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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李志绥(6)

13
   
     毛的内宫中,如果说江青是最依附毛生存的人物,叶子龙则是对毛最有用处的人。叶子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后来我从汪东兴那得知(叶也亲口告诉我),叶也给毛找女朋友。叶替毛从各种来源提供女孩--机要秘书室、机要室。他都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控制、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女孩。  
   
     叶住在中南海,毛的菊香书屋的后面。叶安排年轻女孩进入中南海,先躲在他房屋内,等江青睡熟时,再把她们从饭厅后面送进毛的卧室。凌晨时分再送女孩出中南海。  

   
     叶也负责毛寄放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的稿费。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就是在《毛语录》卖出上万册之前),《毛泽东选集》已使毛赚进三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在一九五零年代,毛是全中国的首富之一。毛也很慷慨,资助了一些因共产党当权而被没收财产或无以为继的老师和友人。他也用钱资遣那些跟他在一起的女孩。叶子龙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帐目”--资遣费由几百块到几千块人民币不等。  
   
     我觉得叶子龙这人不易相处。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程度低,既不读书,也不看报。叶子龙也是少年时参加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到陕北。三十年代后期起,他就替毛工作。四九年到北京城前,他从未去过城市,没用过电,没看过霓虹灯。进了北京城以后,对着这个“花花世界”,他很快就被“同化”了。我想他原本就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他过去只是没有机会腐化而已。  
   
     一九五一年我还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一天叶来找我,要我给他五瓶油剂青霉素。他说他湖南老家的一位农民亲戚,得了梅毒,需要这种药。当时这种药中国不能生产,完全从美国进口,数量有限,门诊部只有两瓶。我没有给他,他拂然而去。  
   
     他走后,门诊部的护士长同我讲:“你怎么不给他?他可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红人,中南海一霸。别人想给他,还碰不上这机会。你怎么得罪他?”我当时并不以为然。心想,我与叶河水不犯井水,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有什么了不得哪。这可真应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想到后来我被调到一组,又应验了“不是冤家不聚头”。  
   
     一九五零年初期,叶子龙的待遇同大家一样也是供给制,没有钱。但许多人都愿意巴结毛的机要秘书。共产党当时大力提倡简单节约的精神,叶却举凡食、衣、住、行都尽量追求洋化。北京高干俱乐部成立后,叶和那些负责人混得很熟,常常可以免费享用最好的餐宴。  
   
     高干俱乐部和北京饭店是叶最爱出没的两个场所。这两处的警卫从来不检查叶的通行证。任谁一眼望去都看得出叶是个高干人物。当时北京城的市民都穿着褪色缝补的棉衣,叶一身合身剪裁的毛料毛服十分突出显眼。叶也负责毛做衣服的事,裁缝总会提供叶一些难得的衣料①。  
   
     叶并主管毛的礼品储藏室。毛通常将礼品慷慨分赠一组的人。但汪东兴告诉我叶的手脚并不干净,他的劳力士手表和莱卡相机都是拿来的,叶还是北京城内第一个拥有日本制电晶体收音机的人。他后来对外国电器名牌十分熟悉,但却无法在地图上指出其输出国的位置。  
   
     叶的另一个“渠道”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设的“团和农场”,这里生产各种食品。  
   
     解放后,各地都设有劳改农场,是关犯人,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劳动改造农场。生活条件极差。早期的政治犯都是国民党军队或低层地方官员。高级官员不是逃走,就是象我父亲一样,为共产党吸收。我父亲是共党欢迎的“投诚者”之一。共军打到南京时,周恩来派了一个人去说服我父亲留下来。后来我父亲经由周的帮助,搬回北京,生活优渥,还有自己的房子。  
   
     我进一组后和叶相处得不好。他觉得我是旧社会的资产主义知识分子。我是汪推荐到一组工作的,于是傅连璋和叶联合想将我排出一组,主要由叶向毛说我政治上不可靠,我有架子,同工农出身的干部合不来,看不起这些人等等。直到毛要江青告诉叶,这些都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卫士们也看不惯医生。卫士值班室和医务人员相邻。两者地位孰高孰低立即可见。医生中,徐涛又特别沉默寡言。当时他被打成反党分子,又冠上不正当行为,自然更是噤若寒蝉,唯恐祸从口出。  
   
     医疗人员一向较为沉默。相较之下,卫士们却高谈阔论,口若悬河,讲个不停。  
   
     尤其每当叶子龙、李银桥来到值班室以后,这里成了茶馆,交流小道消息,散发牢骚怪话,可以说是无所不谈。  
   
     值班室里常谈的话题是性。毛并不具备正确、充分的生理知识,但我发现毛很喜欢谈论性。毛对满洲王高岗的性生活非常好奇。高岗、史达林称其为“满洲王”。  
   
     在一九五四年因被控“反党联盟”而自杀。汪东兴告诉我,高和饶漱石集合了一些人反对刘少奇,因此被批整。  
   
     毛说到高、饶的错误问题时,常一带而过,但是每次讲到高的私生活丑史,无论在口气上,或是表情上,都是显出极为惊羡而至为向往的神情。毛非常羡慕高用举办舞会的办法,借机勾引女人,和一百多个女人发生了关系。毛讲:“这种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节算不得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江青也常绕着性大发厥词。在我到一组后不久,曾几次亲耳听见她宣布她昨晚和毛做了爱,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大为惊骇。她并称赞毛的不凡之处。  
   
     既然毛和江青都如此口无遮拦,在这种风气下,护士们爱谈论性事就很自然了。  
   
     江青是卫士们另外一个爱谈论的话题。每当江青不在场时,卫士们总把江青奚落得体无完肤。卫士里有个年轻小伙子,他最爱模仿江青。那年轻卫士很聪明,长得眉清目秀。江青的衣服都放在值班室,由警卫清洗和熨烫--江青的丝质内衣也由卫士负责熨烫。他有时戴上江的大草帽,披上江的大衣,撇开八字脚学江的样子扭来扭去,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一次他正在表演的时候,毛出来看到,也笑了笑,倒也没有别的表示。  
   
     我自从一九四九年回国以后,没有遇到这种环境。我在卫士们之间总是沉默寡言,我对于他们的言行,实在看不下去。这点被这帮人感觉到了。叶子龙便三番五次跑去向毛告状。  
   
     一组内倾轧斗争互相坑害,毛也从中搅和,这样子就不会有人团结起来反抗他。  
   
     江青老和叶子龙、李银桥拌嘴不休。江知道叶给毛办“事”,便和叶疏远。江青更是厌恶李银桥。有一次李银桥在值班室发表议论,说江青怕人家给她提意见,跑到杭州“躲风”去了。  
   
     汪东兴和叶子龙一向水火不容。而叶子龙和李银桥一来为利益相争,二来为竟向毛争宠,也剑拔弩张。毛则在一旁煽风点火,等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搞平衡。一组的日子便是在这样风风雨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日子中过去。  
   
     毛在广州同我谈时说:“医生总有那么一副医生架子,让人讨厌。”我说:“医生对一般人有架子是可能的,但对你不会。”他说:“那才不见得哪。你有没有架子呢?”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李银桥告了我一状。  
   
     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是受西方医学教育出身,自然有“医生架子”。再加上卫士们的“渲染”,我就架子十足了。毛的革命价值是推崇工农出身的干部,对医生不屑一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内心很不平。我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医生这个职业是治病救人,是高尚的工作。叶子龙因此看我不顺眼,想将我排挤出一组,指使李银桥去毛那边告了我许多状。  
   
     毛听了李多次,总设法调和我们之间的勃溪。有几次毛同我谈话时,我讲到叶、李二人不得人心。毛说:“这两个人对我有用处,你们要搞好关系。”这话,我当时也不懂真正的涵义。我深知其中的底细,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我那时仍很尊敬毛,但江青的不可理喻和一组这帮人的徇私苟且,使我想离开这个环境。毛的“争宠论”和“戴高帽论”又使我难以苟同。我此时已是一组中的一员。一组应该是个相当光荣的特权团体。但一组的人多半看不起我。叶子龙、李银桥、机要秘书和卫士们就象古代宫廷中,随侍在帝王身侧的人,借着毛的“意旨” 作威作福,旁人只有俯首听命。我身为毛的保健医生,却得任凭叶、李这种人的压制。  
   
     我自尊心极强,不愿忍受这种耻辱。我衡量当下处境,毛身体很好,不须要一位专职的保健医生。再待在这,我永远无法成为杰出的医生。我仍强烈渴望成为一流的神经外科医生。  因此我下决心离开一组。  
   
     我将我的这种看法向汪东兴讲了。汪似乎非常意外,摇摇头说:“大夫,你怎么打退堂鼓啊。你来了一年多了,为主席工作有成绩,你解决了他老人家白血球高的问题。调整了安眠药。主席休息得好多了。你应该从大处着想,服从党的需要。你再想一想,医生多得很,做医生做到主席的医生可就不是简单容易的事了。你要是这么糊里糊涂,不明不白地突然离开了,人家不了解你离开的原因,你也不敢说出这些原因,哪个机关敢要你去工作呢?”  
   
     汪的这一席话,确实打动了我。我也看过,凡是从这里调出去的人,即使是“家世清白,工农出身,苦大仇深,一心为党”的人,也到处不受欢迎,其中包括一位毛的前任保健医生②。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是政治上出了问题才离开一组的。不然谁会离开中南海这个特权集团呢?我离开后,我本身的家庭历史更会启人窦。这可真是骑虎难下,只能象毛说的:“硬起头皮顶住。”  
   
     但我踌躇再三。虽然明白前途未卜,仍觉得应该离开,而且越快月好。于是,我向江青说:“我考虑过我自己的情况,我是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和个人政治条件都不适合做主席的医生。最好让阶级出身好的,本人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来代替我。”  
   
     江问我:“这些情况你同主席讲过没有?”我说:“我自己和家庭的详细情况,我第一天见主席时,就向他说过了。调换工作的要求还没有讲。”江沉吟一刻说:“这件事你不要同主席讲了,我们考虑一下。”  
   
     第二天江青叫我去,一见面她要我坐下。她立刻说:“你提的事,我们考虑过了。你自己和你家庭过去的一些政治问题,都是社会现象,都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必然会发生的事,这些不能由你来承担责任。何况汪东兴副部长、罗瑞卿部长和杨尚昆主任都了解,做了审查,有了正式结论。周总理也知道。你还是安心工作吧,以后对任何人,都不要再提这些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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