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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国父地位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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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国父地位不可替代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共满清意识的不断增强(表现为对满清的大力粉饰和吹捧),否定孙中山的思潮一再涌动:
   江泽民时期,辫子戏漫天飞、康雍乾“圣主”光芒照,中共满清意识隐然成形,从余秋雨到阎崇年,捧满贬孙竟成时髦;八年前央视开明派制作的《走向共和》,虽然隐晦表达出宪政民主的追求,但却给慈禧平反、大力颂扬李鸿章、更把武昌起义前的孙中山,描绘得近乎小丑,其褒改良贬革命、讨好当权者的媚态跃然银屏;但讽刺的是,即便这样的讨好,亦为心向朝鲜的新主胡锦涛所不容,胡上台未及落座,便迫不及待地把《走向共和》“和谐”干净,《走向共和》横遭查封,反映出中共顽固派对“共和”和革命的极端恐惧;在胡锦涛的主持下,中共宣教部门和御用史家,一方面精心淡化辛亥革命形象,一方面竭力宣扬孙中山“联俄联共(实为 “联俄容共”)的“伟大历史功绩”,完全一副唯我所用、阉割历史的流氓手法。

   在中共的纵容下,社会上讨孙思潮汹涌,满清遗老遗少沉渣大泛起,孙中山滑向“乱臣贼子”、“汉奸国贼”、“恐怖分子”...头上的帽子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民主派阵营中有一些人士或认为:
   孙中山发起的革命推翻满清,令中国丧失了君主立宪的机会,坠入百年祸乱深渊;或认为:孙中山推行的“联俄容共”,让中共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种下了赤祸的祸根,他们因是而全盘否定孙中山;旅美作家李劼更痛斥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李劼《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
   也有反毛、反共的满清精神遗民或复辟分子、“满独”分离主义分子,从仇恨情绪出发,对孙中山大张挞伐,必欲泼污搞臭捣毁而后快。
   这些人都要把孙中山从“中华民国国父”的地位上敲落下来,再踏上一只脚而后快。这些人的行为,客观上起了与中共纵容的贬孙思潮相互配合、遥相呼应的作用。民主派阵营中反孙的人,有些人是非常真诚的宪政民主人士,但他们全盘否定孙中山的观点,却正中中共忧心“共和”、恐惧革命的下怀。
   种种迹象表明:为了“维稳”,今年中共将严密控制辛亥百年的纪念活动、刻意压底纪念的调门、淡化革命的色彩,在这个时候否定孙中山,客观上是帮中共的大忙。
   
   全盘否定孙中山,既不公正,亦非常有碍于瓦解中共专制的合力形成。
   首先,孙中山发起辛亥革命,完全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正义行为。
   其进步性在于:辛亥革命去除了当时阻碍中国政治进步的最大障碍。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专制帝制和满人殖民特权地位,顽固阻断政治体制改革,拖拽着中国滑向腐朽贫弱、列强分割的深渊,满清政权成为当时中国转型的最大障碍,是必须去除的附体毒疮。而辛亥革命以雷霆万钧的效率,一举扫除了这一障碍。
   孙中山推动革命的行为也是正义的,其正义性在于:满清顽固拒绝宪政,且残暴杀戮改良派和政治反对派;人民有抵抗暴政的天赋权利,既然和平变革无望,人民就有权暴力造反。
   1895年,孙中山曾上书求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力陈改良主张,结果遭到蛮横拒绝,李鸿章乃洋务运动头面人物、当时清廷最开明的权臣,李鸿章都是这种态度,其头上愚傲的满人统治者就可想而知。满清政权的落后少数民族殖民性质,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改良)的不可能,这,也为其后戊戌变法失败、慈禧的“跛足”新政、载沣的假立宪所验证。在统治者顽固抗拒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孙中山推动的辛亥革命,就具备了正义的性质。
   孙中山固然不如康有为博学,但却更有先见之明,他看出了当时极少人能看出的两种必然性:一是满清不可能改良;而是帝统不可能存留,中国必须走共和制的道路,并且,他敢为天下先,秉力实践他的先见之明。这就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和永恒魅力所在。
   由史实可见:孙中山没有“上断改良之路”,自断改良之路的是顽固坚持一族专制、种族压迫的满洲权贵,是杀害六君子的慈禧、是导演假立宪的载沣...既然追求变法的结局是杀头,毫无成功的希望,追求革命风险很大,但有成功的机会,那么,你能要求孙中山放弃革命,象谭嗣同那样愚蠢地去送死?
   李劼先生对满洲贵族凶残顽固抗拒变革、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宁曾外邦,不予家奴”的行为不置一词,却跳脚大骂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罔顾是非。
   固然,孙中山身上有许多缺点,有的非常严重,造成了相当的罪恶。但是这远不足以否定孙中山的功绩和地位,这一则因为,政治家不是道德家,政治是世界上最为功利的事业之一,不宜以道德家的标准对政治家求全苛责,否则,政治就无文明可言,谋求政治进步亦无意义,林肯为了捍卫联邦战死了六十万人,以道德家的标准衡量,林肯纪念堂早该拆掉了;如果政治家以道德家行为准则自律,则无异自缚手脚,几乎做不成任何事情,浪得为谨小慎微的君子虚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无全民性宗教信仰、深具厚黑政治传统的环境中,搞政治的人若以道德家准则自律,只有死路一条。
   公道地说,孙中山身上的主要缺点——不择手段,在全世界几乎所有成功的政治变革者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也是革命者的共通之处。革命领袖为什么几乎都有这种缺点?这是由从事革命的危险性决定的。各国的反动势力(尤其是中国的反动势力)都无一例外的凶残和狡诈,在中国,往往是你不推翻他(她),他(她)就要搞死你、甚至搞死你全家、诛灭你九族,这种情形岂容绅士君子做派?
   林肯不惜血流成河,也要阻止奴隶制扩张;埋葬苏共的叶利钦,关键时刻匪气十足,调军镇压十月事件、炮轰白宫、一举端掉共产国会,彻底挫败了前苏共势力的复辟企图,但“十月事件”造成至少一千四百人丧生。林肯、叶利钦的杀人行为难道是“择手段”的行为?林肯、叶利钦的不择手段,难道能抹杀他们改天换地的历史功勋?同是变革者,戈尔巴乔夫固然比叶利钦绅士得多,没有戈尔巴乔夫,就没有“新思维”政治民主化改革,但如果光有戈尔巴乔夫、没有叶利钦,“八一九就会改写、苏联无法变天。从个人道德讲,戈尔巴乔夫更加完美,但从宏观角度看,比较不择手段的叶利钦才是大善。
   政治家不是道德家,两千多年前的大儒孟子就懂得这个道理,孟子曰:“徒善无以为政”。中国也有古话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再说,孙中山固然不择手段,但他不择手段的程度,比起他的政敌、比其他同时代或邻近时代的诸多政治人远为轻。孙中山的敌人,以爱新觉罗家族为首的满洲权贵,以空前残酷阴毒的手段屠戮、摧残、压迫汉民族,但孙中山却从未主张种族报复:孙中山发起的历次起义,目标针对满清官僚,从未下令滥杀满清旗人;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发布政令,禁止滥杀满人,并且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并未对满族还之以种族歧视。这就具有现代政治家的文明风范,可以说,孙中山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政治家。
   相形之下,作为孙中山对立面的满清政治家,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左宗棠,无不滥杀无辜、杀人如麻,以同胞人血染红顶子:曾国藩滥杀无辜如割草,屠杀数百万人,还恬不知耻地倡言:杀人要快、杀人要多,曾下令对凡是有“谋反”嫌疑的农民,不要证据、不问口供,先砍头再说,而且还丧心病狂地不准被杀者亲人哭丧;左宗棠在征新疆时,把维吾尔老百姓杀得血流成河;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不仅疯狂屠杀平民,而且还赤裸裸地背信杀害主动投降者,其在苏州骗降和屠降的行径,因极度卑鄙和血腥,连贯来“事不关己”的英国人都看不过眼,洋枪队首领戈登,义愤于李鸿章之卑劣与凶残,一度拔枪要杀李鸿章...试问,在某些中国人眼中的这些个“有修为”的“正统”政治家,其行为难道是“择手段”?
   比曾国藩等人文明得多的孙中山被抨击为“乱臣贼子”,而没有半点人权人道意识,徒以人血染红顶子的曾国藩等人,倒成了“正公”、“文襄”、“修为之士”、“现代中国之父”...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儒家史家和某些文人的混账与无耻。
   
   “二次革命”后直到“联俄容共”之前,孙中山因转向武力统一,而思想日趋偏激,但比起当时许多军阀统治者,仍算文明者。孙中山至少坚持要恢复“临时约法”,北洋军阀当权者却坚拒不行——袁世凯复辟帝制、段祺瑞操弄一府两院、曹锟收买选票、张作霖干脆不要国会,直接实行“安国军”军政府统治,张作霖大言不惭地说:“刘邦约法三章,老子只有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张作霖说到做到,一进北京,立马杀了邵飘萍等一批“不听话”的人,又和段祺瑞势力制造“三一八”惨案,充分反映出东北军阀特有的鄙劣素质...比起他们的不择手段,孙中山难道不算相对文明?
   
   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不容否定还在于:孙中山推行“武统”和“联俄容共”的罪错是探索性的罪错,非故意犯罪。
   孙中山之所以主张“武统”,是因为他看出了武装力量的割据,是民国初年乱政之根,要真正宪政共和,就必须统一全国的武装力量;孙中山认为要统一全国的武装力量,唯有“武统”一途。这个观点很值得商榷、且这种做法很冒险,因为在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下,“武统”带来的混乱和管制危机,为国际共产势力乘虚而入中国洞开了关门。
   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已经证明是历史巨谬,但也应该看到:孙中山的实践理论并非杀人理论,其追求的目标是宪政,而非乌托邦类目标,因此孙中山的罪错,与阶级灭绝理论实践者列宁、毛泽东等人罪恶有着本质不同。
   一则,孙中山从来不是马列主义信奉者,且明确反对共产革命。他“联俄容共”的前提之一就是苏俄作出的承诺:决不移植共产革命于中国。孙中山尝明确表示:若中共在中国搞共产革命,他就要开除共产党人、反对共产党(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三章)。
   二则,孙中山虽然崇尚武力,但明确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现实目标,孙中山明确肯定民主和普世价值;而马克思专政理论的实践者们大砍大杀,则是为了群体灭绝(消灭剥削阶级),建立缥缈虚无的乌托邦,而且“乌托邦”迅速转化为托词,实则把原先的有产者消灭干净,让“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首长们及其家族、鹰犬共同垄断集体占有,以政经一体特权阶级的方式施以更残酷的压榨、剥削和掠夺。自始自终,马克思专政理论的徒子徒孙们都无一例外把民主打成”资产阶级民主”,以阶级性为由,明确否定民主和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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