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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吴过(三)

3—3、老红卫兵失宠
   
   ——————————————————————————–
   
     “联动”诞生前后

   
     “血统论”与《出身论》经过一番厮杀,两败俱伤,谁也没逃脱掉失败的下场。伤虽伤矣,但程度仍有所不同。当遇罗克用鲜血和生命祭奠了《出身论》时,《出身论》事实上已经粉身碎骨地入下阵来,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恐怕再也没有谁有勇气去重新举起这面浸满鲜血的大旗了。而“血统论”的受伤,只是伤在表皮上。在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血统论”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刚在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更是同“血统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随着谭力夫被批判,从表面上看,“血统论”开始遭人唾骂,然而在人们思想深处,“血统论”依然牢固地占据着原先的地盘,一时半会肯定不会退出。在这种背景下,实际存在的血统论,被批判的“血统论”以及潜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三者扭结在一起,以三种变形的形式各自发展着。
     “联动”的诞生,便是其中一种形式的发展结果。
   
            ※        ※         ※
   
     破四旧后,开始大串连。牛皖平,北京大学附中一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约了几个红卫兵战友去外地开开眼界。这位天真的学生预备党员,以一腔热诚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真挚地向往全国都能成为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大串连途中,他甚至还和红卫兵战友在一起商议过,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古,搞成半工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
     很快,现实和理想发生了冲突。在牛皖平和他的红卫兵战友所到之地,“炮轰”不断升级,省委、市委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瘫痪,党委和党委负责人纷纷落马成了黑帮……。
     如果说这一切还能容忍的话,回到北京之后,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带来的灾难已经降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原先“红色贵族”的地位正在动摇,甚至还有可能坠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连云黑帮后代,成为新的“狗崽子”。
     他们愤怒了。他们突然清醒过来,共和国的危机和自身的危机纠缠在一起,使他们卷入漩涡之中。他们开始了一轮新的思考和战斗。
     这些敏感的老红卫兵们,即使在愤怒之中也没有忘记斗争策略。他们中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条条根脉甚至可以把他们同中南海直接联系起来。从各种途径,他们已经听出了中央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声音。
     他们得选择其中的一个声音。他们知道,如果中央的两个声音都不支持他们的话,他们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
     在喧嚣的声浪中,他们的耳朵在搜寻着。
     10月2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多数派代表时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在另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会上,周恩来又说:“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
     陈毅大声疾呼,仗义直言:“有人要搞垮我们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周恩来和几位老帅的讲话使老红卫兵兴奋不已。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鼓舞了他们的勇气。
   
            ※        ※         ※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的地方打过去。
     “联动”成立之后,所办的会刊名为《准备!》,鲜红的封皮上写着血淋淋的“准备”二字,准备什么?封面下方是一片空白,只有“准备”二字后边拖着个巨大的惊叹号,像虎视眈眈的炸弹悬在半空中,随时“准备”落下来爆炸。
     11月27日的会议是由牛皖平主持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会议开始后,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共同的遭遇和相同的命运使老红卫兵们的话题集中到了一点: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何提不得?”
     “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之流干到底!”
     此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一致响应。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会议还决定,“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这幅标语,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此时《“联动”宣言》已经撒遍了北京城,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写道:
   
            ※        ※         ※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联动”成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刷几条标语,散发几摞传单。12月6日,也就是“联动”宣告成立后的第二天,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成员来到蒯大富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的红卫兵更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贵族”怎么放在眼里。
     在大门口,牛皖平等“联动”成员即遭到几十名大学红卫兵的围攻,眼看寡不敌众,牛皖平等人只好夺路而逃。
     习惯了凯旋归来,又岂能容忍这般近似耻辱的失败?第二天,“联动”再次派出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20余名红卫兵,来到“三司”所在地。谁知道,对方竟用电话迅速调集了上千名红卫兵,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对“联动”这样一个新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从理智上讲,他希望这一批“红色贵族”在文革的风雨中迅速成长,共和国需要这一代人快点成熟;从感情上讲,他更是与这些“红色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动”成员的父母,有许多是他的老同事、老部下,他有责任帮他们一把。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极其复杂的局面,他自己也得步步提防。红卫兵中派性已经产生,明显支持“联动”一派,等于否定另一派,甚至有可能挑动两派大动干戈,这是周恩来极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联动”所攻击的目标是毛泽东所依赖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联动”,等于将自己置身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这更是周恩来不愿意的。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城的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过激行为,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是不赞同的。
     但是处理过无数复杂场面的周恩来,意识到两派冲突如不及时调解,将有可能酿成大乱。因此在得知“联动”成员被围困的消息后,他立即派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调解。
     “三司”上千名红卫兵,怎能让周荣鑫轻松地将20多个“联动”成员带走?在周荣鑫的耐心劝说下,直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他们才勉强同意放人,并要求得到明确的答服:“联动”不得再来冲击“三司”总部。
     与此同时,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宫,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联动”又与“三司”发生了一场冲突。
     冲突的焦点是联欢会的主持权。“三司”红卫兵代表提出,联欢会应由他们来主持,而“联动”代表马晓军等人则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作为筹备会的召集人,廖承志的倾向性是偏向“联动”一边,“三司”红卫兵发现蛛丝马迹后,先是提出严重抗议,然后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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