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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和政权的关系——兼论民运的着力点

   腐败和政权的关系——兼论民运的着力点
   
   随着历史真相的逐渐还原,越来越多中国人同意:国民党政权比共产党政权好得多;但对于国民党政权为什么会灭亡的问题,许多人总不假思索地说:是因为腐败;至今国民党亡于腐败论仍是主流观点,这其实是近代史观中最大的谬种,因为事实上大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与腐败无关(至少关系微小),六十二年前的大陆中华民国政权,亡于中国共产党的暴力颠覆;中共之所以能够暴力倾覆国民党政权,是因为日本入侵、苏联扶持、美国对华政策大错——这三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共的力量超过了国民党的力量,腐败的因素在其中微乎其微。能够说明此的一个重要的对比是:“还都南京”后的国民党,腐败程度并不比重庆时期更严重,为什么国民党政权没有亡于日本之手?这仅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在美国参战后)丧失了灭亡国民党政权的能力。
   
   谬种流传,反映出中国人对历史问题缺乏思辩习惯的陋习,在文化的影响下,对历史问题和许多社会问题,中国人总喜欢以似是而非的积习见解、或流行见解,笼统地框释诸多问题,形成“麻将思维”现象,“麻将思维”后面,盘亘着疏于分析思辨的文化劣根性。

   诸多历史真相与“腐败灭亡论”相反,除国民党政权外,宋朝、蒙元、明朝、满清都不是因为腐败灭亡的。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腐败并不必然导致一个政权灭亡。
   
   首先,请看腐败是什么。腐败指公职人员利用制度、法律或政策为自己牟取私利,比如说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受贿之后给不符合条件的人或事开绿灯、公款私用等等;腐败泛滥有两个条件,一是国家政权的管制(包括法律的禁止和政策的禁止)较多,一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如缺乏独立司法、舆论监督、民间组织... 所以,一般来说,集权和专制的国家,容易滋生大规模的腐败。比如,目前中共国在“计生”、拆迁、征地、“流动人口”管理上空前的腐败暴政,根子出在中共中央顽固坚持的强制计生制度和所谓“土地公有制”。
   
   如果一个政权无能遏制其公职人员的普遍腐败行为,这样的腐败就是制度性腐败。
   
   腐败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因此容易激起底层民众的怨恨;但底层民众的怨恨并不一定导致政权垮台,因为影响政权稳固的,除了被统治者(即老百姓),更直接的还有该政权的权力基础(如地方官僚、王朝社会的士人阶层),如果最高统治者实施放松集权而优容士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精英)的政策,则腐败就会驱动统治集团及社会精英成员为保既得利益而竭力维护现政权,反而达到巩固政权的作用;而且,容许基层官僚和地方官吏在制度之外自行“创收”,还能够减轻中央的 “财政负担”,换取基层和地方的效忠;是故,有的统治者,如满清和江泽民之后的中共领导人,有意放纵基层和地方的腐败。这时候,除非有强大的外力冲击,否则这样的政权决不可能自行灭亡。这样例子在历史当中并不鲜见,例如:
   
   宋朝自北宋中期开始,就全面腐败,它的腐败并不在明朝之下,但宋朝却存在了三百一七年,最终宋朝也不是亡于腐败,而是亡于蒙古帝国的军事打击。宋朝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的腐而不亡,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镇压农民起义;二是它能够长时间地抵御外族入侵。
   
   许多人把“靖康之耻”归咎于腐败,其实偏谬,金国入据中原的真正原因,是金国初兴之际军事力量的强大,试看:不如宋朝腐败的辽国,在金国的打击下结果如何?南宋能够在初兴金国的倾巢入侵下,保有北宋三分之二的领土,拖成一个对峙局面,最后联蒙于灭金,并不容易(试看明朝在满清入关后何等情形)。
   许多人把中国被蒙古征服归咎于宋朝腐败,这根本似是而非。蒙古帝国之扩张,从1215年起,不到二十年就进军多瑙河,“凡灭四十四国”,独伐宋战争持续了四十年,蒙军损失惨重,还付出了蒙哥汗阵亡的代价:宋军的抵抗,实实在在是蒙古在征服战争中所遭遇的最顽强抵抗。可见,宋帝国(中国)为蒙古所灭,不是腐败丧失了战斗力,而是军事实力不如敌手的造成的。
   显然,腐败并未吞噬宋政权的自我防护能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宋朝的较为宽松的集权和优容士大夫政策,对士人阶层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腐而不亡”的一个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满清,满清自雍正时期开始,公开买官卖官(即所谓“捐官”制度),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至乾隆时期,清帝国全面腐败;而且,从雍正始,满洲统治者就刻意防范汉族清官...满清统治之腐朽和反动,超乎明朝何止百倍?但这样一座朽木腐尸满山的空山,在乾隆帝死后,仍然在夕阳下浸浴了一百一十三年,什么原因?这是因为满清长期注重以科举制度笼络汉族士人阶层,且满清统治者咸丰帝、那拉氏实施的分权政策,极大地 “统战”了汉族地方官僚和士大夫阶层,令他们竭心尽智地为这个殖民朝廷镇压同胞的各种反抗。
   
   “腐而不亡”的一个现行范例是中共政权。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共在丝毫不改变专制政体的情况下打开私有化闸门,招致全面腐败;江泽民干脆以腐败治国,一时间“三个代表”莺歌燕舞,红肿之处艳若桃花...但随着腐败的全面泛滥,江泽民时期的中共,不仅收获了经济大繁荣,政权也变得文革后前所未有的稳固;胡锦涛上台后,重走极权道路,比江泽民百倍疯狂地钳制媒体、打压异议维权人士,极权倒退保护伞下的各级贪官污吏,遂愈发肆无忌惮,百倍疯狂地虐民掠财,至今强迫拆迁、强迫征地这样的制度化大抢劫再次公行全国,恍若“土改”再现...中共统治之腐朽和反动,超乎国民党何止千百倍?但中共政权至今却未有垮台的迹象。
   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江泽民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收买政策,如“教育”、医疗“市场化”等收买知识分子措施、对民营企业的优惠政策、容许资本家入党的 “三个代表”理念等等,扩大了共产党政权的基础,淡化意识形态和纵容贪腐的政策,使官僚的收入和安全系数大大增加,因而有力地调动起基层官僚维护现政权的积极性,使既得利益驱动,成为意识形态破产之后,维护共产党政权的新驱动力。因此,意识形态破产后的中共,未像共和前东欧国共产党那样垮台。
   
   继江泽民之后,胡锦涛愚蠢的倒行逆施,令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离心离德,正在砸烂江泽民苦心营建的“三个代表”权力基础,令中国社会危机四伏,但胡锦涛主导下中共政权,不存在类当年宋朝、明朝、民国所面临的那种威胁政权的、强大的外力挑战,因此,腐疮恶臭的中共政权,至今仍然横行于世。
   
   腐败虽然未必导致灭亡,但腐败却可能生化出专制政权灭亡的催化剂,因为腐败能够降低专制政权的管制效率,并且提升其统治成本。从这个角度看,中共政权的制度性腐败并不全是坏事,因为一个收受了贿赂后放异议人士“一马”的中共贪官,要比一个“廉洁奉公”、高效执行中共中央镇压令的中共清官好得多;从这个角度亦可以看出:与美国做交易释放魏京生、王丹、徐文立的江泽民,要比“铁面无私”、一个不放、且重判刘晓波的胡锦涛好得多,虽然江泽民同样是一个共产党独裁者。
   虽然,当前胡锦涛一再“紧套”、严控,以利诱和“双规”尚方剑,竭力防止镇压异议的机器部件腐蚀,但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就像“扫黄”、“反腐”愈来愈成为走过场一样,腐败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共中央下达的封网、监控等镇压异见的“严控”命令,终有丧失其效用的一天。
   中国反对派的任务,应该是推动腐败向这个方向尽快发展。当中共国的腐败,发展到中共中央镇压民运、异议的命令“令不行,禁不止”的时候,共产党专制政权就濒临瓦解了。
   反对派不能简单地参与“反腐”,相反,如何推动腐败尽快腐蚀镇压异议的机器部件,既是中国平稳转型的着力点所在,亦是反对派的亟需研讨和实施的当务之急。
   
   曾节明 写于辛亥百年元旦中午于曼谷流亡寓所
(2011/01/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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