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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中产阶级”

   
   大约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产阶级”这个词,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走红起来,至今热度未退。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在那以前,“中产阶级”不能走红,因为这与马克思主义不符。由此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处的真实的境地。
   
   “中产阶级”之所以走红,当然是有原因的。据说,外国的某些学者、记者,推出了一种理论,说道,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逐渐扩大队伍,当中产阶级壮大之时,也就是自由民主到来之日,这一理论似乎颇有影响力,不少人跟着说,这是原因之一。又据说,那时从中共中央高层传出一种说法,说道,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的社会,是最稳定的社会,于是更多的人跟着说,这是原因之二。那一边说,“中产阶级”将带来民主,这一边说,“中产阶级”会带来稳定,有了这么二说,“中产阶级”不走红也不行啊!
   

   不管是“中产阶级”带来民主,还是“中产阶级”带来稳定,这些说法都有点道理,不过,它们把“中产阶级”的人数作为依据,似乎“中产阶级人数众多”了,稳定和民主也就到来了,如果稳定和民主尚未来到,那是因为“中产阶级人数太少”。这就引导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聚在“中产阶级”的人数,于是,收集资料、统计分析、撰写文章,说的就是“人数”。说道,往年“中产阶级”人数有多少,今年“中产阶级”人数有多少,预测若干年后“中产阶级”人数是多少,说道,其增长幅度何等之大、增长速度何等之快,给你制造一个印象:中国愈来愈趋于民主和稳定。
   
   然而,这种以“中产阶级”人数为依据的理论,其根底显得不太牢靠,何以见得?
   
   其一,所谓“中产阶级”,是指,把个人财产按上中下三等予以划分,社会成员中个人财产居中的那些人构成的阶层或阶级。那么,这个“居中”这么划定?恐怕各有各的说法。举简单的例子,假设有一百人,每人的财产的差距为一万,从一百万到一万各不相同,若九十万以上者为“上”,十万以下者为“下”,则“居中”者为八十人,占百分之八十;若八十万以上者为“上”,二十万以下者为“下”,则“居中”者为六十人,占百分之六十;若七十万以上者为“上”,三十万以下者为“下”,则“居中”者为四十人,占百分之四十;余此类推。由此不难明白,由于划分的界线不同,“居中”的人数和比例可上可下,而且波动幅度最大可达一倍。于是,对“中产阶级”的人数“壮大”到何种程度,说法不一,而对趋于民主和稳定的程度,也众说纷纭。同样的理论,按照同样的数据,只是划分的界限不同,得出不同的推断,或者说,在不同的结论之间摇来摆去,恰似根底很浅的墙头草。怎么回事?问题在于这个“中”所表达的意思,过于笼统、模糊,难于确定,结果,只好让人们在若干不同的推断中左顾右盼、游移不定。
   
   其二,有上、有下、又有中,有富、有贫、又有中,这是人的思维本性所致,永远如此,人们一般都能理解。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种比较模糊的划分方法,应用来描述社会成员财产分布的状况,只能是“大致的”或“大概的”,对此人们一般也都能理解。由于这是一种“大概的”划分,因而只能作出“大致的”描述:除了“上”、“下”两个极端,“居中”者总是大多数,或者说,除了最富、最穷的阶层,“中产阶级”总是大多数,这种描述“大致”不会错,人们一般都能理解,恐怕也很难予以否定。如若不信,可以搜集有记录的社会成员财产统计数字,从中将看到,至少近三四百年来,除有特殊情况(战争、动乱、灾难等),一般说来,豪富或赤贫总是少数,而居中的总是大多数。至于在强调一律平等的年代,居中者更是大多数。这就是说,不管社会是否民主、是否稳定,其“中产阶级人数众多”则是惯常现象,既然如此,说“中产阶级”带来民主和稳定的那些理论,其论据就靠不住了。
   
   将“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概念引进政治学,最早或许是二千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写道:“在一切城邦中,所有的公民可以分为三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他的目的是要提出合乎中庸之道的政治理想,他写道:“中庸之道有助于政治稳定。”又说:“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对于这种“最好的政体”的实现,亚里士多德给定了一个条件,如他所写:“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它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它单独一个部分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它两个对立的部分(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看到这些文字,人们也许会产生联想:啊,“中产阶级”带来民主或带来稳定,这些说法所表达的意思,原来古已有之!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且还及不上古人,他们把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很重要的部分,有意无意地丢弃了:——那就是亚里士多德给定的条件——“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强大”,“举足轻重的地位”等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具备这个条件,稳定的社会或优良的政体(譬如民主)都难以成立。正因为这条件难以满足,所以亚里士多德本人对此抱悲观态度,他说这种良好的政体“永远不能成立,或只能在少数城邦中偶尔成立。”不幸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悲观的预言,至少被他身后近二千年的历史所证实了。
   
   无怪乎,到了近代,像帕累托(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这样的精英主义论者,索性不再提起“中产阶级”,说道:“人民可以分为两个阶层:一是低等阶层,即精英以外的阶层,二是高级阶层即精英阶层。”把“中产阶级”归于“低等阶层”了。至于马克思主义者,则不但轻视“中产阶级”,甚至要“消去中产阶级”。
   
   不过,三百多年来,随着现代民主渐成世界潮流,在不少国家,“中产阶级”的状况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由原来的“人数众多”渐渐变得力量“强大”起来。譬如,他们每个人手中握有一张选票,众多的人数变成了众多的选票,只要他们能够平等、独立、自由地参加选举,则众多的选票对最高权力的产生、政府的组成等国家重大事务,产生直接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譬如,他们每个人都可自由发表言论、自由组织党团、自由组织集会,在选举以外的公共活动中,经常地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从而,在这些国家里,人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中产阶级”起着维护民主和稳定的作用。事实告诉人们:“中产阶级”之所以“力量强大”起来,是因为他们成为平等、独立、自由的公民,是平等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而这些正是现代民主化进程的结果,而不是民主化进程的起点。事实告诉人们:不是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带来了民主,而是现代民主化促成了“中产阶级”的强大。
   
   但是,即使在民主化较为成熟的国家里,对于“中产阶级”的评价,恐怕不宜过高。首先,在一般情况下,“中产阶级”的力量还是强不过精英阶层;其次,“中产阶级”成员的利益差别和意见分歧,比上下两个阶层更为复杂,无法形成团结的整体,他们不但表现出相异或相斥的政治观念和态度,而且往往摇摆于上下两个阶层之间,也正因为如此,“中产阶级”才能起到“平衡”或“调和”的作用;再次,如果“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久而久之在自由民主的天地里丧失了应有的精神支撑,而沉溺于物质的追求和享受,邪恶势力将有机可乘,把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作为建立、维护邪恶统治的社会基础,致使人类社会趋于远离民主和稳定的方向。
   
   “中产阶级”人士们,树立起并维持住“平等、独立、自由”的精神支柱,争取并保护好平等的政治权利,历史会赋予你们重任!
(2011/01/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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