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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荒村林地纠纷案的独立调查与分析

   杨宽兴

   “2004年7月25日,‘土地征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由于来自下荒村的老村长(实为老会计——笔者注)张树学及其它几位村民,不属于特邀人员,他们连公开发言的机会都没得到。看着弱势村民们既无助又无奈的痛苦表情,笔者黯然神伤。” 这是张耀杰先生《中国农民的家园土地保卫战》中的一段话(原载《民主中国》2004年9月号),不过,面对弱势农民的遭遇,黯然神伤的不止张耀杰一人。最近,我对下荒村进行了实地考察,原本以为发生在下荒村的只是一起普通林地侵权案件,但当赵岩、侯文卓、《中国改革·农村版》这些熟悉的名字被张树学一一道来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起土地及林权纠纷案的分量。 站在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马蹄营子乡下荒村村外的争议林地上,借助村民的介绍,我对该村的600亩土地及林权纠纷有了初步了解,此后,又与该村村委会、喀喇沁旗林业局、喀喇沁旗政府法制办等部门的官员进行接触,并反复与有关人员进行谈话核实,力图通过这样的调查,全面、真实、客观地掌握下荒村土地与林权纠纷的前因后果。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土地侵权的案件时有发生,这些土地侵权案件往往导致农民与当地政府的对立,并引发上访、骚乱等群体事件,但在多数情况下,此类纠纷案的处理结果并不理想。通过对下荒村林地案的调查,我发现这是一起比较具有研究价值的农村土地纠纷,因此,本文试图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将纠纷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有关各方的复杂关系加以梳理,并借此探讨解开复杂土地纠纷的现实途径。 2002年5月5日,承包下荒村401亩(据村民实际测量,应为600亩左右)林地的外村人任相军雇佣四轮车去承包地耕种时,下荒村村民李国良、李国富、张文武、李淑风、张树友、闫桂云、曹文英、马秀芝、王风梅、宋国民、王玉英、张文志、兰秀芹等人前去阻拦,不让耕种。相持不下中,四轮车驾驶员弃车而去。村中素有声望的张树学让他的侄子将四轮车开回村里加以保管。按照张树学的解释,“担心四轮车留在村外丢了不好交代”,不过,在与我的谈话中,他使用了“扣留”一词,而我无法找到四轮车的驾驶员核实当时的情况,四轮车是被驾驶员丢弃还是被村民强行扣留,难以断言,但在与有关村民的接触中,感觉他们性情较为温和,因此,个人倾向于认为当时并不存在强行扣留的行为。 阻拦耕种的事件发生后,任相军迅速将李国良等人诉上法庭,继而,便有民警进村抓人,按照村民的描述,当时的形势十分紧张,颇有点风声鹤唳的味道,以至于无辜的围观者都被抓进乡里,还有人“遭到殴打”。 2002年6月27日,喀喇沁旗人民法院判决任相军胜诉,根据此一判决,任相军有权继续经营所承包的河滩林地,而李国良等人应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部分村民认为,任相军的胜诉以及民警进村抓人的原因是财大气粗的任相军买通了有关执法部门,但我以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尽管有村民反映在林地竞标中有村民出资48万,而任相军仅出资45.2万元就取得了河滩林地的30年承包权,但任相军出资的事实,不容质疑,而喀喇沁旗人民政府于1998年3月20日发给下荒村村委会的1006号林权证,为任相军的30年承包权提供了产权支持。 问题的关键在于,村委会持有的林权证是否合法。因为,就在任相军承包林地的四至范围内,还有另外一些林权证的存在,到目前为止,保留在村民手中的林权证,至少还有五份,持有人分别为一组和三组村民李均、宋国祥等(该村共有六个村民小组),这些林权证的发证时间均为1985年。 另外一百多户村民或者声称林权证丢失,或者声称虽未办理林权证,但对自家栽种的林木拥有产权。那么,同一块土地上,1985年和1998年两次发放不同林权证的原因何在呢? 争议林地位于老哈河河滩,历史上既种植庄稼也栽种树木,1962年大水冲漫后,1963年,经过深挖翻整之后,村民主要在这片土地上种树,起到了防水防风的作用。 1985年前后,在这块林地上,农民普遍种植棉槐。这时,农村正处于文革后的恢复与繁荣期,各项工作逐渐恢复规范,设在马蹄营子乡的林业站为部分村民办理了林权证(当时河滩土地已分给各家农民,但因为属河滩地,并未与村中签定承包合同),但限于当时的管理水平,林业站工作人员在为农民办理林权证的过程中,却未存底或保留有关档案资料。 九十年代初,在老哈河流域治理与保护的扶植政策下,上级通过村委为一组和三组农民提供了杨树树苗,一组和三组村民分别砍掉了原先栽种的棉槐,种上杨树。 1998年,下荒村村党支部书记的王义全以村集体财产的名义,向林业部分申请办理这片土地的林权证,林权范围包括一组和三组农民栽种的全部林地,但这一产权证的办理,在当时并不为村民所知,而1985年林权证也未予以公示撤消。 王义全是这个案子中的关键人物,对于这个人,我所接触的农民大多评价甚低,更有村民指责王义全在担任村支书的二十多年里,培植亲信、行贿受贿,侵占公款,用张树学的话说:“我和王义全有点拐弯的亲戚关系,当年他竞选村支书,还拉过我的选票,我也曾投票给他,不成想他上台后这么坏。当了支书,你要捞就捞吧,但他王义全做的也忒狠了,忒不象话了。” 目前仍担任村支书的王义全并不住在村里,全家早已搬到城里,有时会回到村里转一圈看看,象征性地行使支书权力,但他把有关的档案资料,牢牢把持在自己手里,当村民带我查看任相军和村委签定的合同时,村里的会计说:“全都在王义全那里。”无疑,这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人物。根据我的经验,根据一个村子的路况可大致判断村支书的人品与作为,走进下荒村,这个人口超过两千人的村子中,道路颠簸,崎岖不平,可以想象,一旦下雨会是怎么样一种泥泞状况。另外,村民告诉我,下荒村财政现在的状况是分文没有,已经穷到连煤都买不起的地步,前些天,为了取暖,村委人员竟然悄悄跑到附近的学校偷煤。 而原本算是富裕村的下荒村,现负债三十七万元。所有能卖的林地、工厂、土地都已被王义全卖光。王义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想见了。 在法庭上,王义全声称,下荒村出售林地的决定是经村民委员会表决过的,2002年4月13日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上,到会代表“全体举手”通过决议。而张树学等村民则认为,2002年4月13日召开的并不是村民代表大会,而是党支部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不具代表性(我个人认为,这次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是否合乎程序,并非林地纠纷中的关键问题)。 2002年4月25日,下荒村村民委员会与任相军签定了林地承包合同,并将承包费452000元全部交给下荒村村民委员会。据王义全称,这笔钱用在了村里的小学教学楼建设上面。而部分村民则认为,当时的小学校舍根本无须重建,即使重建,也不应将工程交给王义全的表弟,里面肯定存有猫腻。 被任相军诉上法庭告后,宋国民等人展开了一系列反击措施:先是上诉,反诉,后又不停地上访,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到北京上访过十九次,风里来雨里去,其中一位访民,忧愤交加,已经含冤去世,年过六十的张树学告诉我,由于四处上访奔波,他的一只眼睛现在快看不到东西了。“怕被当官的抓住,有时要坐车到别的县城,然后再坐汽车去北京。” 村民集资上诉的理由 是:任相军与村委会签定的合同无效。但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赤法民一终字第637号判决书认为:“被上诉人马蹄营子乡下荒村与被上诉人任相军签定的林地承包合同是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经过公开招标所签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据村民说,任相军花钱打点了关系,“什么法院不法院的,谁送钱判谁赢。”而他们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聘请了律师后,任相军也在同一家律师所聘请律师,很快,村民聘请的律师“屁股就坐到了任相军那边”,宣判刚刚做出,就与任相军在一家酒楼里推杯换盏,于是,村民开始后悔在当地聘请了律师。 对这些没有确切证据的传闻,我并不轻信。作为独立调查者,经常会面对利益双方根据对自己有利原则所做的不同叙述,对同一件事,当事双方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因此,冷静、客观、中立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处在弱势地位,有时,村民会把一些法律上的必要程序,也看作官官相护的表现。 真相是一切正确判断的前提。事实上,任相军本人也是受害者,几十万的资金投入和大量资金投入,换来的是一块争议林地。由于村民的持续抗争,2005年10月20日,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赤民再字第103—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财产权属不明,赤峰中院在此基础上做出裁定:1,撤消本院(2002)赤民一终字第637号民事判决及喀喇沁人民法院(2002)喀民初字第804号民事判决;2,发回喀喇沁旗人民法院重审(争议土地维持现桩)。2006年3月6日,喀喇沁人民法院(2006)喀民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因本案的处理需等政府部门对双方争议地和林权确权的结果为依据,故本案需等待政府部门对该争议林地重新确权后再行审理。喀喇沁人民法院的裁定使任相军承包的林地成为一大片“死资产”,目前,杨树已到砍伐的树龄,但无论投入大量资金的任相军,还是亲手栽下树木的一、三组村民,都不能动一株树木,而任相军还要继续投入资金养护树林,他唯一的收入,就是在林地间套种玉米的收入,但相对于几十万的投入而言,套种玉米的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村民认为法院在踢皮球,但必须看到,(2004)赤民再字第103—1号民事裁定书和喀喇沁人民法院(2006)喀民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定都是负责任的裁定。这既是村民抗争的结果,也反映了两级法院对林地权属问题复杂性的正视态度,甚至可以说,法院事实上施加了对林业部门重新确定林地权属的压力,这对村民是非常有利的。村民至今仍对两级法院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感,其实毫无必要。由于法律知识及宏观视野的局限,农民维权中以情绪代替法律的问题,是一个无奈的现实,他们迫切需要“价廉物美”的法律服务。 在与喀喇沁旗政府有关官员的接触中可以发现,官僚主义,不依法办事等问题虽然存在,但村民“官官相护”的猜测,未必准确,由于下荒村林地纠纷在当地广为人知,许多官员对下荒村村民的遭遇是表示同情的,在上级部门的批示下,地方政府也一直在试图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喀喇沁林业局的报告,已经两次被喀喇沁人民政府驳回。 但是,同情归同情,几乎无人对上访村民的上访结果表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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