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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之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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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要么自上而下,要么自下而上

   暴力革命是革命的最高,也是最后形式,因为对社会破坏太大,为不少有识之士批判,当然也为权贵资产阶级忌讳。

   但暴力的革命总是社会形势的产物,是特定的社会矛盾,文化环境下的必然社会行为。我们今天,因为一个专制的政权而连同它产生时的暴力革命手段一齐视为妖魔,这是不妥当的。专制是一个政权的历史错误,暴力革命则是一个社会的历史错误。

   自下而上的革命,不管是自发的零散火星,还是有组织的大浪卷席,都几乎不可能摆脱暴力的色彩。因为自下而上的革命,对抗的是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的暴力机器,在暴力机器面前,说教与忍耐,甚至真理的力量都显得那么苍白。

   由此,我更加崇敬甘地,曼德拉,马丁、路德金等等民间领袖,自已勇于坐牢,不恋权位,甚至生死置于度外,都不是难事。困难的是,说服自己的信徒,说服大众,以忍耐平和,以从容淡定的态度去面对暴力机器,去承受可免的灾难,这比号召一场起义,发动一场武装革命要难一万倍。

   但我们中国,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可有这种土壤吗?以身饲虎的佛文化己惨淡,不屈淡定的士子气只在极少数知识分子身上,民间少有这种文化根基。权贵阶层呢,能容忍这个自下而上的和平革命吗?一方面抱紧暴力机器,一方面不惜陷害,虚假。利令智昏的蠢才们只有恐惧才能使他们稍微清醒,也只有恐惧才能让他们妥协。

   自上而下的改革,在近代历史上一直为人们寄予希望,但在中国,百年间又几无成功的例子,几无由当权者自发自觉发动的例子。不等到乱局已现,危及政权地位,难得让统治者们惧而生变意,但每到这个时候,却又太迟。有几个人在流了太多血而临到治服执刀者时,因凶手的哀求而放手呢?

   现在中国已到了一个革命的临界点,是革命,不是改革!笔者仔细观察了最近三年一些案例的民间情绪。高莺莺案,民间主流情绪表现为不信任和不满,但仅止于此。山西黑煤奴案,除了上面的情绪外,还增加了愤怒的情绪。这种愤怒虽然情绪重,但还比较空泛。正龙拍虎的案子,表现为不满不信任的加剧。但今年的瓮川案与杨佳案,则与以前案例有质的区别,如果说以前的案例是官欺民官骗民,那么这两个案例就带有官逼民反的意味,以震动性的反抗带给传媒受体的心理冲击远远超过民受欺受骗的事例。第一个深层次的影响是官方对“政治事件”的小心与遮掩。瓮川冲击的是地方政权暴力机关,这已经是典型的政治事件,事实上这次事件也达到了地方政权更换的目的。但从上到下的喉舌不敢面对,民间也鲜有人认识或敢于说出这个本质。而杨佳案以一个特定的日子攻击特定暴力机关,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政治意图也很明显。不敢公开审判并不是网友们认为的冤情,恰恰是极力淡化政治意味,将此案刑事化。一旦杨佳在法庭说明作案动机与策划过程,将引起巨大影响。

   第二个深层次影响是在大众心理种下暴力反抗合理的种子,本来在中国文化里就有不平则名的侠文化,这二案例隐合了大众心理的这一理想,为以后社会产生变数埋下了根。

   民众对这些案例表达的情绪实际是一个可以捉摸的过程,是社会矛盾发展轨迹的社会心理反应。随着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形势在日益逼近一个变化的临界点。这不是打补丁的改革可以做得到的了,必须有一个体制根本变革的革命来完成这一历史推动。

   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在于权贵当政者和普罗大众的共同选择,历史与未来同关注这个时代!

(2011/02/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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