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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战场.两类矛盾.一个目的——批《正处》(中)


     观察 > 专题与评论
   三条战线·两类矛盾·一个目的
   —— 评《正处》:两类矛盾说,非治国之正道(中)
   魏紫丹

   
   哪三条战线呢? 在1958年3月19日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部分按语写了说明,指出:“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这段话的意思,用他的“斗争哲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反右、反修、反“反冒进”。
   
   一、打退右派的猖狂进攻:阴谋之中套阴谋
   
   
   毛主席问道:“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
   
   我说:“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意义上,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慢慢再加以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我认为这就是高价征求批评。”
   
   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我接着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评相当尖锐,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我们故意放一放,好让大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开展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指张春桥组织的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毛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批评、反批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你同意不同意?”
   
   我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阳谋”亲历记》)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的总题目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整风会影响到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整风主要是党内整风,可是有党外人士参加就更全面了。两种元素可以起化学作用。但党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共产党整风.目前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有人很担心,怕矛盾一揭发,一批评不得了。我们对人家提出的意见,不要害怕,应该欢迎,给人家以提意见的机会。矛盾没有什么不得了,到处唱对台戏,把矛盾找出来,分分类。如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方面,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突出来了,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辩论愈好,愈讨论愈发展,人民民主政权愈巩固。两个月来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的批评意见是很好的。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能解决。几年来不得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几个月解决了。还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他说: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有职无权的问题吧!过去民主人士有职了,但是没有权,所以有人讲民主人士不大好当,有些恼火,现在不但应该有职,而且应该有权。因此,这次整风,在党内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也要整一整.讲到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问题,说:教授治教恐怕有道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征求意见。在5月10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5期刊出了章伯钧所作的传达,说 :“毛主席说,大学校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请邓小平同志约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
   
   毛还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懂得自然科学,不懂怎么办,要老老实实学。”
   
   毛对各个民主党派最近召开的以发展壮大自己组织为主要议题的会,对他们“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的势头,感到非常恼火,本来决心要狠整他们,但此时却佯装退兵30里,说:最近各民主党派都开了一些会议,开得不错,提出了些问题。祇要党外人士谈出来了,大家一齐搞,这就更好谈了。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帮助共产党进行工作。
   
   经过毛泽东一鼓作气,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地鼓动鸣放,于第二天, 1957.5.1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公布, “中央指示的提要”如下: 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了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不仅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且自由参加、自由退出,不得强迫。可说是客气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李洪林说:“6月19日,毛泽东2月27日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了。人们吃惊地发现,6月19日的文本和2月27日的文本已经大不相同了。除语句上按照 ‘反右派’的需要刻意修改甚至重写以外,最重要的是新增加了两处 ‘反右派’的武器。
   
   “一处是讲阶级斗争的:……
   
   “另一处是划分 ‘香花’和 ‘毒草’的标准,即划分敌我的标准,也就是划右派的标准:……
   
   “增加了这两处之后,反右派就有充分的根据了。你们不是埋怨我没有早说吗?我在2月27日就说了,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有时还是很激烈的.你哪里是给我提的意见?分明是在进攻。你说你不是进攻吗?那么用六条标准衡量一下吧:你的话 ‘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你是想摆脱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毒草。因此,你就是敌人,就是右派。这是我2月27日 ‘已经说过’的。”
   
   “总之,毛泽东的讲话经过这番修改之后,反右派斗争就成为 ‘有言在先’了。也就是说,不是我 ‘不教而诛’,而是你 ‘明知故犯’。活该!” (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页100—101)
   
   李先生说的“活该!”是反话正说,是怒不可遏,是“恨上来我不把别人来骂,骂一声毛泽东你男盗女娼!”——把事先没说过的话,事后加上去,这就叫做 “有言在先”。毛泽东之无赖,举世无双。就连刚才他在上面说的那些用以引蛇出洞的话,诸如“给老和尚提意见”、“教授治校”、“有职无权”等等,也无一例外的、都是右派言论!如果再把他2月27日的讲话录音拿来放,恐怕最猖狂向党进攻的中国天字第一号极右派,就非毛泽东莫属了。
   
   乘反右阴谋得逞,毛泽东施展他的阴谋连环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对反冒进者施压。毛泽东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毛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
   
   “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这便是阴谋背后的阴谋。要知道,在反右运动的火山爆发中,右派早已是莫此为大的罪名,右派分子个个都被烧得焦头烂额,举国上下,杀鸡儆猴,人心惟危,莫不谈虎色变。
   
   周恩来、陈云等乖乖地作了检查,“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承担了责任。
   
   周恩来在3月25日的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次作检讨。他说:“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毛泽东在反右派和反“反冒进”的两个战场,分进合击,节节胜利,一路高歌,向着自己的最终目标跃进,大跃进!
   
   
   二、反右运动的哲学精髓,就是消灭“实事求是”
   
   无论是说“阴谋”,或说是“阳谋”,都是在说“动机”。现在,再让我们来说说“后果”:大跃进的发生,是反右运动的第一个恶果。
   
   一个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大概不会把大跃进只归结为经济问题。有人说,大跃进的失败,是由于毛泽东不懂经济所致。这话固然有点道理。可是,同理可问:难道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毛泽东不懂文化所致吗?所以,假如我们说这里面也含有某些正确的因素,那么,正好是这个正确的因素被居心骗人的政客、御用学者们扩大为主导因素,才掩盖、模糊、曲解了大跃进真正的政治本质特征,从而误导人们认为:毛主席、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出于急切摆脱贫穷落后,才发动了大跃进,问题只是出在急于求成、缺乏经验上。
   
   李锐先生在《庐山会议实录》中,无限感叹地写道: “我们都感觉主席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页46)这个说法是不错的。但,如果不是他到前台,大跃进就根本不会发生;这就把问题凸现出来了:他到底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地把别人(特别是主管经济的周恩来、陈云等)批倒、排除在外,自己跑到前台来直接指挥呢?大跃进的政治本质就隐藏在这个问题中。让我们从它的发生谈起。
   
   毛泽东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先不说心里通畅不通畅,先肯定下面一点:搞大跃进的的确确是反右派的结果。他们大事宣扬大跃进是反右的胜利的果实,是反右正确性的确证。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都认为反右派斗争开放的“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要结成“大跃进的经济之果”,这样的因果关系就决定了从大跃进的领导人到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必然是与反右派一脉相承的。1958年4月5日,毛针对各行其是、分散主义的现象,强调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毛的秘书李锐先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综观邓小平的一生,他是和毛泽东一样的左。所以领导大跃进的正帅和副帅,正好是原先领导反右派的正帅和副帅。这绝不是偶然性的巧合,而是具有本质意义的现象,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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