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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对派组织和黄雀行动之谜

   

——谈中共主动组建和利用反对派问题


   

徐水良


   

2011-1-9日


   
   
   司徒华先生的去世和许多回忆文章的发表,包括“黄雀行动”的回忆,在很多人读来,也许是温馨的回忆;但在我看来,却是颇为惊心动魄的材料。因为这些回忆透露的许多材料,某种程度上证实笔者过去的研究、怀疑和初步看法,即香港反对派组织在组织上也是中共主动组建和掌握的看法;以及如果不是中共地下势力掌握、真反对派服从,就不可能组织上长期保持统一,中共一定会搞破坏等看法;还有我出国以前,一些曾经从事香港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的,香港黑白两道都在中共控制之下等说法。同时,也在某种程度进一步证实一些朋友,例如李洪宽先生等等的说法,即“黄雀行动”经过邓小平批准,变成向西方输送特务的行动。“营救的所谓民运人士当中,夹杂了大量的中共特工和干部子弟。这些人长期潜伏在自由国家,成为沉底鱼。个别人或许将成为中共优秀间谍,活着被吸收为双面谍,甚至三面谍。当然,绝大多数人慢慢地摆脱了与中共的关系,成为自由国家的公民。”(引号中引语引自《李洪宽:伪造六四记忆:“黄雀行动”》。)
   
   我这里不谈对这些材料的详细研究。我这里只引用香港媒体和海外网站的一个报道:
   
   “1983年时任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邀司徒华、李柱铭组党。李称许家屯认为他们两人有不同背景,应分别组党,着李跟李鹏飞(后来创办启联资源中心和自由党)组工商背景政党,司徒华有基层背景,则另行组党,李指许跟华叔说:‘钱不用担心,新华社照住你。’两人当然没予理会,还确立路线,不收共产党的钱,以及接受捐款不能附带条件。”(新报记者:《李柱铭:华叔位置无人可代》)
   
   按这里的1983年,其他有的材料说法,是1987年:
   
   “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于1987年底分别约见两人,邀请两人在香港组党,但指两人背景不同,认为马丁应与李鹏飞、张鉴泉组中产党,华叔就组织基层政党。”(引自《明报专讯:华叔放不下支联会 李柱铭允守护到底》,林锋转贴)
   
   司徒华和李柱铭是当时的香港左派人士,1985年,中共委任他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1987年许家屯着他们组建反对党。显然,这里首次公开了香港反对派组织香港民主党,是中共主动策动和发起,这样一个事实。中共当时企图通过他们掌控从基层到中产的香港社会。
   
   当然,由于反对64屠杀,司徒华和李柱铭辞职。(有的材料说被人大常委会撤职。)当时很多香港左派都采取了激烈反对屠杀的立场,包括新华分社正副社长许家屯和张浚生等,我相信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除了少数有特殊任务的以外,这种反对屠杀的态度,也是真诚的。
   
   但后来的发展,很多左派很快回到中共立场。其中回到中共立场的一部分,因为特殊任务,仍然留在反对派阵营。也有一小部分真心脱离中共阵营。
   
   我不知道这些回到中共立场的人士,是不是都像被捧得很高的陈达钲先生一样,内心里真诚地“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像陈达钲那样真诚地转弯:“六四时我确实不解,现在想起来,政府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使出这一下策。万幸的是,六四以后,国家没有退步反而进步。我觉得六四首先挽救了共产党,共产党比过去更聪明了,它从一个革命党到一个执政党,一步步在进步。通过六四,共产党知道了人民需要什么,于是后来有三个代表,现在又有和谐社会一说。这些进步,都说明了六四的意义。”(引自《陈达钲:说出黄雀行动真相为时过早》)
   
   但至少,左派的大部分,是回去了。没有公开回去的,有的有特殊任务,也有一小部分真心脱离中共。对后两部分人的判断,往往很难。但是,关键时刻,往往能够看出真实面目。前些年李柱铭态度的转变,不久前民主党的转向,向人们提供了某些线索。当然,要断定具体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目前还为时尚早。
   
   利用地下力量和间谍,是中共一贯传统。国共内战时,中共利用其地下势力,渗透和控制国民党政府、军队、政党、情报机构,渗透控制了国统区绝大多数媒体,大多数社会团体,对抹黑和战胜国民党,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中共主动组建反对派组织,笔者研究,迄今发现的情况,是在中共建政以后。1950年代,浙江省公安部门,在江华和王芳等领导下,经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主动组建浙南反共救国纵队,用来诱捕反共分子,欺骗台湾,并向台湾派遣特务,这是比较早的例子。
   
   文革前中共公安部门普遍利用所谓的“灰色人物”,即从犯罪分子转化过来的线人来破案,也逐步形成一套利用线人的办法。
   
   79民运中,中共情报机构相当普遍地采用“筑巢引鸟、做窝养鱼”等方法,有效地掌握和控制79民运。主动组建反对派队伍这个办法,开始成为中共对付反对派的常规手法。
   
   1982年,中共把国内“筑巢引鸟、做窝养鱼”等办法推广到海外,策划8201专案。非常成功地组建和控制了海外民运。此事早于1987年许家屯策划香港司徒华李柱铭组党。
   
   从此以后,主动组建和利用民运组织和其它反对派组织,成为中共在国内外对付反对派的最最常规的手段。
   
   但后来,因为中共与台湾方面的矛盾等等一些问题,产生了倒王事件,海外民运分裂。中共虽然严重渗透台湾情报机构,但中共和台湾,毕竟是敌对对立的政权,双方及其情报机构,必然产生矛盾。
   
   64屠杀,天安门广场之所以没有像外围那样不分青红皂白进行屠杀,与为了保护渗透到广场上的中共情报人员,很有关系。
   
   64以后,民主中国阵线成立。老民联许多人,与新到海外的中共特务,操纵和控制民阵。1993年,中共地下势力破坏了民阵和民联的合并。这之后,民运溃不成军。中共主动组建反对派队伍的办法,更加成为中共得心应手的办法。
   
   此后组建的大多数民运组织,包括正义党等等,其背后推手,都是中共情报机构。
   
   被中共普遍渗透和控制的民运和其它反对派组织,鼓吹告别革命,鼓吹温和缓进,反对激进,鼓吹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为中共维护稳定的得力工具。
   
   在中共权贵进行的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中,中共控制的这些自称自由主义,鼓吹全盘私有化的民运和反对派人士,更加成为中共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的吹鼓手和得力工具,为中共权贵的大抢劫大掠夺立下汗马功劳。
   
   由于中共威信严重丧失,像四川地震、杨佳案、石首案、邓玉娇案、钱云会案等等中共困难时期,调动主动组建的反对派,包括民运和维权队伍中的地下力量出来,为当局讲话,为当局灭火,也成为中共的常规手段。
   
   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中共击溃反对派的结果,就是一旦改革需要一个统一的反对派组织,以便当作打交道的对象的时候,中共却找不到这个对象了。他们利用民运组织搞大团结,然后搞大分裂,然后搞大内斗,借以搞臭反对派的惯伎,也用不上了。因此,许多年来,中共地下势力拼命组建“统一民运”,一直努力,企图主动组建一个由他们控制的“统一民运”组织,但他们的努力,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

此文于2011年01月09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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