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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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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文与玩人

   玩 文 与 玩 人
   
   关于中国文人丑陋的劣根性,人们近几年来的反思和批判已经很多了,其中尤其是刘小枫、摩罗、余杰、骆爽等一批新近一代青年学者的讨论,已经突进到了中国文化的许多本质层面,从而使我们麻木惯了的神经逐渐有了知觉和痛感。对此,我无意作更多的探讨,而仅想从自己的个人感受出发,把中国文人几年来走过的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路归为两条:一条是他们功名未成就之前的玩文之路;另一条是他们成名就之后的玩人之路。
   道理何在呢?
   这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无论怎样漫长,中间又无论有何变化,但它根本的社会形态还是君权神授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因此,在封建社会这个宠大的宗法关系网络里,中国文人自产生以来,就始终只能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地位支撑的社会弱势群体。它实际在其中的真实处境,就是一个被压迫者和被损害者。所以,倘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史,也可以说它就是中国文人在认清自己所处的卑贱地位之后,不断反抗这个悲剧命运的历史。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文人自产生后的自身构成,便是一群分散杂乱而又与广大劳动阶层脱离实际联系的一类人,如用孔子的话说就是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实际也就是一群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社会边缘人。或者说,就是一群不甘愿用勤劳致富,又不甘愿默默无闻,而时刻期盼着出人头地,获取荣华宝富贵的人。
   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在这个严酷无情的现实处境下,是如何求生存求发展的呢?毋庸赘言,自然是利用自己拥有和掌握的知识文化了。而这种知识文化,在广大劳动阶层普通处于愚昧落后状态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它既是一种看不见的本钱,也是一种潜在的财富。而这种本钱和财富,实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敲门砖”。凭借这种无形的本钱和财富,中国文人在没有设立科举制度的朝代里,它们唯一可以走得通的路就是四处奔走游说,争相向统治者献媚取宠,兜售自己的知识和见解,以求得他们的赏识和重用。而在没有设立科举制度的朝代里,他们唯一可以走得通的路就是全心全意地涌进“读书做官”的人生赌博之中。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朝成名天下惊”,就是他们拼命死读书的真实写照。但他们如此拼命死读书的内在趋动力又是什么呢?
   ——“金榜题名时,黄袍加身也!”
   这就不难见出,中国文人自它形成之日起,就全面认同了压在他们身上的封建宗法制度本身,并在强大的功名利初诱惑下完全献出了自身所具有的个体人格和独立意识,从而自觉自愿地成了封建统治阶段的驯服工具。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驯服工具的资本和价值,其实也只有他们自己所拥有和掌握的知识文化,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智慧才华在内。
   所以,千百年来的中国文人,由于在骨子里顽固地信奉着君权神授的封建宗法观念,而在立身处事方面,又执拗地坚守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救世理想,固而他们的整个人生目的和价值取向,便只有时时处处事事向封建统治者投怀送抱。否则,就难于找到为自己而存在的依据和条件了。由此,又不难见出中国文人一个在劫难逃的因果循环:当中国文人把自己拥有和掌握的知识文化作为工具献媚取宠于封建统治者时,他们所得到的回报不是自身价值的被承认和被尊重,而是整个儿的人都被封建统治者当作了利用工具,中间包括他们的个体人格和整个生命。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文人千百年来始终坚持着把知识文化作为求生工具的现世理性精神,因而他们在这种强大的世俗功利目的趋使下,几乎是没有什么血腥的罪恶之事不愿参与,更没有什么卑鄙丑陋之事做不出来。或者就干脆说,知识文化和他们生产出的产品,在他们的群体意识中已经除了现世的物质利欲之外,不再具有什超功利的高尚目的。即便他们之中,也曾闪现过“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类具有博大襟怀的优秀人物,但毕竟改变不了他们个性萎缩,庸俗卑劣的整体形象。其中竟连孔了,孟子这类被尊奉为神明的中国文化圣人,也无处不见他们身上露出的这种丑态和劣迹。虽然从表面去看,他们当时向封建统治者取献媚的并不完全是个人私利,而是治国治民的政治主张,但从实质去看,仍掩盖不住他们谋取功名利禄的真实内在动机。
   由是观之,中国文人千百年来实际所走的谋求生存发展的路,就是一条把文化知识作为工具来玩弄的玩文之路。至于具体的玩法,就是玩文学、玩辞藻、玩文章、玩文学了。这其中,谁要是把它们玩娴熟了,玩精通了,并玩出封建统治者喜好的绝招了,那么他也就功成名就,可以出仕入相,成为达官显贵。而对于那些玩法不精,玩技欠佳的中国文人,便只有沦落下层,老死牖下,空悲切矣。
   
   那么,功成名就之后的中国文人又如何呢?
   答案,无疑更糟糕了。
   这是因为中国封建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维护压迫者利益的制度,它的整个国家机器便是由一个依赖它生存的既得利益集团所组成。而中国文人一旦有幸成就了功名,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赏识和恩宠,实际也就成了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或者说是为官为吏,封妻荫子了。因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一旦进入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力圈和利益圈之后,终日在名誉、地位等现世利益的滋润和腐蚀下,无论思想意识还是举止言行都已完全成了封建统治者的鹰犬和奴仆,有的甚至变得比真正的皇亲国戚对封建统治者还要忠诚孝顺,也要比真正的皇亲国戚对下层臣民还要凶残暴戾。此时在他们身上,功名未成就之前曾经有过的种种良知、正义、气节早已随着既得利益的不断增长而日趋消褪泯灭。而余下的,除了老爷,大人之类的适性得意之外,便什么也没有。也就是说,中国文人这个社会弱势群体,自它参与封建社会统治集团之后,不但没有给社会和历史带来什么积极向上的进步因素,反而是为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者增添了许多苟延残喘的滞后力量。
   而以上这些,还仅此是他们谋求生存发展时的基本常态。
   更糟糕的情形是,由于中国文人在功名未成之前,长期处于被损害被侮辱的社会下层,都或多或少身受过封建统治者的淫威和暴虐之害,并感受过无 权无势支撑的冷落凄凉之苦。因而他们一朝当权得势之后,就会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变成一个自己原来最痛恨的人和对象,比如暴君、酷吏、贪官、恶霸等等。有的甚至还会变得比那些他们原来最痛恨的人和对象,而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
   何以如此呢?
   因为中国文人只要一进入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圈子之后,便会把过去 精通擅长的玩文之术,发挥和运用到官场斗争中去,成为玩人术与玩权术的行家里手,从而在其中千方百计获取政治权力和现实权益。至于具体的玩法,大致概况起来无非有这样两种。一种玩法是把自己过去奉行的求生之计,即把自己拥有的和掌握和知识文化作为向土封建统治者献媚取宠的工具,转变成为与权力斗,与同僚斗,甚至与利害得失斗的工具,这即是中国人常说的所谓“文人打肚皮官司”的根据和由来了。而以这种玩人法为官为吏后的中国文人,大多后来都与文化隔膜,甚至完全脱离了,而成为一种地地道道的职业官僚。在此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由中国文人组成的职业官僚,史书上多数可见出的印迹,几乎都是一批又一批的擅长于整人害人的权力暴君和权力专制者,而极少有那种具有民主、自由思想萌芽倾象的开明、豁达之士。而另一种玩法则是把原本就已经玩娴熟,玩精通了的知识文化和智慧才华,进一步玩精深、玩博大,并玩成文化大家,比如诗人、文学家之类。这种人虽然大多也在封建统治集团中为官为吏,甚至还不乏少数出仕入相者,但由于他们天生有着知识文化方面的创造性禀赋和才能,因而也就更具有士大夫文人的普遍特征和基本属性。而这种特征和属性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是名气越大,地位越高,就越是精于玩文。以致在他们成为大家后的作品中,竟可以让人找不出一丝他们的真性情和真睿智来,而留下的多数是一些需要后人不断打扫的文字垃圾。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成为大家之后,无论是思维观念还是言行举止,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文化暴君和文化专制者的王道心态。这其中最具典型也最有代表性的病态就是文坛唯我独尊,文章天下我第一。对此,倘若有谁不敬不孝,甚至公然挑战或竞争的话,那么他所受到的攻讦和打击,就远不是名誉,地位之类,而是身家性命之危的代价了。这种由文化暴君、文化专制者导演出的文坛惨剧,只要翻开历史,真可谓比比皆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从而使偌大一部中国文化史,总是挤不干血腥和污秽的斑斑印迹。至此不难看出,这种最后成为文化大家的中国文人,实际所走的还是由玩文到玩人及至整人的谋求生存发展的路。因而他们竭力所作所为的,充其量也不过是把封建统治者在文化方面无力施暴肆虐的意志,做得更有声有色,更鲜活生活些罢了。
   
   总之,回首中国文人几千年来走过谋求发展的路,可以说所见之处都是他们“出世”思想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处处碰壁的败绩。因而,无论他们“济苍生、安社稷”、“兼济天下”的初衷和出发点有多么高尚,都遮掩不住他们整体卑恭屈膝,趋炎附势,全面向封建统治者俯首叩拜,向现世享乐堕落沉沦的屡屡丑行。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文化史,如果它确有值得传承和光大的进步因素存在,那么也只能说,它大多数都是由那些玩文不娴熟、不精通和在封建统治集团中玩文玩人玩输了,玩败了,最后被封建统治者逐出权力之门后的中国文人共同创造的。于是,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史实际就是一部中国文人玩文和玩人的失败史。或者再进一步说,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国文人整体失败了的呻吟史和呐喊史了。
(2011/01/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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