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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怕你不骂娘

就 怕 你 不 骂 娘
   
   我自小在四川攀枝花农村长大,直到二十出头之后才好不容易挤进了城里人的行列。随后的又二十余年间,由于我生性不守本份,喜好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因而便很多职业都干过,比如校工、赤脚医生、教师、秘书、干部、记者、编辑,甚至打工仔、私营企业主等等,所以有机会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但在这些人之中,据我的观察和了解,可以说是没有谁不会骂娘的,其中包括不少有身份、有地位的显贵人在内。也就是说,骂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发生的事,也是每个正常人都会有的一种情绪化语言。只不过是有的人表现了出来,而有的人没有表现出来或很少表现出来而已。
    既然,骂娘是中国人生活中的正常现象,那我又为何对此平常之事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呢?
   

   记得那是我读师范时遇到的一件事情了。
   我校某班的团支书,是个有着五年党龄的退休军人。此人生性耿直,办事公正,对人坦诚,在同学中颇有些威信。因此班上无论出现了什么事,同学们不是先找班长,而是先找他解决。一次,该班一个平时又恶又歪的同学,由于在校外偷窃的事被告发,而牵扯出他在校内干的丑事来。其中最让同学们公愤的是,只要他觉得哪个同学不顺眼,就会在他的水瓶、茶杯内偷偷撒尿或吐上口痰之类。而对女同学,则是在她要坐的椅子上,事先丢个浸了红墨水或红药水的棉球,让她坐下之后露出一屁股的难堪和狼狈。他的劣迹暴露后,班上无论是受了害的还是没有受害的同学,都气愤得大喊骂娘。但掌握着该班毕业分配权的班主任老师,由于与这个同学的亲属有特殊关系,故而对此事竟然公开庇护,不予追究。于是,同学们只好找到团支书,让他去找班主任老师说理,讨回正义和公道。而团支书呢,对这类损人害人的事,自然也气愤之极,忍不住和大家一同骂起娘来,随后便气冲冲地找班主任老师去了。
   然而,正是由于该班团支书找到他的班主任老师之后,出现的喜剧性表演细节,被我无意间看了个明白,使我由此开始对“骂娘”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理解。
   原来团支书在学校球场边找到班主任老师时,早已换成一副恭敬的笑脸,并很快递上一枝烟,再掏出打火机轻轻为他点燃。随后,两人便围着球场边走边谈起来。我从远处看,团支书分明在反映着问题,只不过从他平静的态度看,他所反映的已不是大家的怨气,而仅是一般的意见了。但尽管如此,他既不象说服了班主任老师,也不象讨到了好的样子,而是象受到了责备似的,不断在点头赔不是。紧接着见他又递上了一支烟,左手掏出打火机来,再谨慎地为他点燃。在这一瞬间,我看见团支书的右手突然抬了起来,然后将四指弯曲,中间伸直着中指,再不停地在班主任老师脑后摇晃。待他点上烟,便很快将手放下,而当他再看远方,不会警觉到身后时,又将右手中翘起的中指,不断地在他的脑后摇晃。在此插叙一句,对人摇晃中指,四川话的本意是骂人:“挨毬”,就是骂娘的意思。如换用老外的洋写法,就是“FUCK YOU”了。看着眼前这既可笑,又可恨,可恨之又觉得可悲的一幕,我当时脑中一片空白,两眼呆呆地望着他们走出了球场,还久久回不过神来。以致许多天过去了,这生动的一幕还时时活跃在我的眼前,并且是超久便越生动越鲜明。最后竟连事情是怎样处理的,反而被我忘却了。
   以上这些,便是最早引起我重视和思考这个“骂娘”问题的原因了。
   
   再后来的我,有时是为了生存,有时是为了发展,也有时是不知为了什么,竟然也变得象我读师范时所见到的那个团支书一样,不知做过多少想骂娘而不敢骂的事情。因此,当我提笔撕开“骂娘”这个看不见的社会疤痕时,其实也就是一次自我贬损自己,甚至自己批判自己的一种生命体验了。
   是的,当我举目正视眼前这个到处都是社会病变,到处都是旧文明污秽的生存环境时,一个严酷的生活真实逼使我不能不坦然面对,人的真实处境果真如当代早醒者张中晓所言说的那样:“人成为畜牲的机会太多了,人堕落为畜生的可能,遭遇也太多了。”因此,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形象,实际大多都是诗人和画家们对人性美的憧憬和追求了。故而真正在污泥中挣扎滚爬的每个人,是很难不被污染和被腐蚀的,中间包括人最真实的感情和最纯朴的语言在内。可以说,我懂得上述这些关于中国人的生存道理,也正是由第一次遇到想“骂娘”而不敢骂时开始的。
   原来,“骂娘”在中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骂娘”这个很粗俗的情绪化语言,自它产生之后便被溶入了许多中国文化的伦理色彩。这似乎有着这样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对长辈是不能骂的;对尊者是不能骂的;对皇帝更是不能骂的。虽然中国的普通人常常骂娘,又最会“骂娘”的。但只要你留心注意便会发现,那些往往被他们骂的,都是与他们辈份相等,处境和地位相同的人。而不会骂那些辈份比自己高和有权势的人。这也就是说,中国人古往今来“骂娘”的人委实很多,而真正敢于随意“骂娘”的人实在太少。即便其中有少数个性较强者敢于骂了,但多数都是背着被骂者的面,暗中悄悄骂给旁人看看,发泄一下心中的不平和怨气而已。对此,根据我长期对社会的观察和了解,可以把中国人的“骂娘”分为三种境界:第一种是普通人骂普通人,这是一种没有惧怕心理的语言形为,无所谓高尚与卑下;第二种是对倚仗权势地位,欺凌压迫自己的人想骂不敢骂或者仅敢于暗中悄悄骂,这是一种对被骂者心怀惧怕的失语行为,它虽然说不上卑下,但已经是一种猬琐怯懦的表现了;第三种则是对那种倚仗权势地位欺凌压迫自己的人想骂不但不敢骂,反而认势为娘的人格变态行为。它显然不仅是品行卑下和个性萎缩,而且已包括着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等一类社会病因了。故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大多都处在第二、三种境界之中,极少有人能够超越和例外。
   这就不难见出,“骂娘”这一看似简单的行为,已经成了一种文化沉淀而具有很大的国民性了。而正是这一点,可惜鲁迅先生未能揭示出来。因为我觉得语言也是国民性之一,而要改造整体的国民性,不如先从国民的语言下手,也许更能切中其弊。
   
   “骂娘”,这一本是中国人常有的情绪化语言,为何变成了一种不见真性情的非情绪化语言了呢?或者说,为何变成了一种变色龙式的市侩语言了呢?
   也许对此问题,人们肯定有太多的理由辩解说,是由于中国人生存的环境太艰难太恶劣,以致使人成为畜牲的机会太多了。或者还可以这样解嘲说,在一个邪恶当道得势的环境中,人们为了生存下来,便只有选择忍受暴虐了。这就如我读师范时遇到的那个团支书一样,依照他的真性情无疑是要“骂娘”的。但由于他惧怕班主任老师手中握着的毕业分配权——若得罪了他,就将被发配到边远的山村学校去。于是便只好把骂的口头语言压在心中,变换成一种阴暗的行为语言来发泄不满了。再如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我,常常经历的痛楚之事不是生计无着,而是总感到处在一种想“骂娘”而不敢骂的内心惧怕中。对此,若有人追问是惧怕什么,我却什么也答不上来,仅是感到惧怕而已。这种不可言说的惧怕,用本文开头的话解释,一种是我学文明了,行为高尚了,不骂人了。然而打心里说,这是骗人的假话。另一种是我学乖了——我放弃了自己,这才是不骗人的真话。因为我学乖了,其实也就是我向邪恶势力低头了,让步了,甚至认同了。然而也正由于此,我也就把自己的真我放弃了,抑或是把自己的良知、尊严、人格之类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也一同给贱卖了。所以上述这些自圆其说的理由和原因,可以说是比较接近国情民情的,也就比较接近大众公允了。
   然而,当我稍许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维和视角,便不难发现“骂娘”这个中国人常有的语言活动,确有许多的国民性问题值得反思。
   首先,“骂娘”作为一种情绪化语言和一种语言活动,无论骂者的动机和目的高尚与否,它均是一种人性的真情流露,或是一个人性格、个性的真实表现。因此,即便从那种文化背景看,它都是符合人性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但问题的关键要害是,当“骂娘”不是根据人的真性情和真情绪,而是根据外力的强弱大小来决定取舍时,我们性格中的悲剧和我们民族中的悲剧也就形成了。
   试想一想吧,当我们想要“骂娘”而不敢骂时,甚至反而认权势为娘时,我们惧怕的是什么,放弃的又是什么?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了。而我们愿意这样进行选择,则又是根据“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惹不起总躲得起”之类祖传秘诀也。至此,若把此言再反过来试想,当我们想“骂娘”而不敢骂,甚至认权势为娘时,内心想的是什么,期望得到的又是什么?答案,又无疑是眼前利益,个人私欲等现实的东西了。这一切均无可辩驳地说明:我们太自私,所以太怯懦;我们太怯懦,所以太猥琐。于是,对任何卑鄙丑恶之事都可以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了,甚至还可以坦然认同和参与,并心安理得了。
   想到这里,我不禁又记起了早年读史书时留在脑海中的两个鲜明印象。一个是希特勒铁蹄下的波兰,一个是日军铁蹄下的中国。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之初,希特勒的魔爪便首先伸向了波兰。战前的波兰,总人口约3500万人,而到战争结束时,死亡人数竟达650万人之多,其中牺牲战场的约占8%,死于集中营、监狱和刑场的约占90%以上。至于它在战争中的伤残者,就不计其数了。这就是说,波兰是第二次大战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也是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第一个受到全民族自觉参加反抗的国家。以致当它在战争结束时,能够那么骄傲和自豪地告诉世人,在那场惨绝人寰的旷世灾难中,他们“每个波兰人都是准备为祖国而战斗,为祖国而牺牲的潜在的造反者”。正因为此,希特勒无论怎样血腥和凶残,都未能在波兰找到一个象吉斯林、贝当那样的民族败类。是什么力量养育了波兰人,使它具有如此勇敢和坚强的民族性格呢?波兰的历史告诉我,是那个波兰人,使它具有如此勇敢和坚强的民族性格呢?波兰的历史告诉我,是那个波兰人世世代代奉为生命的传统:“争取我们的和你们的自由”。因而也恰恰是这个传统的力量,使波兰屡遭劫难却总是处于生机与强盛之中。至此,再回头看第二次大战时的中国,当时全国的总人口约38000万人,可为日军充当汉奸的人竟达420万人之多,约占了总人口的1%强。这个数字从表面看,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如果看到这420万人都是成年人,那么它在38000万总人口中所占的成年人比例时,就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而汗颜的数字了。面对此历史实情,作为后人的我们难道可以闭着眼睛,为那420万当了日军汉奸的民族败类辩护说,他们之所以当汉奸实属是出于无奈,出于万不得已的生存选择,而不去追究和清算那个致使他们当汉奸的悲剧成因和悲剧性格么?结论,显然不能。因为认真剖析这420万汉奸的变节心理和性格,其实它也就是想“骂娘”不敢骂,甚至反而认权势为娘这种悲剧性格的扩大和发展。换言之,这种悲剧性格的一个潜在价值指向,就是小则出卖自己的良知、人格,大则出卖集体,出卖国家和民族。所以对这种悲剧性格的理性批判,便已成为建设新文明的一个必然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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