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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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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乞丐面面观

京都乞丐面面观
    —庄晓斌—
   追溯乞丐的源头,大约能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计划经济时代,在人人有饭吃的一大二公的体制之下,人们虽然难能温饱,但流落街头,公开乞讨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当在取缔之例。乞丐现象虽然未被禁绝,但在公共场所却很少见到。电影《武训传》的公开批判,更是把乞丐推到了“过街老鼠”的位置上。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偏远、荒僻的农村,虽然有饿死人的事例发生,但大量地流入到都市里,过着以乞讨为生的群体尚未形成。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富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各大城市里都衍生出一类新的群体,与琳瑯满目的各类商品相映衬的是蓬头垢面,衣裳褴褛的乞丐傍街而行。这一类群体露宿街头,过着以乞讨为生的日子,为车水马龙的繁华市容平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即是在祖国首都北京,乞丐也随处可见,在前门大街、在各地铁站口、在繁华的西单、王府井商业区,记者摄下了几组镜头,为了更深层次地关注这一类群体的生存状态,记者放下摄像机后,对京城颇具特色的乞丐族,作了一次深度的追踪寻访。

   西单街头的残疾青年,原来是一具最有价值的道具
   1999年的盛夏,北京的气温高达零上四十度。在最繁华的商业区西单北大街的护路铁栅栏内侧,地上铺放着一张凉席,一位不到二十岁的残疾青年,被人置放在凉席之上,他身边展放着一张大红纸,大红纸上写着:“我是陕西省临潼市人,因患骨癌,来京诊治,现钱花光了,可病情还在继续恶化,恳求好心的大叔大婶帮我一把,今生无法报答,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您的善心。”
   这位残废青年的凉席之侧放着一个小塑料盒,里边散落着几张纸币。这位残疾青年上身穿着一件白色衬衣,下身只穿一条可遮羞的短裤,两腿赤裸,其中一条左腿已截肢,裸露的伤口上还有脓水渗出,另一条右腿也骨瘦如柴,青年侧卧在凉席上,频频地向行人颔首致意。围观的人很多,几乎没有不施舍的,塑料盒里的钱很快就成了堆。
   北京的城管检查很严,像西单这样的闹市区,虽然也有小商小贩乘空摆推,但城管监察的车一来,便四散而去。
   城管的车真的来了,坐在车上的市容管理人员见有人簇聚,还以为是摆摊的,停下车快步赶来,只见是一个残疾人在行乞,城管的人也无可奈何。这个残疾青年见了城管的人也不惧,张口说道:“好心的大叔大婶,帮我几个钱治病吧,我求求您了。”一位穿城管监察制服的女的,也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五元钱,扔到塑料盒里,城管的人只好对过往行人说:“大家别在这里簇聚,这位青年的亲属在那里?”
   围观的人显然都是行人,没有人挺身而出,城管的人问那位青年:“你是怎么来的?”残疾青年说:“是几位好心的病友送我来的,他们回医院去了,得到下午三点,才有人来接我的。”
   天气炎热,有的行人自觉地为这位青年撑起一柄凉伞来了,城管的车等不到三点就开走了。附近果然有几位三四十岁的男人,来到残疾青年身边,先收起塑料盒里的钱,叫来了辆出租车,把这位青年拉走了。
   这伙人走后,西单临街一位卖箱包的小老板走过来对行人说:“这个残疾青年来此已有三、四回了,他只是个‘托儿’,那伙人就是拿他这个‘托儿’发财的。这招真灵,警察来了都没辙,这三四个人把这残疾青年往这里一放,就溜边了,他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过几天就到别的地去了。”
   果然,时隔不久,记者又在北京南站附近见到了这伙人,那位残疾青年依旧躺在张凉席上,只不过凉席上多了瓶矿泉水,那张大红纸变成了硬纸板,附近溜边的也不仅仅是几个男的,还多了两个女人。记者有心探秘,便驻足观望。
   过不多久,只见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匆忙走过来说:“快走,李所长来了。”
   附近溜边的几位男女也顾不得围观人惊愕的目光,七手八脚地抱起残疾青年,急匆匆地拐进了一条小巷。
   记者四顾左右,只见不远处一位佩戴着值勤袖标的穿警服的中年人走过来了。
   记者迎上前去,掏出记者证,对李所长进行了采访。原来这位警官是北京南站的铁路派出所所长,提起这伙人。李所长说:“这是一伙丐帮,已经遣送过好几次了,那位残疾青年,是这伙人的道具,他们就用这种方法哄骗善良人的钱财。把他们收容遣送了,送他们的人还没回来,他们倒先回来了,对这种人,法律都是无可奈何的。”
   李所长又说:“这是遇见了我,他们还知道躲一躲,要是不认识他们的警察,他们连躲都不躲,把个残疾人扔在那里,你有什么辙?摸不得,碰不得,碰上心软的,说不定你还得掏腰包贴上几块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就是利用人的善良来聚敛钱财的,这些人都不穷,有许多人在家里都盖起洋楼了。可他们吃惯了这口饭了,你怎么赶他们,他们都不走了。”
   “他们住在那儿?”记者问李所长。
   “他们就住在附近的私人开的小旅馆里,房钱是一分不少给的。他们是长住,店主为招揽生意,还挺愿意招这些人呢。”
   和李所长谈完,记者真的到北京南站附近的小旅店去转了转,果真如李所长所言,这一伙人正住在深巷里的一家私人旅店里。记者想进店里去看一看,可在门前,即被店主挡住了,店主说:“这店已经住满了,想要住店,请到别家去。”
   记者知道,在这里,亮记者证是没有用的,但又找不出更好理由来,只好在门前却步了。可是记者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就是刚才的那一伙人中的一个,手提着三四瓶啤酒和一包猪头肉从食杂店里回来了。
   记者揣度,不知道这啤酒和猪头肉是不是也给那位残疾的年青人吃喝?
   善良的人们那里会知道,他们好心的施舍,竟然就如此开销了。
   地铁口里的卧地老者
   北京有几十公里地铁,几十个地铁车站,几乎每一个地铁站口,都有一两位卧地乞讨的老者。这些人穿着破旧的衣裳,蓬头垢面,不论天气有多么冷,都匍匐在地上,有的几乎连脸都不抬,手里或拿着个瓷缸,或拿着个铁罐,里边有几枚硬币或是小额纸币,摇晃着,向行人讨钱。行人匆匆,几乎很少有施舍的,但这些人一如既往地或跪或伏蜷缩在那里乞讨。
   记者原以为这些人大都是外地流落在北京无家可归的人。
   未曾想,有一天记者偶然发现,这种判断实在是太主观了。
   那是临近岁末的一天,记者办事回来晚了点,搭乘最后一班地铁赶回八角游乐园。那一天,天降大雪,走出八角地铁口,平时在地铁口处接客的摩的竟一辆也没有了。回到住地还有几里路程,记者正在着急,东侧地铁口处一辆出租车驶过来了。坐这种车到家平时都是要十元钱的,所以我一般只坐三元钱的摩的,不坐这种车。今天特殊,我只好摆手叫停,车停了,司机一问,也是去衙门口村的,便说:“上来吧,正好顺路。”
   我开门上了车,才瞧见,车里边原来还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就是常在长椿街地铁口卧地乞讨的那位老者。
   乞丐坐出租车,这真是太奇特了,也许是今天下雪,他也该奢侈一次了吧?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出租车开到衙门口村后,他堂而皇之地叩响了一所民宅的院门。我以为,这一定是位租房户,心里还在感叹,他一天的讨要所得,也许并不能足以支付他的房租和今天打的的钱吧?
   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我又一次路过这所民宅,情不自禁地驻足观望,院子里的一阵吵嚷声吸引了我。
   门是虚掩着的,我从敞开的门缝向院里望,只见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孩,用手拉扯着那位身着脏衣服的老者,眼泪汪汪地说:“爹,您别去了,您这样下作,叫我和弟弟还怎么有脸见人呢?”
   “我一没偷,二没抢,凭本事挣钱,我下作什么?”那位老者挣脱女儿的手,昂然地争辨说:“等攒够了翻盖新房的钱,我就不干了。”
   我闻声一震,便想推开院门看看。
   不料,院里的老者往外走,一见是我,竟扭身把院门关上了。这次因为是大白天,我看清了这位故意蓬头垢面的老者。原来年纪不过五十岁左右,身体还挺硬朗着呢?
   我心里不禁掠过一丝悲凉。脑海里又浮现出了一位老妪的形象。
   那也是在长椿街附近的国华大厦后面的一条街道旁,有一位八十三岁的老妪摆摊卖鞋垫。那天,我特意在那位老妪的摊位上买了五双鞋垫,和那位老妪还做了交谈。
   她今天八十三岁了,来北京二十多年了,起先是为人家做保姆,现在年龄大了,保姆做不了了,才在这里摆了个摊,她摆摊,工商的、城管的从来不抄她的摊。
   人们都为如此高龄的老妪能自食其力,而由衷地敬佩。
   而这位想攒钱盖新房的北京人却选择了与这位老妪相反的途径,相比之下,真是令人感慨万分。人啊人!终究该怎样个活法?不能不扪心自问了。
   金钱和自尊,究竟那个可贵?这不仅仅是价值观的问题,也是颗理念和道德的砝码,沉甸甸的能透视出人性的美丑卑尊。
   各式各样的乞丐人等
   在北京,流落街头,向行人乞讨的也有各式各样的人等。
   在安定门的地铁口里,记者被一曲哀婉、悠长的二胡声吸引,这是一曲《二泉映月》。地铁的台阶下,一个盲人端坐在那里,两眼紧闭,他身边的一顶破草帽里盛满了纸币,我不由得从衣袋里摸出来十元钱,轻轻地放在草帽里。我发现过往的行人,尽管步履匆匆,但路过这位盲人身边时,都尽量地把脚步放轻。我从这位盲琴师的身边经过时,我感受到的不是求乞者的那种悲凉,而仿佛是陶醉在艺术的殿堂里。我想当年莫扎特也许就像这位盲琴师的模样。
   在前门大街,我还遇到过一位长像十分可爱的十来岁的小女孩,她也是端坐在小方凳上,用一把胡琴,招徕着过往的行人。那是九八年的暑期,这位小女孩旁边竖着一张纸板牌,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卖艺挣学费”。
   我毫不犹豫地就将一张纸币放进了女孩前面的小盆里。
   当时,给钱的人很多,可是一曲未拉完,有人警呼一声,警察来了,小女孩手脚麻溜地拎起方凳,头也不回,一路小跑就溜进地下通道里去了。
   九八年秋天,在前门大街的地下通道里,我还遇见了一位年青的歌手,他唱的一曲“小白杨”绝对不比阎维文唱得逊色。空旷的地下通道里,没有乐器伴奏,悠扬的歌声引得来行人驻足观望。在这位歌手的身前,不仅放着盛钱的小盆,而且赫然在目的竟是几幅金碧辉煌的奖状。
   我俯身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河南省通俗歌曲大奖赛一等奖”“许昌市业余歌手大赛金奖”等等奖状。
   这也是一位来京寻梦的人才,而今落魄街头,用这种方式觅求委身立命的一日三餐,如果给他机遇,说不定就成为了一颗歌坛的新星。
   在玉泉路的地铁出口,我见到一位年仅十六岁的男孩,他胸前挂着一张纸牌,上面写着:“我今年十六岁,来自四川农村,我来北京打工,已经三天没吃饭了。我什么活都能干,那位好心的大叔能给我找一份工作,我将终生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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