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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文集
·圣诞节凸显很多中国人的矛盾心理
·我所认识的刘晓波先生
·我的泰国之行(1)--出行
·我的泰国之行(2)——初到清迈
·我的泰国之行(3)--不一样的生活
·我的泰国之行(4)--遇见国际友人
·我的泰国之行(5)--逛街
·我的泰国之行(6)--素铁山佛寺
·我的泰国之行(7)--温泉击水
·我的泰国之行(8)--篝火晚餐
·我的泰国之行(9)--离别
·我的泰国之行(10)--坎坷回家路
·悲伤的2008年
·封锁《零八宪章》无法阻挡中国迈向民主的脚步
·不要让“两会”成为权力盛宴
·武大,请告别狭隘的民族主义
·香港,你果真沦陷了吗?
·“两会”后的紧张气氛再现中共当局恐慌
·整饬低俗实为弥天大谎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中共当局如临大敌
·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步入死胡同
·不要让看守所成为人间地狱
·官员强奸算嫖娼,司法领域再现中国特色
·“强奸犯局长”为何如此神通广大?
·镇妖塔镇不住敢言媒体的良知和勇气
·“辱华”论再现病态的爱国主义
·打“码头”是在向文明规则挑战
·黄光裕,你怎能一死了之?
·以言治罪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
·附庸风雅是中国商界富人的“陋习”
·退休官员修活人墓,前卫还是另类?
·傍上高官的女人,请不要太癫狂
·公安机关不能这样“躲猫猫”
·两个王帅的遭遇为何如此相似?
·“迷信”局长的预感终于显灵了
·中国高校的窝里斗给了武书连以可乘之机
·中国教师的形象已经集体崩溃
·飙车事件绝不能用金钱摆平
·促进中国民主化,《零八宪章》势不可挡
·飙车事件与第四种权力
·富家子飙车案车速鉴定结果难以服人
·杭州飙车案,别忘了还有几条漏网之鱼
·邓玉娇到底是杀人嫌犯还是抗“日”英雄?
·邓玉娇杀官,法律的天平将向哪边倾斜?
·将我们都隔离,让特权者一个人孤单
·野三关镇的“野三官”
·明星们,不妨大胆地过把毒瘾
·是骗子太高还是女记者太蠢?
·余秋雨,请不要再以“大师”自居
·中国人需要在精神上告别“东亚病夫”
·赵本山和春晚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拆迁户打死拆迁人员,谁更需要反思?
·中国高校在变相鼓励学生抄袭论文
·《零八宪章》与网络盗窃攻击者
·处女“卖淫”羞辱了谁?
·“翻版张柏芝”是娱乐至死的克隆
·假捐款彻底撕毁了余秋雨的“大师”面具
·杨克获释,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在抬头
·罗京英年早逝,央视难辞其咎
·围剿余秋雨的何止“古余肖沙”?
·信风水的余秋雨为何不信因果报应?
·高考舞弊是治不好的牛皮癣
·许宗衡堪称当代方鸿渐
·人肉搜索让《焦点访谈》原形毕露
·难道连金庸也堕落了?
·最年轻市长的论文是抄来的?
·抄袭论文的周森锋应该辞职
·严晓玲案不应由福州当地警方盖棺论定
·为上海黑心楼盘的倒掉喝彩
·陈良宇在监狱里玩不玩“躲猫猫”?
·远离另类的《葵花宝典》
·买了倒楼的炒房业主不值得同情
·强装“绿坝”是在践踏公民权利
·严晓玲案显示福州警方已经彻底黑社会化
·杭州法院的“辟谣”难证清白
·胡斌飙车案怎能不让人质疑
·胡斌替身张礼礤扇了谁的耳光?
·《新闻联播》变脸不仅仅是不让领导露脸
·以言治罪的势头必须得到遏制
·摇出经适房“十四连号”是奇迹更是耻辱
·飙车案续发,人间天堂已成死亡天堂
·我们为什么不能仇富?
·周市长的“论文门”,树欲静而风不止
·马斌,裸就裸了,怎么能不认账?
·心怀不轨却又见义勇为,他到底是嫖客还是侠客?
·中国媒体是世界上最能创造奇迹的媒体
·和人妖合影的官员自己更像“人妖”
·大嘴宋祖德,你准备好了吗?
·还有多少彩民在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
·更期待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泳装美女“钓”的是老板,更是色狼
·白毛女为什么就不能嫁给黄世仁?
·阎崇年和于丹不妨大胆地将刘水告上法庭
·是谁给了煤老板雇凶杀人的勇气?
·文强和女明星有染,到底是谁玩弄谁?
·穿透视装“钓情郎”比穿泳装“钓老板”更无聊
·罚学生裸站羞辱的是整个教师群体
·裸女站在吃饭民工中间是色情对艺术的玷污
·周海婴,你维护的不是鲁迅的名誉
·荆州溺亡事件,有谴责更应该有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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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古今文字狱

   文字狱一词在《汉语大词典》中的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显然,文字狱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要谈狭义的文字狱,当然是特指清代的文字狱,而清代的文字狱又以雍乾时期最为严重。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乎历朝历代都不乏因文或因言获罪者,不管是因文还是因言获罪,其实本质是一样的。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天下统治,不惜焚书坑儒,并且大行株连政策,使得人人自危,当时被坑的儒生达到四百六十余人。不过,所幸的是,秦王朝经三世而亡,从前到后仅仅十五年光景,否则的话,受害者将更多。
   
   刘邦所建立的汉朝在政治上比秦朝要开明很多,不过,汉朝也不乏文字狱,太史公司马迁因为秉笔直书历史,结果遭受宫刑。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撰写《报孙会宗书》令汉宣帝不快,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腰斩。魏末嵇康因撰写《与山巨源绝交书》而令司马师发怒,被斩于东市。南北朝时期也有文字狱,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屈辱历史,结果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诛。

   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诸侯割据,政治竞争激烈,思想和言论都非常自由,所以能出现百家争鸣的景象。除此之外,言论最自由的王朝当属唐朝,再就是宋朝,唐朝因为有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的开明,所以,唐朝的冤狱极少,而文字狱就更是难以找到。宋朝虽然在军事上比较脆弱,但知识分子的地位在当时非常高,宋太祖赵匡胤在生前立下规矩,不得处死士大夫。所以,我们今天不难看到,宋朝的文化并不比唐朝逊色,在唐宋八大家当中,六位生活在北宋。
   
   不过,即使是在文人地位很高,言论也比较自由的宋朝,仍然上演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字狱冤案,那就是乌台诗案。该案的主角便是一代文宗苏轼。当时苏轼的政敌以《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为依据,指他“包藏祸心、谤讪时政”。不过,因为有包括政敌王安石在内的很多正义之士的斡旋,苏轼最终只遭受了五个月的牢狱之灾。
   
   有野史称明朝在朱元璋洪武年间曾诛杀过不少文人,不过,正史当中没有这种记载,故不足为信。明朝只是在明成祖朱棣登基前因为当朝大学者方孝孺不肯起草即位诏书,遂将方孝孺灭十族,除此之外,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只是“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的李卓吾被以“敢倡乱道”、“妄言欺世”罪名拿下诏狱,逼其自刎。而清朝自顺治年间,文字狱就开始兴起,到乾隆年间,文字狱达到巅峰状态。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11起;而雍正在位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多起;乾隆在位的六十年中,竟创造了130多起“文字狱”,这比之前“文字狱”的总和还多一倍。
   
   可见,虽然史书将康乾时期称之为盛世,但是,对于文人而言,这种盛世大概不要也罢。历朝历代的文字狱虽然在方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却并无二致,均是为了维护家天下专制。自从清朝覆灭,家天下的专制格局被打破,但是,文字狱的历史并未因此而画上句号。民国时期,完全因为文字而入狱的人不多。最为著名的当属闻一多案,闻一多因为最后一次演讲而遭枪杀,其他遭受冤狱者多为共产党人。从中共在建政后拍摄的电视、电影当中,我们都能看到当时地下党上街发传单,或是公开开报馆的情景,当时的言论自由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只是看1949年以前的历史,清朝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无疑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不过,到了共产政权的毛泽东主政时期,文字狱更为严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言、因文而获罪者可谓恒河沙数。已故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在17岁时就因为写了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而入狱十年,这是最典型的文字狱。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继任,但很快就被邓小平等人发动的宫廷政变推翻下野,邓小平时期,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这其中就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文字狱。
   
   邓小平时期虽然平反了很大一部分冤假错案,并开启了改革开放政策,但遗憾的是,中国作为专制社会的性质并未改变,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比较开明的专制时期之后,因为1989年的民主运动被镇压,言论和新闻自由状况急转直下,因为媒体必须弘扬官方所谓的主旋律,所以,即使有人写了针砭时弊的文章,也无法发表,所以,在90年代也不存在文字狱。
   
   不管是邓小平时期还是之后的江胡时期,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私下谈话都比较自由,即使谩骂和诅咒当权者也不会遭来牢狱之灾,更不会遭来杀身之祸。不过,自江泽民时期开始,互联网开始进入中国,正因为传统媒体的言论空间十分有限,故而,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转战互联网,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到了21世纪,互联网更是日益繁荣,中国的网民数量也迅速跃居世界首位。
   
   互联网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论是社会名流还是普通民众,都有不少上网发文、发言。当然,互联网也为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一个发表观点和表达立场的平台,自然而然,互联网也为文字狱在中国的重新兴起提供了条件。自2003年开始,文字狱就重新开始了,如杜导斌、刘荻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网上发文而入狱者后来日益增多。
   
   现代文字狱和历史上文字狱虽然有一定的区别,但本质还是一样的,仍然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地位而设。在民国时期,共产党员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先锋,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在当时得到了广大民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加上日本人的入侵,中共最终登上了政治舞台。遗憾的是,当年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主义战士要是知道时至今日仍然不乏因言获罪者,他们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
   
   在江泽民时期,虽然有很多人因为网上发文而获罪,但是,当时还顾忌一点国际形象,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不少因言获罪者获释或是被从轻发落。到了胡锦涛时期,中国的经济实力空前强大,执政当局自我感觉翅膀已经够硬了,所以,一旦有人因写文章被捕,便很难全身而退,高智晟、胡佳、刘晓波等人的遭遇已经可以清晰地证明这一点。当然,高志晟、胡佳的获罪不仅仅是因为写文章,而刘晓波的获罪则是彻头彻尾的文字狱。
   
   早在5年前,中国的因言获罪者数量就居于世界之冠,如今更是遥遥领先。此前的因言获罪者多和批评当权者有关,如今,文字狱的覆盖范围更为广泛,一些上网喊冤、举报官员者都进入了因言获罪者之列,如王帅、范燕琼等人。当然,当权者对政治上的异议人士最为忌讳,很多异议人士因言获罪之后,官方媒体都不愿意发消息,因为害怕民意反弹。
   
   中国现今的《宪法》虽然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是,《刑法》的105条却堂而皇之地将公民批评统治集团的言论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刑法》第105条明显违背宪政立国的原则,常常被作为迫害异议人士的法律根据,学者张博树称这条法律是“专制之法”,是“悬在所有良知人士头上的一把恐惧之剑”,显然,它也是推进中国民主转型的障碍。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被言论所颠覆,那种害怕被知识分子和言论所颠覆的政权往往最为短命。“焚书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军事上无比强大的秦朝最终被不读书的刘项所推翻,不能不说是对秦朝莫大的讽刺。中共当权者也应该以史为鉴,废除《刑法》中遏制言论自由的条款,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和遵守世界文明规则。
   
   中国的文字狱中依然关押着不少的良心犯,且不说被判11年重刑的刘晓波和尚未被判刑的刘贤斌,仅会在今年出狱的因言获罪者就有至少11位之多,在2010年12月26日,有朋友列出了这些人出狱倒计时:何德普29天,徐伟、靳海科76天,陈道军133天,罗勇泉144天,李旺阳、孙林154天,黄琦165天,孙小弟171天,齐崇怀181天,胡佳182天。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共当局也打算在今年进行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实际上,从道义上讲,中共当局缺少纪念的资格,因为他们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和孙文所倡导的社会制度完全是背道而驰,文字狱的复兴便是有力的证据之一。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局应该废除恶法,释放良心犯,然后启动政治改革,这样做既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也有利于自己。当然,要实现宪政民主的梦想,还需要体制内外人士的共同不懈努力。
   
   转自《民主中国》
   

此文于2011年01月02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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