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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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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游言之务去,惟真言之必发

   惟游言之务去,惟真言之必发

   儒家对于文字语言的态度极为认真严肃,圣人所出之语所发之言,更是字字句句从良知心中流出。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强调的都是对道德良知的敬畏。

   佛教说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东海以为,儒家圣人更是真语者、实语者、善语者、美语者,是仁语者、义语者、礼语者、智语者、信语者。

   《礼记》说:“大人不倡游言”。一切浮夸、虚浮、浮华不实的言论都属于游言,即不真不实不信之言。“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诗》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礼记•缁衣》)

   可惜现当代的“大人”们正好相反,专倡“不可行”的游言,嘴巴里、笔底下发出来尽是些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之言,官腔成了假大空的代名词。他们一方面尽说些不能做、做不到的话(可言不可行),一方面尽做些不能说、说不出的事(可行不可言)。“民”当然也有样学样,言违行、行违言、言行脱节甚至相互违反就成了正常现象。

   假语虚语恶语和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之语,不一定是丑语,往往可以说的很巧妙很华美,故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不过请注意,儒家并不单纯反对“巧言”,相反很重视言语文章的功能,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要求“辞欲巧”(《礼记》),只是前提是必须如实如理,“情欲信”:感情必须真诚,事情必须信实。

   只要如理如实,言辞越巧越好。儒者应“惟游言之务去”、惟一切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之言务去,在此基础上,则应该把文章写得好些再好些。李习之在《答朱载言书》中说:“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好文章必须文质并重,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样的文章才有价值、才能传世。

   儒家经典的正确度和精确度都很高,是各家经典中最不容易误读、最不容易误读傻的。孔孟之言又特别正确精练,堪称世间第一。但是,由于语言文字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加上读者智慧水平理解能力的参差,或知一遗二,或断章取义,仍会产生种种误解。有儒者批评东海文章写得好,言太巧,不符合孔子教导,这就闹笑话了。

   有人以为孟子“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之言与孔子“诲人不倦”行为矛盾,不是孟子说错就是孔子做错。其实两位圣人都没错。“诲人不倦”是仁者的文化责任和重要特征,不过“诲人”的时候也要注意分寸看对象,以免“失言”。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孟子的话就是提醒儒者注意这一点。

   “失言”是仁者之过,君子之过,是热情过度仁心有余所致(这里的“仁有余”是方便说,不可僵解。)与别的过错性质有所不同。我以为,在一时难以判断是否“可与言”的时候,儒者宁愿“失言”,也勿“失人”。另外,在讲台上、媒体上特别是互联网上发言,亦不必过多考虑具体对象是否“可与言”。对方听不进去,其他人或听得进去,天下后世总有人听得进去。

   还有人用“佛教禁聲禁語的修炼法門”来要求儒者,这就更荒唐了。作为修炼法門,“禁聲禁語”在佛教中也是“偏门”,不可一概而论。言语文字不是“道”,却是觉者至关重要的传道方式。佛祖说法四十九年,历代高僧大德接人度人,都离不开声音言语。

   儒者如果“禁聲禁語”,就更是不负责任了。发真言、实言、善言、美言,仁言、义言、礼言、智言、信言,是集义养气、修心养性的重要方法,更是儒者的责任和使命。

   眼见大道不行、正学不彰而异端邪道之言“盈天下”,眼见大多数国民“不明真相”,眇眇忽忽迷迷糊糊浑浑噩噩地浪费着宝贵的生命甚至误人误己害人害己,我心忧伤无已,难以控制地要将我所拥有的光明散发出来,要将我所知道的“道理”宣讲出来。《呻吟语》:难乎能忍,妙在不言。东海续之曰:难乎能忍,关乎道义焉能忍?妙在不言,涉及民生敢不言!2011-2-18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2011/02/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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