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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時代“社會上沒有階級”?---與李怡、余華二位商榷

   “簡單說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社會上沒有階級,而毛硬要搞階級鬥爭來爭奪權力,把社會搞得秩序大亂而人人自危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的中國,是不講階級鬥爭只講和諧,然而事實上社會上出現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中國。”這是李怡先生近作《毛澤東的中國和胡錦濤的中國》(載《蘋果日報》1月22日)中的一段話。其論據源自“大陸著名作家、小說《活著》的創作者余華”新著《十個詞彙裏的中國》,筆者並未拜讀過該書,但對余、李二位的論點實在無法苟同。尤其是李文引述的余華書中這段話:“很多人開始懷念過去的毛澤東時代,我想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可能只是懷念而已,並非真正想回到那個時代。對於這些人來說,毛澤東時代雖然生活貧窮而且壓抑人性,可是沒有普遍的和殘酷的生存競爭,只有空洞的階級鬥爭,當時的中國其實沒有階級的存在,所以這樣的鬥爭僅僅停留在口號裏。那個時代人們節衣縮食平等相處,只要小心翼翼,誰都可以平安度過一生。今天的中國完全不一樣了,激烈的競爭和巨大的壓力讓很多中國人的生存像戰爭一樣。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裏,弱肉強食、巧取豪奪和坑蒙拐騙自然流行起來,於是安分守己者常常被淘汰,膽大妄為者常常會成功。價值觀的改變和財富的重新分配造成了社會分化,社會分化帶來了社會衝突,今天的中國已經真正出現了階級和階級鬥爭。”斷言毛時代“中國其實沒有階級的存在,所以這樣的鬥爭僅僅停留在口號裏”,如此說法簡直匪夷所思!什麼是“階級”?通常的理解應是:“人們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由於所處的地位不同和對生產資料關係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團,如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等。”(《現代漢語詞典》,北京,641頁)“在一定社會的生產中處於不同地位的社會集團”。(《商務新詞典》,香港,751頁)據說,余華新著“列舉的十個詞彙是:人民、領袖、閱讀、寫作、魯迅、差距、革命、草根、山寨、和忽悠。”其中居首的“人民”就包含不同階級。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屬於所謂“人民”範疇的有“四大階級”--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這些“處於不同地位的社會集團”事實上依然存在,包括那些已被“共產”、每月“拿定息”不足百元人民幣的“資本家”,上述各“階級”之間等第分明,政治地位高下懸殊!工人最優越,稱“老大哥”,農民為次,算是“兄弟”。後兩者則需改造,民族資產階級更被視為跟無產階級相對立,屬於社會主義“革命”對象,官方毫不隱諱地大張旗鼓公開宣揚“興無滅資”,兩者之間何來余華所云的“平等相處”這回事?尤其不平等且涇渭分明的,是分處兩極的共幹和賤民。前者又以新王朝的開國功臣及其眷屬居於九天之上,後者是舊政權的官員,加上自鎮反、土改起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肅者,即文革前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和文革中的“黑八類”(“黑五類”加叛徒、特務、走資派),形同犬彘備受踐踏。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各類賤民倘以毛給出的六億人口的百分之五比例粗略計算,即達三千萬之眾;連同其妻子兒女也就逾億!毋庸贅述,他們屬於絕對的“弱勢社群”。“對於這些人來說”,余華所謂“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僅僅停留在口號裏”乃是徹頭徹尾的瞎說!當局反覆宣傳被推翻的“階級人還在,心不死”,強調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豈僅說說而已?試舉一例,百萬右派遭殘酷批鬥,其中不少家破人亡,這叫做“空洞的階級鬥爭”而不是慘絕人寰的迫害?更離譜的是,余華竟斷言“那個時代人們節衣縮食平等相處,只要小心翼翼,誰都可以平安度過一生。”這和他自己的作品《活著》反映的生活真實,豈非判若天淵?《活著》主人公福貴僥倖未戴“地主”帽子,幾十年“小心翼翼”,卻厄運連連,幼子死於非命,女兒難產身亡,何來“平安度過一生”?更不要說大饑荒中3750萬餓殍了!其實,福貴的人物原型便有他祖父的影子:“文革期間,余華是學生,他每天上課途中,戰戰兢兢看有沒有大字報批鬥他那當醫生的父親。雖然他的祖父在‘解放’以前已經將家中所有二百多畝農地敗光變賣,其父仍難逃‘逃亡地主’和‘走資派’的罪名,遭到批鬥和下放。”(harris’sBlog,2010-1-7)倘說1960年出生的余華對毛時代“人民”所遭浩劫畢竟切身體驗不多,難免認識偏頗;那麼,早逾古稀之年的李怡先生,可能由於大陸易幟前已處身香江,故所論不無脫離實際之處。誠然,毛作為權謀高手“要搞階級鬥爭來爭奪權力”。有學者指出,1957年反右緣自毛蓄意挽回其在中共“八大”之失勢,故製造小“匈牙利事件”,先收拾自由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再向“反冒進”的周恩來、陳雲算賬,結果大獲全勝,得遂“大躍進”美夢。而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大談“階級鬥爭”,則是重施故伎,從劉、周、陳手上奪回因大躍進失敗引致大飢荒而喪失的主導權。值得注意的是,從“四清”起毛將其所煽起的“階級鬥爭”矛頭指向黨內,提出“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實質旨在清除異己,即舉凡沒有服服帖帖向其卑躬屈膝者,都被視為“資產階級”在中共黨內的代表人物。這一手段早在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時已經使出,彭德懷等幾位犯顏直諫的元老功臣無不成了國民黨的代理人!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當時社會確實存在階級。毛在文革前的1965年1月提過“官僚主義者階級”這個概念,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前者“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文革便是毛打著”批判資產階級“的旗號發動的。如果根本不存在階級,也就無所謂“階級鬥爭”,那樣的話,毛即使“硬要搞”“階級鬥爭“也“搞”不起來!再者,李文稱“改革開放30年後的中國,是不講階級鬥爭只講和諧”也不合事實。中共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始於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當時改革開放尚不足30年。此後數年以迄於今,“階級鬥爭”的確罕見於官員之口及各種傳媒。可是“維穩”卻成了頻率極高的詞語,“穩定壓倒一切”是中南海的既定方針。其所以如此,余華在上述新作中的解釋是:“價值觀的改變和財富的重新分配造成了社會分化,社會分化帶來了社會衝突,今天的中國已經真正出現了階級和階級鬥爭。”李怡文中原原本本地引述以示認同。按他們二位的看法,改革開放導致社會分化—“真正出現了階級”,進而“帶來”衝突即“階級鬥爭”,於是社會不穩。這種說法不經一駁。試問,構成現時大陸權貴資產階級主體之“太子黨”,難道不是植根於毛時代嗎?毛1965年命名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多半屬國有工礦企業以黨政領導為首的管理層。80年代改革開放後,也正是這個管理層(尤以大型國企為最)“先富起來”,蜕變為權貴資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李文中關注的處於最低層的兩億農民工,不都來自前三十年一直無權無勢苦不堪言的“農民兄弟”之家?把這幾筆帳從毛身上撇得一乾二淨,辦得到嗎?總之,“新中國”六十一年多,社會上始終存在階級,由當局發動及主導的“階級鬥爭”也從未熄滅。僅就階級的構成而論,改革開放後“真正出現了”新的階級,即權貴資產階級,為毛時代所無。至於現時的“階級鬥爭”,事實上有兩種主要形式:“維穩”即欺騙及鎮壓兩手並用軟硬兼施,屬於既得利益集團控制“草根”階層的手段;而“維權”則是工農弱勢群體對權貴階級為富不仁的反彈。(2010-1-25)

(2011/01/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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