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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翔:在意大利的天空下 文艺复兴故乡精神之旅

在意大利的天空下


文艺复兴故乡精神之旅

   

黄 翔

   

   
   应威尼斯大学和佛罗伦萨世界诗歌大会之邀,我第一次踏上了意大利的土
   地,足迹遍及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和庞贝古城等五个城市。
   
   谨以此篇献给威尼斯和地球遥远一角的意大利,也献给海内外所有承传和
   弘扬人类伟大文艺复兴精神并致力于推动当代中国和全球性新的文化复兴运动
   的我的同时代人和年青一代的朋友们……
   

在精神天穹的高处

   
   离开匹兹堡起飞前的一个清晨,打开门,发现门前台阶上插着一朵纸做的红玫瑰,绽开的花瓣中心,有一封呈花蕊形的信。拆开信,上面有一个陌生小孩的照片,信中只有一句简单的话:“我爱你们。”我们满怀感动地收下了这份不知名者留下的礼物,并把它理解为我们即将开始的“意大利之旅”行前的祝福。
   
   同上次赴依萨卡、从匹兹堡飞往中转站佛城不一样,这次飞机一起飞,空中一片令人抑郁的混沌。再往上升,天空是一片欲蓝。我所指的“欲蓝”,是一种唤起人欲望的颜色,它不是一种纯精神的蓝。机翼下,天空与大地之间,是一片云的雪海,它的边缘却似冰的颜色。淡蓝的是雪海,暗蓝的是冰原。忽然云层中出现一个大窟窿,下面是大片方形、长方形的规范化的大地,有随地形变化曲线的道路穿插其中,一些薄云悬浮其上,但只一瞬间,大地就消失了。正是这么一刹那,我发现天空与大地之间隔着好几层云层,上面的云层和下面的云层凝然不动,两者之间却有稀薄的云雾在其中流动。只不多一会,飞机又钻入了厚密的云海,又是一片令人压抑甚至疲惫的灰色,浑沌如沼泽。使人感觉经常在空中如“云鹤”般飞来飞去,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大地上生活的人,也许喜欢安居;偶尔升空与长期在空中“流浪”,两者之间的感觉截然相异。
   
   从匹兹堡起飞,经洛杉矶飞往德国法兰克福,整个都是黑夜之中。机舱内座位不靠窗口,而是在中间,并且夹在两个陌生人之中。这是小飞机,座位很窄,身体转动极不自如。然而我必须安于这种简单的“社会”组合方式,我被安置其中,却无论如何不能从中跳出、也无从挣脱。莫名地想起前不久报上的一则消息,台湾出版社做过我的书的一位女编辑,用柔软的丝巾在二楼阳台的缓降机支架上自缢。她自杀不为什么,只因为忧郁;不是外在的压力,而是生命内部的压抑。她的名字叫黄宜君,她死时正念大学创作与英语文学研究所二年级。报纸我还存放着,雨兰却不让我保留,她不愿意再看见这位已逝台湾文坛新秀的脸孔,她承受不了一个青春生命倏然消逝的抑郁,仿佛黄宜君那双眼睛直盯着她。另一则消息是马悦然爱上了陈文芬。一个八十一岁,一个三十八岁,人类的情感是多么微妙。两人我都相识,陈文芬在做《中国时报》记者时,曾在台湾“紫藤庐”茶坊采访过我,后来听说转做了出版人。这消息并不令我惊讶,其中让我感觉的只是一种绅士的风雅。如果说惊奇,让我欣赏的是一个人生命的活力,足以与岁月相抗衡;这样的生命饱满而奇妙。
   
   人在高空中飞行,对生命的死亡与爱情的感受,也就提升到了天空的精神高度;或者说,也就由天空的高度往下俯瞰大地众生的“爱情与死亡”。一切都如眼前的浮云漫卷而来,也如身旁的浮云消逝而去。死亡和爱情之外,我也在高空的飞翔中联想到生存。我是个一生做梦的人,自视为“梦人”。梦人生存在大地上,也居住在“梦巢”中。也许,一切生命形态无不是巢居。人如此,飞鸟、走兽、游鱼、爬虫也无不如此。人的住屋是巢,鸟的窝居是巢,鱼栖居的深水、浅水是巢,蚂蚁、蛇虫出入的缝隙是巢,野兽藏身的林木和洞穴也是巢。对于人而言,“巢”字是性爱和居住的生命象征和深层隐喻,它意味着打开与封闭;也意味着孕育、生殖、繁衍与栖息。而在终极的意义上,“巢”是“本真心灵”的回归和“纯粹生命”的原乡。汉字中的“巢”字,上为“瓦顶”状、中为“田地”意味、下为人之生态环境的“林木”。所以,“巢”就是人居。它也是鸟居、兽居、蛇居、虫居和鱼居。我猜想,“巢”也是一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生灵不同形态的“梦居”。一个“巢”字,在汉语中的意味,所指的就是大地上的人的生存、耕耘与居住。而女人人体的卵之“巢”,即是孕育生命的胚胎和人原初的来处。
   
   我们曾生活在一个“噩梦”的时代,如今又坠入一个“无梦”的时代。社会暴力与谎言,摧毁的不仅是人的外在生存环境,本质上是对人深层意义的精神生态环境的遮蔽、破坏和毁灭。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做梦”的人在“无梦”的人群中是极其孤独的。而孤独者的眼光与声音,与群体的注视与合唱永远存在着时空的距离。这种距离不仅意味着“媚俗”与“不媚俗”者的不同社会生存姿态,也是人的不同心性和生命气质的天壤之别!
   
   我是个“梦巢”的维系者和守护者,并为此写有多部关于梦之“巢”的书。一部是具有东方色彩的,一部是以中美文化交流为题材的,一部是表现西方与东方更广阔的人文世界的,此书为我的即将面世的《蓝色星球上》。还有一部受孕于梦之“巢”的“女性系列”尚待结集。我一生的文学创作无不是“梦”;而我的梦就是个体生命的“自由”。所以,我的“梦巢”具体所指就是人饮食起居其中的尖顶的家屋,和一个人日复一日的平常的生活;而在时间和空间的广延上,却意味着“天空穹顶”下人类走动、躺卧和直立其上的地球。
   
   天空的棚顶下有许多屋宇,每一幢屋宇里有许多房间,每一个房间里都住着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人的共和国”和浩瀚而独立的苍穹!
   
   我以为,一切思想和精神创造活动,都不应该仅仅匍匐于“当下”或“今天”,也决不仅仅停留在社会生存表象的记录层次上。精神创造活动是非功利的、更非急功近利的,它应有形而上的精神意义的超越。人的精神视野与世界的沟通与交流越广泛,对人的生存现象的发掘和概括也越具有深度。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新的作家的出现,都必带来一种超前的生命精神信息。在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的意义上,无论在哪一个历史阶段,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或新的二十一世纪时期都理应如此。因此,一切精神领域的创造者、一切从事写作的作家,不管是通过平面纸张印刷或电脑屏幕表达,都不应偏离和遮蔽精神探索与创造的本质。文学不是一件当下立即发生山呼水应效应的事情,它需要时间和历史的沉淀。所有从事文学创造、关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并有责任感的人,从根本的精神层次和意义上,理应回到文学本身。
   
   一个以情欲和世俗政治湮灭“诗”的时代是令人可悲的。一个诅咒之声迭起、凝聚社会视线、充塞人们双耳并完全取代美文的时代正是一个身心扭曲和痉挛的时代。人类为命运而抗争,不是为“抗争”而抗争,而是为“自由”与“梦想”而抗争。生命的自由与梦想,才会赋予一个人超常的真正的勇气!正常、健全的文明社会人们不需要在精神上双膝着地,因此也不需要横刀立马的“斗士”和“英雄”;出现揭竿而起的“奴隶反叛者”的时代,正是人类生存环境最黑暗、最压抑、最痛苦的时代。在正常的人类社会环境中,人们舍弃痛苦的“凝视和回视”而执著于梦境。中国离这一切还很远。而要看清这一切,必须走出中国。这里所谓的“走出”不是指空间意义的,而是指精神意义的。有的人在海外包括西方仍然掉头“走回去”;而具有心灵世界不断拓展能力的人,纵使身处国内,他的精神生命也在持续地“往外走”。
   
   七个小时以后,我们到了昔日“希特勒”的国度,接下来要去的是“墨索里尼”的国度。感觉似乎已进入德国境内,以国际书展广为人知的法兰克福就在面前。但在机场四周,看不出这个国家与别的国家的别的城市及其建筑有什么异同,只是在机场内见到的德国人的形像确与其他国家的人不一样。登机处的小姐年青,身材苗条,见人面带微笑,礼貌而和善,特别是接待和招呼老年旅客。她们走路的步伐如操练,站立时不经意地下意识把双腿一并,不禁使人想起上世纪他们的祖先纳粹时代的文化心理积淀和隔代遗传。法兰克福到意大利威尼斯只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比从纽泽西到纽约布鲁克林还近。飞机上,航空小姐穿着笔挺、头戴无檐帽子,类似中国维吾尔族的青年姑娘,她们的脖子上全系着小巧透明的轻纱。太阳照耀,衣服似带多了,很热,大概威尼斯的气候同这里也差不离。在德国境内,空姐使用英语同旅客对话。这回位置靠窗口,可以看到白天阳光下外面的风景。这里天空没有美国这么蓝,蓝得很淡,似蓝非蓝。天空可见时聚时散的云丝和云影。机翼下的大地房屋的房顶都是红色。空旷的地方很多,这里那里小片小片集中的房屋。大地上可见块状的绿色或赭红泥土本色,而树林的颜色也不似美国这么斑烂和艳丽,融成沉闷的一团或不规则的形状,呈郁闷的乌紫色。远处飞着一架低于我们的飞机,象一只飘浮的黑鸟。飞机一直飞得很矮,声音很噪。机窗外光线迷蒙,不清丽,也不灼亮,好象是另一轮太阳的投照。飞往意大利,旅途很短,每人只发饮料和好吃的巧克力。开始感觉有凉意,猜想威尼斯的天气可能比较冷。德语广播音节钝重、绝不柔和动听,每一个吐出的字都具有打击和碰撞的力度。下面出现大片从未见过的群山,轮廓鲜明,似刀削出来似的。不象泥土,而是刀劈的岩石或火山灰堆积。也许它们形成的过程很恐怖。很美!秋潇雨兰大声叫喊起来。山脊或山顶呈尖形。在这里,美丽是一种威慑,也是一种恐怖。山体为棕色或赭色,山顶是灰白色,也许是雪,也许是火山灰。几乎全部光裸裸,少见上面有深郁色泽的树木,更不见房屋与人。只有极远极边缘的林木处才见人居。看不到交通的公路,也许只有很细的山径或羊肠小道。一种遗世独立或与世隔绝的原生自然状态,广阔而壮丽。这是意大利的ITALY ALPS群山。飞机上升,窗外雾海茫茫,一切影影绰绰、朦胧不清。远处天地接壤处仍见岩石或火山灰堆积的群山的峰头。飞机开始下降,雾海中阳光迷蒙,大地上出现田地,灰蒙蒙的压抑中感觉到其深处孕育一个民族的生命力的灼亮的热情。运河、房屋、水泽星罗棋布。沼泽地上的水成酱色、灰色。到达威尼斯,一片暮色苍茫。意大利的白昼濒临消逝,意大利的阳光何在?!
   

水上“梦”城威尼斯

   
   来接机的是马可•波罗的子孙,他的名字叫马克(MARCO CERESA)。他是威尼斯大学远东系的教授,也是一位汉学家。他问我们,是乘巴士转船进城,还是直接乘船去威尼斯?我们选择了乘船。威尼斯是座水城,在海上,而它的郊区却在陆地上。在古代,成吉斯汗的马蹄曾叩击过意大利的土地,当时意大利人退避到了海上,才在现在的威尼斯建立起这座城市。水天茫茫,威尼斯渺无踪影。水面上有鸟飞,但不是海鸥,是白鹭。打开船上的小型玻璃横窗,风中有鱼腥和海草气息。开船前,我、雨兰、马克一起在船上留了个合影。马克告诉我们,他不是威尼斯人,他的故乡在米兰,属意大利北方,那儿的人绝大多数都有日尔曼血统。马克一头黑色的卷发,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至今还是独身。年青时他从米兰来到威尼斯,就读威尼斯大学,获中国文化博士学位。他曾在台湾呆过六年,在那儿学的汉语。马克曾用中文写过一本介绍威尼斯的书,并曾翻译过《中国茶经》。他所在的威尼斯大学远东系学中文的学生有一千多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意大利人。这些学中文的学生,也许承传的是马可•波罗的传统,对中国及东方文化艺术满怀神秘的热情。他们学中文是出于对中国文化艺术的爱,却不是出于具体的功利,毕业即失业。因为只有在中国才能找到工作,但他们并不愿意离开意大利,离开父母、兄弟姐妹、情人与朋友。船只经过玻璃工厂,意大利的玻璃工业举世闻名,是全世界玻璃工业和玻璃艺术的源头。岸边出现一片巨大的墓地,马克说,这儿没有墨索里尼,他埋在别处。埋在哪儿呢?马克也无从解开这一悬念。马克认识曾拍过受禁电影《中国》的安东尼奥尼,他告诉我们,安东尼奥尼已经九十多岁了,如今半身不遂,快去会见毛泽东了。高行健获诺贝尔奖时,马克曾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意大利最大的报纸上。第二天他就接到中国领事馆的电话,向他指出,高行健是法国人,不是中国人。他幽默地说,他由此提高了“思想觉悟”,但愿没有上“黑名单”。他说我们这次邀请你来,别人是不喜欢你,而我们是不怕你。水面上两边都出现陆地,一边是圣乔•治岛、犹太人岛;一边是灯火灿烂地浮现在眼前的威尼斯。船靠近码头,天早已黑尽,马克同我们一起朝旅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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