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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评委主席为何“谬赞”中国

   
   
   一篇可圈可点的颁奖词
   
   “在不同程度上实施独裁体制的国家,可以在较长阶段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富庶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这一事实

   并非偶然。”
   
   “没有言论自由,腐败、官权骄纵和恶治就会滋长蔓延。任何一种官权体制都必须要通过民主监督、自由的媒体和公民的批评权来加以制衡。”
   
   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必须做好准备接受批评,并将此视为一种积极的输入,一种改进的机遇。”
   
   “中国的人权活动家们所捍卫的是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的主流。他们不是什么异见分子,他们所代表的是今日世界的主要潮流。”
   
   这是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摘要,他借介绍和表彰刘晓波之机,用大量的篇幅苦心规劝提醒告诫中共,只有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人权,推进并最终实现民主政治,才能对内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长治久安,对外维护睦邻友好和平共存。
   
   聆听这份演讲的第一个感觉是“久违了”。
   
   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也就是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对类似诤言耳熟能详,美欧许多民主国家领导人到访中国,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或到大学演讲时,都会宣扬普世价值敦促中方推进自由民主。然而,时移势易,进入胡锦涛时代的二十一世纪,如此风景不在,同样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访,也同样提类似话题,但多数不是一笔带过就是避重就轻,已成虚应场景的点缀。盖因邓江时代是中国需要西方的投资,所以还能“韬光养晦”“虚心倾听”,到了胡温时期乾坤似乎已经颠倒,是西方国家要中国的订单,他们得看中国领导人的脸色说话了,再谈“民主人权”理不直气不壮了。
   
   去年,一向关注中国人权的美国众议院议长洛佩西和总统奥巴马先后访华,与中共领导会谈时,金融、贸易、气候、能源、军事、反恐等什么问题都涉及了,就是不提人权。美国尚且如此,其他国家还能说出什么?
   
   所以,这次和平奖颁给中国人和亚格兰掷地有声的讲话,对得意忘形的中共是一声惊雷;对遭受旱魃之苦的中国百姓是一瓢甘露。
   
   难以理喻的“谬赞”中国
   
   然而,就是这篇可圈可点的演讲也不无可惜地出现了难以理喻不可忽视的瑕疵。有一段话如此说:“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其它大国,曾经象中国那样,在如此长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如此迅猛的发展。从 一九七八年起,中国连年保持着百分之十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几年前,中国的生产总值超过了德国,今年又超过了日本。由此,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比中国高出三倍,但中国在继续前进,而美国却面临着重重困难。”这里用“重重困难的美国”来反衬美誉中国“奇迹”,不但与整篇文章的要旨不相谐,也有违经济学的评价标准。先不论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数字的水分和内涵,就以十四亿人的国民生产总值对比八千万人的德国和一亿二千万人的日本的生产总值,却不提中国人均GDP排名世界第106(二零零九年数据),已经显出这个说辞的偏颇,由此推出“中国(三十年间)的经济发展史无前例”的结论更加离谱。
   
   远古的不去考证了,即以日本为例,其二战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超过中国,一九五三到一九七九年日本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点九,国民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一九五零年只有百分之一点五,一九八零年猛增为百分之十三点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七位跃升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同时,人均GDP在大国中也上位到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最难得的是,到八十年代,日本一亿二千万人中有一亿人进入中产阶级,几乎没有穷人,全民均富程度远超其他富裕的大国。
   
   日本创造的经济奇迹众所周知,曾任挪威首相的亚格兰应该不会例外,那么他为什么忽略日本史实大肆“谬赞”中国呢?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忧惧
   
   表面上看,如此夸大中国经济成果既可安抚被刘晓波得奖激怒的中共,又可用“谬赞”来平衡文中大量批评中共的言说,就像教训不听话的孩子前先给他吃一颗糖,以收“苦口良药”“逆耳忠言”的效果。其实,还不尽然。窃以为,这番高论表达了西方政界难以或不愿说出口的忧惧,亚格兰有一段话显露了这种心态:中国如不建立一种彻底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可能面临社会和经济危机四起的险恶局势,从而产生危及整个世界的消极后果。”所谓“消极后果”,不过是“对抗自由民主破坏世界安宁”的委婉说法。
   
   当年日本超越欧洲大国,充其量达到“脱亚入欧”的目的,除了经济上成为美欧超强的竞争对手,冷战时期,在政治军事上只会加强民主阵营的实力,所以,西方世界尽管不无妒羡却并不生芥蒂。
   
   与日本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超大国,又由共产党极权政府统治,中共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无视世界相关公约和律法行事。近年,中共在国际社会上的种种表现已见端倪:在治国方略上抛弃“韬光养晦”张扬“大国崛起”;政治上坚拒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强化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用减少订单惩罚不顺服的国家;军事上建造航母等尖端武器和美国抗衡;文化上在海外广建孔子学院、不息工本搞所谓“大外宣”,试图以中国特色抵抗销蚀普世价值。面对这次诺奖中共也是凶相毕露,用尽一切非常理的极端手段,拘押或禁止异议人士出境,阻吓外国住挪威大使出席颁奖仪式。
   
   西方世界终于认识到:如此中国一旦具备超强的经济实力,再发展出超强的军力,它给世界带来决不可能是和平,“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民主化”的期望过于一厢情愿,必须采取措施促进中国民主化。
   
   这就是为什么十几年来魏京生、天安门母亲、高智晟、胡佳等中国人多次被提名参选和平奖,最后都没评上,今年却破例颁奖给刘晓波的首因,也是亚格兰在颁奖词中呼吁中共接受普世价值的原由,西方人指望《零八宪章》起到当年捷克《七七宪章》的作用,成为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蓝本和催化剂。
   
   西方世界的绥靖喂养了中共
   
   然而,面对中国的现实,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西方的心情可以理解,西方的善意我们应该感谢,不过,一切来得太迟了。
   
   当年,中共为维护政权可以残酷镇压国内百姓,但在国际上还是缺钙无牙去势的病老虎,是短视的西方政客和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及时输血补液养肥养壮了这只病老虎。六四后,七国集团为主的西方国家纷纷对中国成行经济制裁,但刚过半月,美国总统老布什就秘函邓小平,主动要求派总统特使秘密访华;不过一年时间,由日本带头西方国家就陆续解除了制裁。一九九三克林顿入主白宫,为兑现竞选时许下的诺言,发布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附加人权条件的行政命令,当时确实给中共造成一定的压力,美国国会审议是否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时,中共不得不放低身段做出一点姿态,提前释放一、两个政治犯送去美国。然而,第二年克林顿就以“贸易和经济增长能鼓励民主”为由取消了这项政策,到一九九九年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连每年的审议都免了。在同样无原则的姑息迁就下,中国顺利地加入WTO举办了奥运会。最终,中国经济确实增长了,但中国民众的人权和自由没同步增长,随之“崛起”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财大气粗的中共赚足了对付民主国家的本钱。
   
   其实早有先例,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九年间),美国杜邦、洛克菲勒、美孚、摩根、福特等公司先后跟德国签署包括战略原料和军工产品的巨额贸易协议,有六十家美国公司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还向德国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英、法、苏也不甘落后,争相和自己未来的侵略者热心交易。在美英法的绥靖政策下,希特勒的德国也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七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二,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会宣告德国重新崛起,同时,德国的空军力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世界由此被德国拖入灾难的二战深渊。
   
   中国和世界是否会重蹈这个覆辙,取决于中国的走向,也取决于民主阵营如何面对中国。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前述的因素,中国已失去了民主转型的最佳时机,中国的民主化道路比二十年前更艰难,中国民众将为争取民主付出更大的代价。
   
   以是次得奖为契机扭转局势
   
   值得安慰的是,民主世界开始行动了,今年的和平奖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提醒中共,要想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推行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但愿这是一个转折。如果民主国家领导人拿出当年里根对付苏联的远见,用软硬两种实力协力对抗中共,还能阻挡中共一条道走到黑,希特勒德国贻害世界的悲剧就不会重演。
   
   作为中国人,必须警醒的是,自由民主是中国人自己的大业,国际社会的外援只能形成外部压力,海内外中国人的不懈抗争才是成功的主力和关键。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任何无原则的妥协;无的放矢的和解;东郭式的“无敌”仁慈,不切实际地期待共产党自我革新,只会延长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寿命。
   
   因此,所有争取人权和民主的中国人,无论是“草根”还是“精英”,只有丢掉幻想明确方向,牢固结成反抗暴政的统一战线,持之以恒前仆后继地奋斗,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逐步瓦解中共的顽固堡垒,和平奖所寄望的自由民主的曙光才会出现在中国的地平线。
   
   原载香港《争鸣》2011年1月号
(2011/01/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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