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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有關“歷史不能這樣亂寫“的鄭重說明

   徐文立有關“歷史不能這樣亂寫“的鄭重說明

   徐文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諸位:

   我沒有陳樹慶先生Email,請有陳樹慶先生Email的朋友轉發他。謝謝!

   --徐文立拜託

   美國2011年1月24日凌晨,何德普已回到家中,我和他通了電話之後

   ————————————————————

   徐文立有關“歷史不能這樣亂寫“的鄭重說明

   陳樹慶先生在“何德普釋放剩三天,見證中國民主黨人的團結協作精神”一文中提倡的精神和意願都是好的,沒有錯。

   但是,他言之鑿鑿地說:“例如王有才先生1998年4月底5月初趁參加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際,最初動員徐文立先生在北方召集與發起中國民主黨的創黨活動受挫後,得到了任畹町、趙昕、馬少華、王林海等先生的回應,組建了中國民主黨北京籌委會並於1998年9月16日正式去北京民政局登記註冊,而趙昕先生又和吳義龍、劉賢斌及其他十幾個省的民主黨骨幹積極籌備中國民主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工作。徐文立先生及與徐最要好的幾位朋友11月9日突然宣告成立由他們幾人組成的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和“中國民主黨一大籌備組”(浙江吳義龍、王榮清等人當時曾對徐文立先生去電話提出過嚴肅批評,但2004年底的《中國政黨法》事件,徐文立先生能不計較王榮清過去通電話直接指責的那些難聽話,在美國大力呼籲營救王榮清先生,此乃後話),迅速膨脹了中國民主黨的力量與國際影響力,但也打亂了王有才、任畹町、趙昕、吳義龍、劉賢斌、姚振憲等人正在醞釀及運作的“中國民主黨一大”準備工作。由此,在北京地區,中國民主黨的兩個組黨群體之矛盾就產生了,很長一段時間難以協調、整合與統一。”

   陳樹慶先生的說法,和歷史事實相去甚遠,甚至有捏造歷史的嫌疑

   1,“1998年4月底5月初時”之前,我徐文立並不知道“王有才”為何許人。因為1989年的八九民主運動期間,我被關在北京市第一監獄反省號裡,前後達5年之久。

   “1998年4月底5月初時”的一天深夜,浙江一位我當時也並不認識的叫程凡的先生,給我來了一個電話,急迫地告訴我:一位叫王有才的八九學生因為參加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突然失蹤了,因為我知道您的國際影響力,您又和各國通訊社駐北京記者熟悉,請您代為發出消息營救王有才。

   我毫不猶豫地,從床上起身、穿衣,草擬新聞稿,發向各國通訊社和當時香港盧四清主辦的“中國民運信息中心”,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此事可與程凡先生核實,我有的他的Email是:"程凡" , "程凡" ,當然不知現在對不對。

   之後,王有才也並沒有來找過我。

   再次聽到“王有才”這個名字是1998年6月25日。

   那麼,談何陳樹慶所言:“王有才先生1998年4月底5月初趁參加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際,最初動員徐文立先生在北方召集與發起中國民主黨的創黨活動受挫”一事?

   陳樹慶不是當事人,說了不合歷史事實的話,還可以原諒;可是作為當事人的王有才,據說他自己在演講中誇的口是“受過良好教育”,卻放任這種錯誤發生,而且近日不斷地向媒體和個人散發這個造假的歷史事實,意欲何為?不得不問!也逼得我不得不稍作回應。

   請見:

   WangYoucai :陈树庆:何德普释放剩三天,见证中国民主党人的团结协作精神

   2,1998年6月25日,杭州一些人向中共政府民政部門申請註冊籌備成立中國民主黨,我和秦永敏當晚,緊急通了電話,雖然我們一致認為,當時組黨的時機並不成熟,早了一點,但是為了中國民主事業的大局,哪怕面臨牢獄之災,我們也決定毅然決然地動員全國(後來知道是28個省市)異議人士同時發起組建中國民主黨,並在7月發起了21省市異議人士營救被中共扣押的王有才等人、也演進為組黨的造勢運動。

   王有才2004年初來到美國,我接受美國政府請求,我用自己的工資優厚地接待了王有才一個月的衣食住行,這是我和王有才第一次見面。

   王有才2004年初來到美國時,有許多惡言惡行,我今天暫時保留不予全部披露。

   2004年初我和王有才見面,他非但毫無感謝之意,反而說,1998年7月我和秦永敏們不應該營救他,他是被中共招待並住在杭州某賓館裡;對我們的營救工作的評價,也和陳樹慶說得一樣的鬼話:什麼我們“打亂了(他)王有才……等人正在醞釀及運作的‘中國民主黨一大’準備工作”。不然,他們所謂的中國民主黨1998年就在中國大陸合法建立了,是我們壞了他的大計。

   真不知道這是他的大計?還是他和某種勢力的“好夢”?現在是不是又在紐約準備重圓這個和某種勢力暗中勾連的“好夢”?王有才公開說的,那個1998年當年現任的所謂的中共省委書記XXX,是不是還在王有才那個組黨名單中?王有才公開說的,那個1998年他和一位中共神秘人物(他昵稱的老同志)的神秘關係,還保持着嗎?真想問問!也希望他再公開說說。

   3,所謂的“王有才、任畹町、趙昕、吳義龍、劉賢斌、姚振憲等人正在醞釀及運作的‘中國民主黨一大’準備工作”。

   我和北京及全國的戰友們1998年11月6日之前,從來沒有與聞。

   1998年盛夏,吳義龍、姚振憲從西安突然路過我家,我和夫人盛情盛宴地招待他們,安排洗澡睡覺,他們也絲毫沒有和我談起什麼組黨和什麼“‘中國民主黨一大’準備工作”,當然我也沒有和他們談起我們已經準備了半年之久的“中國民主黨一大籌備組”的工作,好在當時的當事人查建國、高洪明、劉世遵、何德普等等人都還健在,可以查實。

   2007年6月4日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播放的何德普的妻子賈建英答謝詞,是這樣說的:“就是這些一個個象金子般珍貴的人,他們前赴後繼,為中國的民主事業作出犧牲,然而他們無怨無悔,他們的精神讓我們感動;讓我們敬佩;讓我們愛得刻骨銘心!”

   “我們本質上,是一批爲國家、爲民族有理想、有擔待,又現實的奉獻者”,志同道合者,這並不是陳樹慶所謂的什麼私人感情的什麼“徐文立先生及與徐最要好的幾位朋友”。

   請不要故意貶低我們,我們為事業很傻,但是我們也傻不哪裡去,故意貶低我們,我們看得懂。

   另外,1998年中共對的判決書記載着我9個月的“罪行”:“一九九八年二月至十一月間,被告人徐文立為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積極尋求並接受境外資助,且在《中國民主黨章程》(臨時)中明確規定尋求境外資助。”(請見網絡上的徐文立判決書掃描件)

   而決不如陳樹慶所言:“徐文立先生及與徐最要好的幾位朋友11月9日突然宣告成立由他們幾人組成的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和‘中國民主黨一大籌備組’。”

   中共的情治機構是國家機器,他們對於大陸異議人士的真實面貌,和實際情況的掌握,毋庸置疑,遠遠超過我們和我們的個體。

   可惜,據說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王有才,怎麼連這點基本的政治常識都不懂得。

   再請看:

   在我2004年初慷慨地接待了王有才,之後的第一個早晨,他進入我辦公室的第一句話,就說什麼:“老徐,公安局(不知他為什麼說公安局,而不是說中共)怎麼判,就怎麼判了吧。”

   他的言外之意是說,他這個所謂發起人怎麼才判了11年,屈居第三位;我和秦永敏只是“下山搶頭功”“摘桃子”的,卻分別判了13年和12年?希望他這種沒有必要的耿耿於懷,不要追隨他一輩子,那可就太沒有出息了,那可真辜負了“受過良好教育”的自我美譽了,王有才孜孜以求的參與競選(?)的政治道路還要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請好自為之。

   在這一點上,真不知道是中共不懂事理,還是他王有才不懂事理?

   對寫歷史問題,我非常敬佩任畹町先生,人到六十歲了還能夠深刻地反省自己,說出了許多歷史真相,並糾正許多不實之詞。2010年5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會議上大聲疾呼:“在此,我想提到美國布朗大學研究員,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主席徐文立先生。我們中國人最瞭解我們自己的事業。徐文立先生為中國民主事業鐵窗獻身16年,表現了良好的道德情操,健康的人格人性,忠誠地事業信仰,善於操作和經營民主事業,能夠團結民眾。現代民運經過30年的錘煉、比較、觀察、鑒別,我以為徐文立先生是中國的曼德拉和哈威爾。中國的人權民主事業不能沒有強有力的領袖及領袖集體。組織、旗幟、領袖是我們事業必勝的三大要素。30年艱苦卓絕的現代化事業是產生她優秀領袖的時候了。”

   只是畹町兄對於我徐文立的評價,太過譽了。中國民主運動的任何榮譽都是我們共同的。我們中國民主黨現在的領導集團,也是集體式的領導集體。我為有王希哲、任畹町、趙南、孫維邦、鄭欽華、劉士賢、汪岷等等老朋友和更多的新朋友、以及國內知名不具的朋友們一起共事而自豪和欣慰。

   我熱切希望八九這一代的某些後生,好好地學習作為中國民主黨海外核心的王希哲先生、任畹町先生的高風亮節,不要在我中國民主黨需要舉黨一致,面對新形勢到來之際,還在這裡篡改歷史,為功名和利祿所迷惑。

   4,“中國民主黨一大籌備組”事是1998年11月6日,而不是11月9日。

   據我知道,陳樹慶先生還是有些學術訓練的人,要寫歷史,可不能像以上這樣毫無考證的亂寫。

   寫史,一次鑄大錯,就有可能終身難讓別人信任,希望陳樹慶兄能警覺。不可不慎!不要為派性,而障礙了自己的聰明才智。

   關於陳樹慶先生重點提到的趙昕先生

   1,1993年5月26日我第一次出獄至1998年11月30日再次入獄。期間,我和秦永敏始終站在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第一線,但是我幾乎沒有聽說過趙昕這個名字,更不瞭解他為中國民主事業和中國民主黨奮鬥的業績,我希望陳樹慶先生能具體介紹一下趙昕先生業績,以及趙昕如何逃過了我們都普遍因民主黨案受到的牢獄之災?陳樹慶先生不能這樣籠統“迅速膨脹”趙昕的偉業,否則難以讓人們採信。

   當然,網上流傳很廣的《趙昕這個人很八卦》以及他在北京“仁之泉”辦公室的種種……,在我們沒有進一步進行考證之前,自然我們也不會採信。

   2,我是2002年12月24日在美國政府和國際輿論的營救下,流亡到了美國。經過近一年的努力,我終於在美國能夠靠自己的工作有尊嚴地生存下來。為了中國民主黨的火種能在海外繼續延續下去,我受王希哲先生的委託,2004年開始重組海外的中國民主黨組織,完全按照黨章所規定的組織原則和程序,進行“三讀、兩議、一決”組織中國民主黨的領導班子和十幾個國家的中國民主黨黨部組織。之前,2003年3月26日我着手組建了非營利組織“關注中國中心(CCC)”。2004年12月3日中國大陸122位知名異議人士熱忱祝賀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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