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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崇祯帝的失败看儒家理学的荒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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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崇祯帝的失败看儒家理学的荒谬性
   
   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帝,勤政、忧国、戒色、简朴、重节...近乎儒家完美的人君标准,尤其是其自缢煤山的自毁行为,更被理学当作壮节之典范,故被理学史家们益为“庄烈帝”。但这样一个近乎儒家完美标准的皇帝,为何彻底亡国,而且令中国亡得前所未有的悲惨和屈辱——亡得连国民的头发和衣服都被人强行改了?对此,儒家史家要么支支吾吾,语焉不详,要么认为:亡国责任不在崇祯帝,而在于颇不符合儒家标准的万历帝和天启帝。这种观点在今天仍然大有市场。
   但问题是:荒淫的万历帝和天启帝,都没有留下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真正将大局弄至不可收拾境地的,恰是深符儒家理学标准的朱由检本人。万历帝虽然荒淫,其在位期间却有张居正中兴局面,且涌现戚继光、李成梁、王阳明等大批人臣英杰;天启帝自是不理朝政,但在他手上跃出了卫国栋梁袁崇焕,将彪悍凶恶的后金(满清)侵略者打出了“恐袁症”,崇祯皇帝朱由检,却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将晚明大臣中济济的人才队伍驱尽杀光,一手将国家民族推向两线作战的败亡深渊。亡国罪责不在崇祯,在谁?
   明朝之亡,直接亡于崇祯帝之无能无德,倘若崇祯帝有一点度势之明,明朝何至于沦入两线作战的刀山火海?倘若他有一点自知之明、任人之德,何至于错失那么多扭转时局的大好机会?十七年中杀掉三个首辅、七个总兵,他惨杀袁崇焕、轻杀贺人龙、弃杀卢象升、逼死杨嗣昌、摧(促)垮洪承畴、滥杀陈新甲、葬送孙传庭...不要说人才,稍微敢任事的人都被他扫光了。

   朱由检的智商,本不足以担任领导职务,偏偏他又获得了天子的实权,“威柄独操”,这是很糟糕的情况;这样一个治国蠢材,偏偏又自以为是、急躁暴佞,“宁失利,决不失面子”,这是更糟糕的情况;如果朱由检的身体差,常常不能理事,或者其沉耽女色,不理朝政,明朝也不会那么快灭亡,但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蠢材,偏偏不好女色、事必躬亲、忧劳国是...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因为这是最富效率的亡国局面。
   儒家理学史家对于以上关键性的利害关系选择性失明,对于崇祯帝身为最高统治者的重大缺陷,仅淡淡地一笔“猜忌自用”带过,对甲申亡国祸首朱由检的盖棺定论,居然是“无大失德”!朱由检,一个非常典型的无道昏君,却被儒家轻描淡写和美化成悲剧性的正面人物。
   儒家理学根本不能解释(甚至不敢面对)这样的事实:为何一个如此中规中矩的“庄烈帝”,会一手将国家推落灭亡的深渊?
   由此可见理学的极度荒谬和无可救药。
   
   理学的荒谬和无可救药,首先在于它公德私德不分、小节大节倒置。从对国家的影响不难看出,作为一个君主,好色贪玩只是小毛病,而自以为是、急躁暴佞,“宁失利,决不失面子”等品性却是致命的缺陷;如果君主能够任用贤明的人治理国家,那么他吃喝玩乐、不理朝政又何妨?国君天天搞女人,最多戕害了他自己的身体,并不会祸国殃民,而自以为是、急躁暴佞,“宁失利,决不失面子”等主政的品性,却能酿成灾难性的决策错误,从而把国家推向灭亡。理学盯住人的小节和私德,却漠视人的大节和公德,这种用人标准,必然导致虚荣的蠢材、损人不利已清廉酷吏、变态的破坏狂们当道——这些人就是朱由检一类的“廉洁”勤政者,由于他们比贪官更乏建设性、更具毁坏性、更富欺骗性,他们对国家的祸害其实远甚于贪官。酷吏温体仁是崇祯帝最为信赖的廉洁奉公的典范,他对明朝的祸害,事实上远远超过魏忠贤。
   公德私德不分、小节大节倒置的理学,在美化崇祯帝的同时,把满清咸丰帝贬得一塌糊涂,因为咸丰帝长时间不理朝政,天天在圆明园玩女人。可事实上:咸丰帝的治国之才远在崇祯帝之上,在内忧外患,清帝国摇摇欲坠的危境当中,他懂得下放权力,调动汉族地主的积极性来对付农民起义,而且他知人善用,重用大批干练的汉族士人;曾国藩打了那么多败仗,如果撞在崇祯帝手里,不知要杀头多少回了,但咸丰帝就能坚持任用曾国藩,所以满清得以在比晚明更为恶劣的局面下起死回生,且能创出一个“同治中兴”的回光返照局面。
   胡锦涛显然属于朱由检、温体仁类人,江泽民则有些象咸丰帝,历史正在证明:勤政“廉洁”的胡锦涛,对中国的祸害远远超过荒淫好色的江泽民。
   
   理学的荒谬和无可救药,在于它全盘否定妥协的价值。
   靖康年间,数十万金国生女真铁骑大举入关,呼啸南侵,锐不可当,幽燕、太原、汴京相继失陷,中国沦入前所未有的亡国危境,存亡关头,宋高宗赵构一面坚持抗战,一面积极向金国求和,为之不惜放弃部分中原领土、向金称臣称侄。为此,宋高宗被理学贬得一塌糊涂,他手下的主和派宰相秦桧,更是遗臭万年。但实际上,没有宋高宗的求和政策,南宋很可能南明一般下场,因为以金国初年之强劲军力,宋帝国很难在擅长驰骋作战的铁骑冲击下,守住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坚持与初兴金国对抗,即便一时获胜,亦难恢复中原,倘若战败,金军则长驱直入江南,局面将会十分险恶;以求和以赢得喘息之机,既能巩固宋朝在江淮的统治,加强防御能力,也能消耗金国的锐气,为百年后“联蒙灭金”播下下种子。
   赵构的决策,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聪明决策,它却被理学史家当作奇耻大辱、贬为投降卖国的负面典型。问题是:当时的形势如何?卖国难道不比亡国要好?对此,只注重“气节”的理学从来未予一丝一毫的理性甄别,徒令人叹:理学理学,“理”在何处?
   在理学史观的影响下,中国人从反面汲取宋朝灭亡的教训——把宋亡归咎于妥协,把亡国的责任狠狠地扣在主和派头上;故自宋以后,中国人以宋为戒,忌讳妥协。由于朱元璋的定调,明朝对理学的推崇登峰造极,在强大的理学舆论氛围的影响下,朝廷对外敌的任何妥协、和谈,几乎都是不体面的、耻辱的,都是“失节”的表现。
   在这样的文化舆论环境中,被理学熏陶得中规中矩的信王第五子朱由检,如何能有突破理学荒谬束缚的觉悟和“脸皮”?
   所以,对满清,他在有利形势下拒绝后金(满清)的求和,不利形势下亦拒和(因恐惧汉化,皇太极入主中原之心并不强烈),死鸡撑硬颈,坚持两线作战的必败路线,直至吊死煤山:
   1638年满人兵临城下,陕西农民再起,火烧眉毛之际,与他的同龄的才俊杨嗣昌力主对清议和,朱由检内心答应,却撂不下面子来拟旨,结果勤王而来的卢象升一声请战,议和的理性萌动立即被“气节”的虚荣烈火蒸发得干干净净,崇祯帝道貌岸然地对卢象升说:根本就没有议和一事,所谓“议和”,只不过是外庭的议论罢了。
   1642年松山战败,李自成又席卷中原,局势糜烂不可收拾,两线作战无能为继,对清议和成为自保唯一选项,急于议和的朱由检,仍然死要面子,偷偷地派陈新甲负责议和事宜,陈新甲的求和受到皇太极的欢迎,秘密和谈事宜进展顺利,眼看历史就要改写,结果一个书童走漏了消息,招致群臣的纷纷议论,作为议和的最大受益者的崇祯帝,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竟然捱不下脸面,一面对群臣否认,一面“怒斩新甲”——无耻地杀人灭口;如此出尔反尔,惹得皇太极龙颜大怒,八旗军再次大入塞,与李自成、张献忠遥相呼应......
   朱由检固然蠢犟至极,他手下的群臣也十分荒唐:他们不是不知道两线作战死路一条、他们当然知道自己毫无抗清平闯的本事,却硬要装模作样地“慷慨激昂”一番,以抨击和谈来彰显自己的“气节”,因为这样的表演才符合理学道德舆论的行为准则。大臣们的舆论,也反映出儒家理学的非理性和无可救药。
   及至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帝还在带领他的群臣,按照理学的标准,作最后的自毁。做皇帝底气不足的李自成,本不要大明江山,只要求崇祯帝屈尊签一个城下之盟,承认他在河西称王的合法性,还附有出关抗清的优惠条款。可是朱由检到这样的关头还死要面子,自己不做主,却要首辅魏藻德“一言以决之”,这,魏藻德当然不干,即使他不要面子,也不可能不知道陈新甲的下场。从理学的角度看,也怪不得崇祯帝:对“贼”妥协是大失节,朱熹有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李自成进城的混乱时刻,朱由检本来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带领少数亲信仆从,化装出逃,未必不可以逃到南京再谋局面,如古诗云:“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即便不能卷土从来,再创南宋局面亦非不可能。但崇尚理学“气节”的朱由检,根本看不上赵构仓皇南渡的行为,誓不做“流亡天子”,于是毅然决然地吊死煤山了。他愚蠢的自杀行为,造成南明的群龙无首局面,使明朝的灭亡至少提早了五十年。
   以上的历史细节,充分地反映出理学的非理性。
   
   理学理学的荒谬和无可救药,更在于其追求极端的君主独裁。理学认为任何对君主权力的限制都是不正当的,都是“越礼犯上”,皇帝无能或不理朝政,能干的大臣当权,这本来于国家是好事,但在理学眼里都成了“专权”、“谋逆”、“僭越”等大逆不道,非但曹阿瞒、袁世凯遗臭万年,毫无不臣之心的能臣王安石、秦桧、张居正也备受诟责,而象朱由检这样乾纲独断的蠢材皇帝,哪怕再祸国殃民,也因为符合理学所主张一塌的绝对的君主独裁标准(即所谓“礼”),而莫名其妙地饱受赞誉和一塌一塌惋惜。
   深受理学独裁史观影响,中国人把修道皇帝朱厚煾和木工皇帝朱由校贬得一塌糊涂,但鲜有人理性地分析一下,明世宗朱厚煾和天启帝朱由校到底有多大不是?皇帝对治国不感兴趣,固然于国不利,但应该看到,世袭制造成当皇帝也不由人的现象,命该你当皇帝,你不当是不行的(同时许多人做梦想当皇帝却当不了),不管你是否当皇帝的料,这往往就会造成:对皇位没有兴趣的人、或者没有领导才干的人成了皇帝。这时候,要想尽量少地贻害国家,就需要能干的大臣代皇帝处理朝政。不同于皇帝的产生,大臣经由科举的竞争和任事历练的筛选,能干者的比例自然比皇帝高,因此,皇帝无能或不理事的情况下,大臣“专权”至少可以减少祸国殃民。
   朱厚煾对修道感兴趣、朱由校对木工感兴趣,这些个人兴趣都不是罪错,满清咸丰帝喜欢玩南方的汉族小脚女人,虽然有伤伦理风化,也不是大的罪错;身为皇帝,祸国殃民才是大罪错。不理朝政的朱厚煾、朱由检等皇帝如果再不放权,则必然严重祸国殃民,他们非得有人代为理政才行,于是严嵩(实际上依靠其子严世蕃)、徐阶、魏忠贤应运而生,成为实际主政者,亦即理学大骂的“越礼”“专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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