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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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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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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雁,我要欢笑!

    刘宾雁终于魂归故国。

    2005年,他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垂危之际,曾几度上书,请求中国的公仆们,允许他回到自己当主人的祖国,离别了十八年(比苏武牧羊只差一年)之后,踏一踏那里的土地,闻一闻泥土的芳香。公仆们置之不理。无奈,只得钻进骨灰盒潜入中国海关。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刘宾雁能不能入土?有关方面“研究”了两年。入土后,能不能在墓碑上刻写一句话?又“研究”了两年,最终是不准。

    2010年12月22日,这是寒夜最长的冬至日。刘宾雁落葬于北京西郊门头沟的天山陵园。有关方面限定送葬者不得超过三十人。停在松墙后面的三辆无照面包车和远距离观察者,恐怕不止三十人。光洁的紫晶石墓碑上,只有刘宾雁生前的签名“刘宾雁”和生卒年代“ 1925-2005”,其余空无一字。有字的碑文,其含义是有限的;而无字的碑文,其含义可以是无限的。

    墓碑上要刻写什么话?那是刘宾雁自题的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这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也不是对刘宾雁同时代的平常人都适用的。他还说过:“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比我幸运得多的人,他们的墓志铭上是不能刻下这一行字的。”那些人不是因为做了应该做的事、说了应该说的话,才成为幸运儿。而刘宾雁为了这句话是以付出不幸人生为代价的。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将来,我们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会非常有意思。”说完,他睡着了,一直没有醒来。我们这个时代,“有意思”的是:“幸与不幸”和“应该与不应该”成反比。做了应该做的事、说了应该说的话是不幸,没做应该做的事、没说应该说的话倒是幸运。

    我在为《刘宾雁纪念文集》作序时说:“对刘宾雁的意义,也许敌对的人比友好的人了解得更清楚。”这又是一个最新的例证。我们认为一句平常的话,有关方面从中嗅出了不平常的意义。是啊,什么是刘宾雁应该做的事、应该说的话?这一问,就大有来头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刘宾雁最早树起反腐败的杏黄旗。当时中国流行“伤痕文学”、“大墙文学”。当了二十二年右派分子的刘宾雁,不写自己的“伤痕”和“大墙”,专注于别人的苦难。他以报告文学为武器,揭露黑暗,伸张正义,人称“刘青天”。那时,共产党讳言腐败,只说“不正之风”。我第一次听到指斥“共产党的腐败”,是出自一九八一年上台的总书记胡耀邦之口。我还有点担心。当时“老同志”嘲笑胡耀邦是“儿童团”,批评他“到处乱跑,随便乱讲”。会不会又被“老同志”抓住把柄?事实是掩盖不了的。老百姓都在跟着胡耀邦“乱讲”,“反腐败”成为强烈的呼声。在反腐败的呼声中,刘宾雁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三十年沧桑只是换了一顶帽子,1957年的右派分子成了1987年的自由化分子。胡耀邦的逝世触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邓小平发兵开枪,就是武装保卫腐败。从此,腐败不可收拾,共产党不可救药。

    “六四”时,刘宾雁身在美国。他到处演讲,参加抗议活动,声援中国的反腐败运动,谴责中国政府对人民的镇压。全世界都听到了他的声音。

    九十年代,刘宾雁研究了拉丁美洲问题,作为“他山之石”,来攻中国之玉”。某些拉丁美洲国家,不走民主化之路,文官政府腐败,结果被军人专政所代替,社会动荡,人民遭殃。他大声疾呼:警惕中国的拉美化!

    因为政府腐败,反腐败就被认为反政府。如果人们跟着刘宾雁去做应该做的事、说应该说的话,不就是中国法院常常判处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吗?即使是反政府也不等于“颠覆国家政权”。民主政府是可以反对、可以更迭的。不许反对的政府恰恰是极权政府。

    好啊,刘宾雁人死了还能起煽动作用,这才叫做“可持续发展”,成为“再生能源”。

    “有关部门”实在是昏庸得可以了。现在是什么时代?那句话,不许刻在石头上,通过电磁波却刻在千千万万人的心上。本来并不引人注意,因为犯禁而格外传颂,成为警句。

    多少人为此伤感,我却独自欢笑。

    我为刘宾雁的可持续发展而欢笑,也为反对刘宾雁的可持续发展的人们的发怵、发呆、发疯而欢笑,更为追随刘宾雁的可持续发展,“做应该做的事,说应该说的话”的人群汹涌而欢笑。

    想不到一块冰冷的石碑可以成为热烈的生命的延长。

    我也改变主意了。

    我在美国的久居之地纽约和波士顿,常常沿着哈德逊河和查尔斯河散步。这两条河畔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是我工作和生活之所在。我对这两所大学的挚爱,胜过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我陶醉于河上的景色,曾对散步的同伴说过:“将来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扔到河里,让河水在我身边流淌,静听大学的钟声和读书声。”现在忽发异想,不愿尸骨沉江了,我也要立一块碑。我将交待我的儿女和亲友,将来葬我于北京西郊的高山之巅,让我朝向东方,一只眼睛俯瞰中南海,一只眼睛注视上访村。在我的墓碑上刻写十二个字:“自由化冒尖人物郭罗基在此”。“自由化冒尖人物”是中国官方为我加冕的。我没有别的头衔了。曾经是共产党员,被清除出党了;曾经是大学教授,被取消资格了。虽然在美国拥有院士、教授、研究员的头衔,“中国可以说不”,全都不算数了。我乐意戴着“中国制造”的“自由化冒尖人物”这顶帽子,带进棺材,铭刻于石,昭示天下,众所周知。按照官方的口径自裁,难道还不行吗?

   

   2011年1月2日

   于哈佛大学

   

   

   《争鸣》2011年2月号

(2011/02/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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