党“黄金十年”之后再大打特打,结果在已有所根基的国民党政府狙击下,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淖,从这一点说,日本军阀之战略头脑,尚不如满清之多尔衮。
   另一方面,如果“九一八”事变推迟五年发生,那么中共势力将被消灭。
   
   三是美国在历史关头对华政策大错,客观上帮了中共的大忙。
   
   其一,将中国东北让给苏联。斯大林本来急于控制外蒙古和新疆,对出兵中国东北并无兴趣,美国总统罗斯福却高估了日本关东军的实力,恳求斯大林签署《雅尔塔协议》,主动将中国东北让给苏联;苏联夺取东北并转交中共,第一次令中共获得了打天下的本钱。如果没有美国不把中国东北让给苏联,而在核炸了日本后在东北登陆,日薄西山的关东军同样抵挡不住,如果那样,中国的历史必将改写,整个东亚的格局也将改写,将不会有共产党的中国、不会有令美军死亡近十万人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日军在中国东北的迅速崩溃,本来是是美国在太平洋苦战三年的宝贵收获,但这个远东最大的战略果实,却因为罗斯福、杜鲁门的愚蠢,被苏联人摘了去,正应了中国道家一举名言“甚吝必大费”(《道德经》),罗斯福、杜鲁门等美国左派政客吝惜本国人命,却吝惜得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结果反而浪费了十倍以上的美国人命。
   
   其二,二战后的愚蠢调停:逼迫国民党与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并于1946年强迫国民党单方面在东北停战。二战后期,左倾的美国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从偏见出发、在未作周全调查的情况下,愚蠢地判断中共是有别于苏共的“农民民主党”,因而强令国民党与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左得发昏的美国杜鲁门政府,凭不切实际的愿望行事,根本无视
   中共坚持武装割据,并一再挑起内战的事实。遗憾的是:至今还有不少糊涂的中国异议人士,今天还在指责蒋介石拒绝“联合政府”,试问:世界上哪一个联合政府能够建立在武装割据的基础上?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宪政民主,能够于武装割据当中建立起来?
   1946年夏,毛泽东低估国民党军队实力,错误地命令林彪所部二十万人在四平与国军决战,结果大败,东北共军溃不成军,逃回黑龙江的仅两三万人,士气低落,孙立人将军率装甲新五十师从南满打到北满,势如破竹,挥师过江,已进至距哈尔滨六十公里处,中共已基本丧失了抵抗力,林彪已经在双城收拾东西,准备逃往苏联,毛泽东也无可奈何地批复了林彪打游击的请示电报,值此关键时刻,美国特使马歇尔,居然莫名其妙地以停止五亿美元对华援助为威胁,逼迫国民政府立即停战。
   美国政府的糊涂,令国民党错失了在东北击败共产党的唯一一次战略机会。因为当时中共在东北尚未生根,也未及得到苏联充分的援助。国民党在东北的停战令林彪集团得到了救命般的喘息机会,而后在大半年的时间内,中共通过土改、取得大量苏援、扩编和训练武装等措施,在东北生了根,半年后,中共东北势力就如冻土一般,国民党再也啃不动了。
   马歇尔混账的“调停”,令国民党丧失了最后一个击败共产党的机会。
   
   其三,1948年中华民国最艰难的时候,美国杜鲁门政府却以国民党政府“独裁”、“腐败”为由,拒绝给予中国一分钱援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甚至还一度率使馆官员故意留在被中共军队占领的南京,向中共摇橄榄枝,公然作出抛弃盟友的不义姿态。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后,杜鲁门、艾奇逊等左派分子和亲共分子,幻想可以联合毛泽东,为了讨好中共,居然还准备把台湾丢给毛泽东、斯大林去“解放”,只是后来朝鲜战争这记重重的耳光,才打醒了他们的糊涂美梦。
   美国杜鲁门政府,在国民党对付共产党占据优势的时候,大力破坏和阻挠国民党击败共产党的努力,并且把国民党的好局彻底搅黄;而等到中共占据优势的时候,对国民党失利局面负有重大责任的杜鲁门、艾奇逊等人,却袖手旁观,甚至对盟友落井下石;某种意义上说,杜鲁门、艾奇逊之流对中共的帮助,远比斯大林还要慷慨和有力。
   杜鲁门、艾奇逊等人拒绝援助蒋介石的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在当时中共毫无和平诚意、挟抗战坐大之势,疯狂发动内战欲夺天下的情况下,你要蒋介石如何开放宪政民主?当时共特渗入国民政府每一个角落,开放行宪,只会为中共渗透颠覆大开方便之门,必然垮得更快,只怕连撤退到台湾都不可能了;当时在战争戡乱、内战用人环境里,你要蒋介石如何反腐?大敌当前狠抓“反腐”,只能象崇祯皇帝一样,落到“上下离心”、开城延敌的结局。陈诚主持东北时大抓“反腐”,结果如何?结果是大批将官被反到林彪那边去,顺便也把林彪克星陈明仁也反走了,东北局面终于不可收拾;更何况,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主要并非“腐败”造成,而是内战的拖累,再加上中共对国统区疯狂印制和投放伪钞等下三烂“超限战”手法,你要蒋介石如何搞好经济?
   
   对于中国的赤祸,尽管美国负有重大的责任,但因为美国的短任期总统制政体所造成的短视、不负责任等弊端,美国政界对对华政策的历史错误很难作出正确反思,美国政客也难以调整现行的对华政策。
   所以,中国人得靠自己的力量成就民主化,而不能指望美国;今后中国领导人应该汲取历史教训,要和美国友好,但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上要审慎对待美国政府的意见,因为历史多次表明:美国政客在中国问题上多半是错误的,而且耽误中国不浅。
   
   曾节明 成稿于辛亥革命百年元月二十九日中午于曼谷流亡寓所
(2011/02/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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