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愛珍的“生存形態”---與陳行之先生商榷（之二） /张成觉文集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1954年10月25日正式宣佈成立的，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基本成員由共軍第二兵團（司令員王震，後調任農墾部長）和國軍“起義”官兵組成的22兵團（司令員陶峙岳）集體轉業而來。作為勞動力的主要是五十年代刑滿留場就業人員及其家屬。不言而喻，打天下的“子弟兵”出身者居於頂層，部分“九.二五起義”官兵陸續擔任排長以上的基層幹部。

1956年起，兵團吸收了來自河南、江蘇農村數萬“支邊青年”，1964年和66年，上海、武漢共十餘萬青年學生“支邊”。同期北京和南京軍區數批復員軍人先後分配至兵團。

這樣，到文革前夕，整個兵團200餘萬人大體可分為五個等第：

1．頂層：除原有王震部屬外，新增數量有限的轉業軍官；2．上層：增加了由少量復原軍人和河南、上海、武漢等地支邊青年擢升的基層幹部；3．中層：出身成分好的職工（“軍墾戰士”），即所謂“自來紅”者；4. 下層：出身成分不好的職工，即受管制者或資本家之配偶子女；5．底層：專政對象，包括受管制（戴帽子）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和正在勞改、勞教的人員。摘了帽的“五類分子”及上述“刑滿留場就業”者，按照中共“法律”不算專政對象，但政治地位與之相仿。

最上面兩層都是“官”，屬於“人上人”。第三、四層是“兵”，但兩層之間政治地位宛似雲泥，第三層比第四層優越得多，尤其是那些“官”的家屬子女。最底層則彷如印度的賤民。

1966年夏毛發動文革，倚重軍方勢力，兵團權力圈重組。當時有句順口溜：“轉業戰士掌大權，‘九二五’靠邊站”。其實並不完全準確。因為團以上重要職務尤其正職幾乎全由現役軍官包辦。而“轉業戰士”退役時本來並非軍官，不屬幹部編制。即使文革之初乘亂崛起，坐上“直升機”，最多當個連長。

“九二五”指1949年9月25日“起義”人員，自組建生產建設兵團以來十餘年間大多兢兢業業有目共睹，故各師、團、營、連長以之居多。

蔣愛珍文革得益

《梁山路》對蔣愛珍的描寫，完全脫離了特定的時代氛圍，誤導讀者。以下試作若干點評：

“蔣愛珍是江南女子”（正所謂“人人都說江南好”，開宗明義讓讀者對之產生好感）；

“出生在魯迅的故鄉浙江紹興”（“拉大旗作虎皮”---魯迅的老鄉啊，與有榮焉！）；

“蔣愛珍和任何一個初中畢業生一樣，沒有選擇地選擇了自己的人生之路——1972年，16歲的她追隨復員轉業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哥哥蔣根土，到農8師144團1營1連落了戶，按照當時的說法，成了一名‘光榮的軍墾戰士’。”

（這段文字有幾處需加“解析”：

一是蔣根土以何種身分“復員轉業”。“復原”指軍人退出現役，“轉業”是部隊官兵直接轉入地方分配工作。看情形蔣在部隊時並不是“官”，轉業到兵團似乎也沒有成為幹部，即不屬於上述的第一、二兩層。

二是蔣愛珍如何到144團落戶而成軍墾戰士，其中大有文章。因為1972年兵團早已停止接收新職工，也不能隨便落戶。她作為浙江農村一介未成年的初中畢業生，在原籍極少機會可獲分配工作。所謂“追隨”其兄應說是“投奔”兄長所在的兵團，照道理即使可以破例獲准落戶，一般也只能到其兄所屬連隊附設的“五七排”（家屬集體生產單位，由連隊撥出少量土地供其耕作），那不叫“軍墾戰士”而稱“五七戰士”，是不拿固定工資的，通俗的說法是“沒有鐵飯碗”。）

“這個在江南水鄉長大的姑娘雖然還是個孩子，卻聰慧勤勞，干活從不惜力，摘棉花、鋤地、挑土、趕車，樣樣拿得起放得下，遇到節假日她到伙房幫助洗洗涮涮，為戰友縫縫補補，深得贊譽，人們都很喜愛這個身材修長的姑娘。”

（蔣愛珍既然僥倖拿到鐵飯碗，自然格外珍惜。為此她十分賣力，討人喜歡，可謂順理成章。當然，比起別的一些自恃有靠山而吊兒郎當的幸運兒，蔣的表現無疑應予肯定。）

“不久，蔣愛珍以先進青年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44團共青團代表大會；1973年5月，也就是她來到團裡一年以後，蔣愛珍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共青團，同年出席了農8師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1974年，144團農場醫院招收護理員，蔣愛珍被推薦到短訓班學習，結業以後留在團場醫院當了一名護理員。1976年，蔣愛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又當選為醫院黨支部委員、團支部書記、民兵排長，那時候她年僅20歲。”

（短短四年間，蔣愛珍一帆風順，在第三層中脫穎而出，雖未提幹，已逼近第二層，令人側目。）

“蔣愛珍的哥哥蔣根土跟144團醫院黨支部副書記張國政過去是一個部隊的戰友，蔣愛珍到醫院做護理員以後，作為人之常情，他囑托張國政多關照妹妹。這裡說的‘關照’當然指的是關心、照顧，但是在那個年代，也一定有請張國政幫助妹妹進步的意思。張國政沒有辜負戰友的囑托，果真對蔣愛珍愛護有加，應當說，蔣愛珍工作上的進步與張國政的幫助密不可分，蔣愛珍對張國政很感激，兩個人的關系也很好。”

（這對青年男女“關係很好”，耐人尋味！當然，兩人均屬單身，倘在正常的文明社會，外人無權置喙。問題是大陸並非如此。）

“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國社會失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畸形，在當時官方的說法是‘派性嚴重’，即由於文化大革命中分屬於群眾組織的不同派別，人和人之間很隔閡，有的甚至結著仇怨。我認為這種說法並不准確。”

（“中國社會失範”絕非始於文革，而是1949年中共建政的結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畸形”，是由於新的階級之形成。作者對此閉目塞聽，以致其“解析”“並不準確”。）

“中國連續的政治運動造成了整個民族群體的非人化，傳統意義上的世界被打碎了，消失了，個體成為了冰冷的社會機器上的零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了機械的和非人際的關系，人幾乎全部喪失了自我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出現大面積的人性扭曲、良心泯滅和道德畸變，出現一些看風使舵、口蜜腹劍、吮癰舐痔、陰鷙狡詐、誅鋤異己、狐群狗黨、為虎作倀之人，也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了。”

(這段話誠然符合事實，只是可惜未作“階級解析”。)

“結果，我們在邊陲一個很小的人類群體中，發現了兩個新的類型化的人，一個叫李佩華，團場醫院助理醫生；一個叫謝世平，團場醫院的藥劑師。從身份看，這兩個人都是144團醫院的普通醫生。普通醫生的身份無法說明問題，共產黨員的身份就不同了，因為這通常意味著這種身份的持有者具有在更高層面進行人生博弈的條件，可以做醫生做不了的事——李佩華和謝世平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卻都不是黨的領導干部。雖然不能說所有黨員都在覬覦黨的領導干部手裡的權力，但是具體到李佩華和謝世平，我們卻完全可以斷定，此二人很為自己沒有掌握權力而苦惱，簡直到了‘為伊消得人憔悴’的程度，他們對144團黨支部副書記的張國政很煩很不感冒很看不慣眼——這就是我們通常在觀察人與人關系時所說的‘矛盾’。”

（顯然作者偏聽一面之詞，失諸偏頗。李已慘死，謝應仍在生。請問可曾聽聽他的表白或辯白？就算兩人都是黨員，但絕不意味著他們可以跟張國政公平競爭。依照上面介紹的等第劃分，他們僅屬中層而已，比同處中層卻已位居黨支部委員的蔣愛珍低出一截。至於作者所著力渲染的兩人如何覬覦張的權力，純屬主觀臆測。）

“再加我們可以把這種矛盾的根源理解為人類非常原始的精神心理現像——嫉恨。嫉恨是一種有很強銷蝕力量的欲望，就像性欲一樣，能夠把人折磨得變形、變態，可以使人抓狂。很抓狂的李佩華和謝世平一天到晚不思茶飯，只是想怎樣抓住張國政的把柄把他整下去，即使不能取而代之也不能讓狗日的在這個位置上人模狗樣。千萬不要小看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人之惡，在一定條件下它是可以惡到沒邊沒沿沒有一絲光亮的。結果，此二人就像嗅覺靈敏的狗一樣，嗅到了張國政和蔣愛珍關系較好的味道。”

（如此惡毒的文字簡直不可思議！作者與李、謝二人理應“前世無冤，今世無仇”，為何憎恨至此？是否從張國政那裡得了什麼好處？又或對“江南女子”蔣愛珍產生某種特殊的好感？既然炸死四百餘名乘客的北韓美女間諜金賢姬，可以獲得南韓民眾的同情，那麼《梁山路》中溫順至極、人見人愛的“弱者”蔣愛珍得到作者特別青睞，也並非不可理解。）

魯迅嘗云：費厄潑賴應當緩行。看來作者與之相通。故文中“痛打落水狗”，對給蔣愛珍“造謠”者口誅筆伐，無所不用其極。但歷史證明，魯迅當年無情鞭撻的文化人幾乎都是品行端正的君子，可見偏聽偏信殊不可取。李、謝固然有錯甚至有罪，但定案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何勞作者如此大動干戈？

臨末說一句，《水滸》中的108位好漢除逼上梁山的林沖備受權貴欺壓值得同情，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魯達殊堪敬佩外，其餘大多數嗜殺成性，不足為訓，尤以李逵為最。蔣愛珍政治地位獨特，並非受壓階級。將其大開殺戒與梁山頭領相比，實在不倫之至。

筆者對於蔣愛珍毫無偏見，其當日被誣也確實令人氣憤難平。所謂法律不外人情，不論彼之量刑有無畸輕畸重，15載刑滿即不應重翻舊帳。蔣已過中年，在鄉間侍奉老母，盡其孝道，外人再不宜擾亂彼之心理平衡也。

至於李、戴夫婦及鍾之遺孤，亦已長大成人。他們也是此案深重的受害者。謹祝其出離往日陰影，如同他人一樣正常地生活。

是所至禱！

（義山撰文）（2011-1-29）

（2011/01/30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