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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酒醒何处?

今朝酒醒何处?
   ――《百年风雨》自序
   
   李劼
   

   一、历史的波粒二像性
   
   有关历史的波粒二像性,我想从数年前《美国风景》一著中几段有关德里达的文字说起。
   
   就像当年的萨特是从“虚无”中崛起的一样,德里达从他的“Differance” 角色开始他的思想家生涯。这是德里达相对于区别(“Difference”)虚拟出来的一个概念。
   
   区别是相对于不区别,区别既肯定时间的区分性,过去、现时、未来;区别也肯定主体或者说个体在空间上的可辨性。需要指出的是,当主体(此在)将自身与其他主体(他在)区分开来的时候,也就是关注主体间性的时候,那么主体自身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则是统一的,或者统一在主体的过去时性上,比如主体与对方在过去的交往或者交往的历史;或者统一在主体的现时性上,即彼此交往的状态是现时的、当下的;或者统一在主体的未来时性上,即彼此在将来有交往的可能。相反,假如区分是在时间意义上的区分,那么主体间性就可能是关闭的,主体进入的是自身在时间向度上的存在可能性,空间对于主体来说,只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展示存在的意义的心境。这即是说,区别不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二个维度上同时进行,就像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定律一样。
   
   就这两种不同的区别而言,海德格尔关注的是时间向度上的存在,他的论著十分明确地标明是《存在与时间》;而胡塞尔关注的则是存在主体(海德格尔叫做“作为此在的我们”)在生存空间里的主体间性,按照他《几何学起源》一著的论说。作一个物理学上的比方,海德格尔所关注的是时间状态里的存在,就好比是存在波,胡塞尔所关注的在共时空间里的存在,就好比是存在粒子。虽然时间和空间是可以转换的,但波的状态和粒子的形态却是不能混淆的。时间是不能以粒子的方式出现的,即便是音乐中的停顿,也是波状的,而不是粒子状的。同样,共时的、当下空间里的此在,也有不容波化的实在性。个体的此在首先是个体,其次才是符号,才是共在的一个份子,才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虽然绝对孤立的个体是相当鲜见的个案,对此在个体的零点假设也通常只能是假设,但那样的假设恰恰是十分必要的。那样的假设不仅是对此在个体走向存在可能性的保证,也是对此在个体在生存权利上的确认。
   
   假如可以把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分别在时间和空间向度上的论说,作为二种相关、相交却又不相同的语境的话,那么德里达则以混用这二种语境的手法,虚构出他的“Differance”角色。面对胡塞尔的时候,他的“Differance”角色所扮演的是海德格尔的时间波,以波的状态否定此在或者说主体的个体性,即存在的粒子性。而他转身面对海德格尔的时候,他的“Differance”角色又反过来扮演类似于萨特的虚无那样的角色,以空间上的不在场(absence)姿态,否定现时的自明性(self-evidence),否定现时的显现性(presence)。至于他的“Differance”究竟是什么?德里达惶顾左右而言他,从来不作明确的界定和解释。因为事实上,从被科学实验所证实了测不准定律和波粒二像性来说,德里达的“Differance”角色是根本不可能作为一种有意味的角色(形式)而存在的,纯粹是出自德里达的杜撰。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理论都是相当清楚,相当明确的,可以自圆其说的,而德里达的理论却是模棱两可的,含糊其辞的,不可能自圆其说的。但他并不担心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说什么,因为他正好籍此指鹿为马、指马为鹿。假如你说他是这个意思,他说他是那个意思;假如你说他是那个意思,他又说是这个意思。恢恢乎,游刃有余。最后迫使人们只好将他的杜撰以及由此造成的混乱,从晦涩读成艰深、再从艰深读成深刻。――《美国风景.德里达的Differance角色》
   
   在此不想继续深究德里达的Difference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解构意味,而是要指出,历史与微观世界里的基本粒子现象一样,具有时空意义上的波粒二像性,假如可以将此在主体看作粒子、将历时共在看作波的话。所谓历史事件,通常是此在的共时性和共在的历时性发生交叉和碰撞、从而蔚为大观的裂变图景。历史事件籍此具有两种常见的解读可能:历时性的解读和共时性的解读;前一种是对存在波的解读,那样的解读在唯物论者通常被诉诸有关历史规律的探寻;后一种是对存在粒子的解读,往往聚焦于某一个历史角色,过去的唯物论者喜欢将这样的聚焦诉诸对社会演变的考察,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则关注人类历史上的言语共振。相对于马克思用石器、青铜器、铁器、蒸汽机之类标画历史,列维.斯特劳斯煞费苦心地在印弟安人部落里找到了所谓的野性思维,或者说原始思维。马克思得出结论:衣食住行是人类历史的首要内容,因此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是从石器到蒸汽机那样不断演进的。列维.斯特劳斯则以工具理性式的认真考察了人类初始非理性的话语方式及其思维结构。斯氏虽然不曾轻言历史如何进步,但其研究的立足点,却自居于一个进化了的文明人姿态。这样的姿态不管多么科学,都有居高临下的嫌疑;而这种嫌疑最为可疑的是,下意识地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即不在所研究的文化之中的全方位观察角色。
   
   用物质手段来标画人类历史所忽略的,是人的主体性或者说此在的独立性,一如斯特劳斯研究原始思维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维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维度上。人类的精神世界,无论叫做纯粹理性还是叫做内心灵修,不以物质文明的递进为转移。物质手段越是高级,科技文明越是发达,人类的精神状态可能越是萎顿。思想可以有历史,精神世界本身却是如如不动的。文明人一本正经地研究原始思维的另一面,乃是诸如斯特劳斯那样的著名学者,可能连做一个原始部落灵修大师的弟子都不够格。同样在印弟安人部落里考察过的美国人类学研究生卡斯塔尼达,向世人揭开的是与斯特劳斯著述截然相反的秘密(参见《美国风景. 唐望的传奇和混沌的智慧》一节)。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主义的软肋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类,都是强调了人类历史的物质性(马克思强调生产方式,斯特劳斯强调语言结构),都以进化论为自己的理论前提。他们既忽略了文化的空间性,又茫然于精神本身的高维性。比如对人的定义,唯物论和进化论都将直立作为人与猿与根本区分;但对人的另一种定义,却在于属人的自我意识的有无,在于人之为人的尊严的有无。这是人文精神的标准与生物学标准的区别所在,也是人文观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迥异之处。就此而言,人类历史与其说是递进的,不如说是经常倒退的。
   
   斯宾格勒是西方思想史上极其鲜见的持历史有时会停滞或者倒退因而具有自然性和空间性观点的史学家,虽然这样的洞见,早在歌德《浮士德》中就已经初现端倪。因为物质意义上的文明史,可以标画成从低级到高级的逐渐递进图像;但精神意义上的文化史,却未必如此,有时甚至刚好相反。当二十世纪现代派艺术家从非洲原始艺术或者数千年前的洞穴壁画找到灵感的时候,当中国学人蓦然回首,发现汉语民族在思想文化的著述上竟然始终没有越过几千年前的先秦诸子的时候,一个相当尖锐的疑问自然而然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历史到底是进化的、还是退化的?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认定,人类是在不断进化的,一如马克思断言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演进到高级形态。当然,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人尝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可笑,虽然足以构成对历史乌托邦的辛辣反讽,却很难说全然是马克思的过失。但列维.斯特劳斯之所以能够以文明人的优越,研究印弟安人的言语和思维,则绝对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鼓舞;亦即一个进化了的文明人之于“未开化”的原始人的“洞若观火”。在列维.斯特劳斯面前,印弟安人不过是其阐释结构主义学说的标本,一如一座森林和一片树叶之于林木学家或者生物学家。但这还仅仅是现代学者或者科学家的下意识。更为无知的是,一个依赖出卖廉价劳动力致富的民族,竟然会产生大国崛起的幻觉;丝毫不曾意识到,相比于数千年前的祖先,其人文素质已然退化成了什么模样。
   
   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闵可夫斯的四维时空座标提供的启示,人们理当可以想见,历史在时间向度上,不是直线递进的,而是不知不觉地弯曲的。当海德格尔将死亡作为未来的标画时,他所倾心的中国思想家老子,却早在几千年前,就将婴儿状态定义为存在的未来指向。那样的历史描述叫做:反者道之动。当历史研究聚焦于此在主体的存在时,其历史意味通常在与他在的共时结构中呈现,或者说其历史性通常见诸整个族群的文化心理,尤其是见诸其集体无意识。倘若可以将物质的文明形态比作历史的地壳,那么族群的集体无意识则有如历史的地幔。无论是此在主体的规定性还是此在主体的历史性,全都隐藏在族群的集体无意识里。就此而言,结构主义学说确实抓住了此在的空间性,从而籍此揭示出共在的时间性。结构主义的问题在于,阐释者的支点究竟是在结构之中,还是在结构之外。这样的困境一如量子力学不得不面对的观察者位置到底在哪里。
   
   世人有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领悟,实际上就是源自历史阐释者无法跳出所置身的历史语境作纯客观论说。那种论说的可疑性,在于有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之嫌。上帝是无法论证的,任何扮演上帝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正如此在的角色只能是当下的一样,历史的阐释只能是主观的。这样的主观性决定了历史书写不可能不掺有书写本身的文学性,任何史实一旦进入书写,都会变成虚构。但虚构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虚构是想像和创造的别名,一如史料史实是历史虚构不可或缺不可动摇的地基。历史书写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悖论:历史是不能想像的,但历史书写又不得不想像。或者说,历史是不能虚构的,但历史书写却不得不虚构。虚构,是对事实的一种描述,也是事实不可或缺的语言前提。而虚构的前提又在于生命本身的虚幻性,一如古诗所云:死去原知万事空。死亡,是虚构得以存在的最为充分的理由。历史书写的那张虚构面孔,深藏在死亡的阴影里。这可能是海德格尔用死亡来标画存在向度的原因之一。
   
   但历史毕竟不是文学。历史的虚构在于历史书写无以回避的主体性和参与性,文学的虚构则全然在于文学写作的想像力。历史的虚构源自无法超越死亡的无奈,一如现代物理学基于无法超越光速的前提。这样的无奈既好比现代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定律,又有类于基本粒子的波粒二像性。任何一个观察角度的变换,都会导致获得不同的观察结果。过去的史学家们,通常会将历史判断的多样性归之于观察对像的多面性,事实上却更在于观察者本身的角度变换。所谓测不准定律,并非意指无以测准,而是意味着历史的书写,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上帝目光。书写者选择了什么视角,笔下的历史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图景。当书写者将同样的图景作了别一种描绘时,那就意味着其观察角度有所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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