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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年進士:我在“鸡年之难”后遭遇的“趣事”

我在“鸡年之难”后遭遇的“趣事”
   ——此文献给周素子以共同铭记那风雨如磐的岁月
   
   公元1957年,岁在丁酉,鸡年,那年闰八月。敝乡有谚曰:“闰七不闰八,闰八拿刀杀”。故近半纪以来,多有称1957年“反右”运动为“丁酉之难”或“鸡年之难”者。如今回首那风雨如磐的岁月,实有过于“刀杀”!
   

   读了郭道晖先生《五七风云:追求与打压》一文(见09年第8期《炎黄春秋》),竟激活了我许多已尘封几十年的记忆。事情过去悠悠半个世纪了,原本不想再提那些过往的经历,因为它哪堪言说!?然而,激活的记忆也激活起我的一种公民的历史责任感,促使我从消沉中猛醒,不以小民位卑就自外于历史,而理应奋然肩起作为历史亲历者无可旁贷的追踪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相的责任。
   
   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或历史学者都中肯地指出,历史是需要细节的,再也不能以史论或有意无意以抽象模糊的政治概念代替史实了。林贤治先生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历史》(载《炎黄春秋》09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历史首先意味着还原真实……在我们的历史读物当中,应当有更多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更多的个人关系史……必须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内容对历史的补充。惟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
   
   笔者感佩于林先生的上述论说,并愿意以自身的亲历、亲见、亲闻,还原最近60年中国历史中的一段真实,为那一段历史提出见证。
   
   一句戏言千古恨
   
   我是一句话的右派。打我右派那年,我正读大一。
   
   我于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入团(当时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以在职干部身份参加高考,被某部属师范学院(即今xx师范大学)录取。直到反右前,我一直自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很开展的。如今说起来不怕你笑话:斯大林去世时(我正在“xx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我心情非常沉重,竟致两天茶饭不思,而对班上一些照旧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同学横眉以对(此事直到前几年还在“革大”老校友中作为笑谈,可惜他们如今都已作古!)。考上大学前,我是一名公安干部。可是,才过一年,仅仅因为在班上的一句调侃性戏言,却被打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那么,我当时究竟说了一句怎样大逆不道、惊世骇俗的话呢?其实,说来很平淡,甚至有些好笑。一次,课间休息,一女同学不知怎么聊到人的生死话题,我在一旁插了一句嘴:“你以为死比活着更可怕吗?”当时还幼稚地有点自鸣得意,觉得这句话好俏皮。孰料就这一句话,到了反右的时候被揭露出来了。本来,这句话被揭露出来也不应当有蛮大的关系,但此时,这句话竟被歪曲成这样似是而非:“xx(指我,下同)说,现在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一时真让我百口难辩:说自己没有说过这句话吧,却又说过一句似乎类似的话;说自己说过吧,又不是这样说的,也确实不是这个意思。起初,我还竭力辩白,哪知越辩越糟糕,说我狡辩,说我嚣张,说我态度不好,要先打我的气焰,打我的态度。于是,我成为全校第一个被弄出来,在外语系教学楼前面的广场上公开批判的学生。开我的批判大会那天,事前没有通知我,直到“上灯戌时”左右,班上的团支书突然叫我到某地开会。我到那里一看,不觉暗暗吃惊,因为当时全校都还没有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有何德能?只见广场上临时牵线装了三四盏电灯,摆了许多靠背椅和两条条凳,会标是:“xx反动言行辩论会”。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的批判会在形式上还是比较文明的,还让我坐在放在会场最前面的长条凳上,不低头、不弯腰。只在别人都发完言之后,被指令上台“作深刻检查”。那晚的批判大会,被指出对我思想上的帮助蛮大。但有一个问题我却没有悟透:不是还在辩论吗?怎么就先给我的言行定了性呢?既然已经定性,那还辩论干嘛?不过,我当时无比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觉得现在是党和毛主席说我错了,那肯定是我错了。于是,我挥泪泣血、披肝沥胆地检查自己,找家庭根源,找社会根源,找思想根源……。我校的反右开始得早,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那篇举世闻名、现已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社论发表不几天,我就不能参加团员大会了。到了暑假回家,居委会的干部就很“关照”我了,时不时找些鸡毛蒜皮的事到我家来看我。
   
   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批判斗争和没完没了的自我批判以后,次年3月前后,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省委礼堂给武汉地区高校的右派分子作了一次报告,用他那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语气平和(与此前我在武汉大学听周扬疾言厉色的报告相比而言)、慢条斯理地批判了在场的右派,说右派向党进攻就像登徒子好色赋那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批判够了,老书记又为我们这些戴罪之人,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但当我们离开省委礼堂的时候,虽说老书记语重心长为我们描绘的“光明的前途”言犹在耳,心情还是沉重如铅!此次会后,接着就进行组织处理。给我的定性是“右派活动的骨干分子”,处分是“留校考察”。我有幸保住了继续求学的机会。
   
   反右运动后期,湖北省有关部门出版了一本专辑,内容是武汉地区高等院校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编,竟收录了前述我的那句被歪曲的话,孤零零的十几个字单独排成一行,并注明“xx师范学院右派分子xx”。此书人手一册,我每每看到这一行字的时候,都觉得特别没有面子,这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觉得这哪是我这个爷们说的话呢?这分明是哪位张大妈、李寡妇的口气嘛。
   
   如前所述,《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发表不几天,我就在实际上成为了业已定性的右派。那时,我还未满22周岁,及至1979年我拿到母校华师那纸不足100字的“改正通知书”的时候,已经44岁,两鬓斑白了!22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如水花一现,但对我个人而言,却又如漫漫长河,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年华,尽付东流!其实,我被“派右”的过程是平淡无奇的,倒是在从“左派”炼成“右派”以后的生涯中,亲历、亲见、亲闻了许多“趣事”,才为我的右派生涯增添了一些色彩,激起了些许波澜。兹愿略记如后,以飨同辈,以告后人,以鉴历史。
   
   我在鸡年之难后遭遇的“趣事”(二)
   
   “文革”前在街道小厂的故事
   
   1、追查苏东坡 煮熟的鸭子飞了
   
   我家住在省城,当时就业并不困难。因此,在大学毕业前,我选择了自谋职业,并很快就在我家所属居委会办的一间小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个小厂基本上是由本居委会辖区内的一些家庭妇女及社会闲杂人员组成的,居委会的书记兼主任也就是厂里的书记兼厂长,管段户籍则是最高权威。厂房是向本居委会居民租借的闲置房,分布在五、六处,一个车间一处、食堂一处、公事房一处。我刚进厂,被分配在铸造车间学做砂型,月薪18元。几个月后,有人知道我是大学生,日用五金车间(租用居民的一个闲置后院,搭上天棚,约百平米。再辟约15平米一角,砌两面单砖墙,余则靠房东家的板壁,这就是车间的公事房兼保管室)就把我要了去做保管员。由于我做事谨慎、人也勤快、工作很仔细,受到工人师傅普遍好评。
   一年后,厂里和辖区派出所打算给我摘右派帽子。在履行相关程序时,要我填写一份摘帽申请表。这表有最主要的一栏是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我就在填写这一栏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天真地写出了自己真实的思想,对于工资太低表示不满。我当时真是十足的懵懂,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身份,所面临的是什么形势、什么事情、什么样的人,还是不改说话调侃的积习。我竟然这样写道:“当有人问我每月拿多少工资,我从来不说是两个9块(因是每半月发一次工资),而说六个3快,因为“六”比“两”多嘛!我就是用这样的笔调和口吻填写了那张表格,丝毫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和不安,只等着取帽子。等了不到10天,某日,下午下班时,生产小组长通知我,下班后到食堂开大会。我还以为是取帽子的会呢。我把散放于车间的工具大体清理了一下后,便立即赶往食堂。待我到食堂一看,群众都到齐了,只有几个积极分子还在往墙上贴标语。我朝标语瞥了一眼,那可真叫傻眼了。食堂内外都刷满了吓死人的标语:“xx,你的阴谋我们全都掌握了!”、“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食堂(木板平房)大门外面,就在街上摆了一张方桌,屋檐下贴的会标是“斗争右派分子xx大会”。不过,当时我一点也不惊慌,因为我心里没有鬼,况且自己正被那厮的“阳谋”套牢了,哪还有余力去阴谋别人,无非是对工资太低所发的那两句牢骚罢了。一会儿,管段户籍来了,厂里的书记站到方桌后面,环视了一下以那张方桌为中心,围坐在食堂门口的工人师傅,习惯性地问了一句“人都到齐了吧?”然后,面容严峻地宣布“现在开会!”紧接着一声断喝:“把右派分子xx带上来!”立马就闪出两个积极分子把我架到方桌前面,命我低头弯腰。于是,事先通了气的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上去发言,尽管他们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但因为据说他们对党、对毛主席怀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大约天然地拥有“丰富的”毛泽东思想,所以都有那么一股子劲儿,一上台,一个个都像怒目金刚似的,痛批我抗拒改造,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罪行,且每人发言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今天,我是很气愤的!”(这就不知是哪位高人指点)只是所有发言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大抵政治口号连篇,歇斯底里而已。不过,我还是作痛悔莫及、低头认罪状。
   
   正在头一波批斗高潮呈现疲态之际,一个重量级女积极分子邱某(她家庭成分特好,四代贫农,在厂里红了几十年)跳了出来。她跳出来毫不奇怪,绝对在我意料之中。不过,她这回对我提出来的质问,却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她大声质问我:“xx:你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向组织上交代?”(一个居委会办的小厂也叫“组织”,“组织”就至高无上!?)
   
   我说:“我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向组织上交代过了。”
   
   她说:“那好,我问你:有一个姓苏的,你交代没有?”
   
   我肯定地说:“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姓苏的。”
   
   她这时面向群众大声喊道:“xx老实不老实?”她娴熟地运用当时政治运动的套路。
   
   “不老实!”众人齐声应答。
   
   “不老实怎么办?”
   
   “斗!”众人响应。应声未落,立马上来两人,将我本已低着的头狠狠地往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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