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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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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应该意识形态化-----质疑汤一介先生

   儒家应该意识形态化-----质疑汤一介先生

   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追求和理想,是儒家学说的重中之重,是儒者“修身”不可或缺的关键法门,与“格物致知”的智慧开发、“诚意正心”的品德修养一起,组成儒家道德的整体。易言之,政治性是儒家道德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树立儒家的主体地位,让仁义原则、道德精神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各个领域发挥主导性作用,这应该是当今儒者的共同的追求、责任和使命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把儒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同时将马家“去意识形态化”。

   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提供社会秩序的蓝图,重点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权力应该被用在哪些目的上……这些正是意识形态的功能。儒家只有意识形态化了,才能拥有这些功能、发挥这些作用,才能有机会儒化中华化成天下。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先生的表态却让我吃惊。最近汤一介接受了《南风窗》的专访,居然强调《不要把儒家“意识形态化”》(这是专访的标题)。

   汤一介先生说:“我觉得学术就归学术比较好。儒家,我不主张它意识形态化,最好把它看成一种学术去讨论,讨论到大家都觉得这个不错了,作为一种精神自然就接受了。”(专访文章的核心提示)认为“政治化的儒家是会使儒家可贵的精神有所丧失,而起着负面的作用。”

   汤先生“不主张”儒家意识形态化显然是就政治意义上而言的。其实恰恰相反,儒家意识形态化以后,其诚信、仁恕、孝悌、和谐、中庸、民本、德治、王道等等“可贵的精神”和思想,可以得到更好的弘扬落实,可以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产生全面、广泛和深入的影响。

   另外,儒家不是宗教却具有很好的宗教功能,可以提供比各种宗教更为殊胜的良知信仰(良知是一种精神又不仅仅局限于精神),作为人生安身立命的内在栖居。把儒家局限于学术领域,等于取消了它的政治、宗教两大功能,大大地“专业化”、狭隘化了。

   二下面摘一段《南风窗》与汤一介先生的问答,可见汤先生是在政治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语的,“不主张”儒家意识形态化就是“不主张”儒家政治化。

   《南风窗》:您以前讲过,并不赞同“政治化的儒学”,虽然历史上这是一种现实,却是值得批评的。问题是,为什么几千年间,杰出人物无数,历史却唯独选择了孔子他们那个群体的一套东西?

   汤一介:……孔子本来是人,很人性化的。在先秦,还没有把他树立到后来那种样子。墨子的弟子就说,像孔子这样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应该做王啊,为什么没有做王啊?我看,如果孔子做了“王”,也就没有孔子了。后来专制王朝的时候,皇帝就把他自己变成一个内圣外王,已经是王了,他是圣王啊,对不对?而且是奉天承运,皇帝是天子,那么这个天子就应该有一个天子之师,就是国师,这就把孔子抬到至圣先师文宣王至上至高的地位了。树立起这样一个形象,把孔子更加意识形态化了。我认为,这对孔子并不好。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化的儒学确实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我们一个改朝换代,有的比较好的就是三四百年,那么长的时间,它大体上为什么可以稳定呢?我想不能说儒学一点作用也没有。任何专制社会,都需要一套教化来维持它的统治,当时就是利用儒家的思想,当然也利用道教和别的,主要是利用儒家多一点。西方也是一样,中世纪也是个专制社会。它用什么做教化的?就是基督教,他们是要维持神权统治或王权统治,中国就用儒家。当然政治化的儒家是会使儒家可贵的精神有所丧失,而起着负面的作用。

   顺便对这段话略加分析。

   墨子的弟子说得对,孔子应该做王。孔子做不做王都一样是孔子,但是政治就不一样了。如果孔子有机会为王,那是民众民族之福、国家天下之幸。当然,在那种礼崩乐坏的时代,那种不可能的。

   只有道德本位、道德挂帅的时代,圣人才能得到各界人士广泛的拥戴推举,才有为王的机会。圣人为王的社会,必是太平世。尧舜时代虽然太平,但一切都比较原始,文明尚未发达,只能算是太平世的初级阶段,高级阶段在相当遥远的未来世。

   汤先生承认“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化的儒学确实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却严重低估了,这应该是受五四反儒恶潮的影响过深所致。其实,作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主统和大多数王朝的指导思想,儒家在中国历史上岂仅是“有一定的正面影响”而已?可以说,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辉煌都是在它的主导下创造出来的。

   当然,以现代民主标准去衡量,“我们原来的制度”有“非常致命的弱点”。但是,历史是不能这么纵向比较的。历史的局限性不能归责于文化,更不能归责于儒家的仁义原则,不能因此断言说“政治化的儒家是会使儒家可贵的精神有所丧失而起着负面的作用”。曹操说:设使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封王;东海曰:设使中国没有儒家,不知历史会血腥到什么程度,不知中华民族能否延续到今天。

   儒家被君主专制利用过,这不是儒家的错,众所周知,民主自由的口号也曾被恶狠狠地利用了一把呢。何况儒家被利用的同时也对利用者产生过极大的良性的“反作用”,更何况历史上君主制自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

   其实儒家是更加适合为民主时代“服务”,民主制度亦可以更好地体现民本原则,把“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落实到制度上。“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用现代政治语言说,就是:民权高于主权更高于“领导权”。

   但要求儒家在古代就设置出民主制度来或追求民主是不现实的。然复须知,制度上的不断优化和与时俱进,本来就是儒家内圣学的逻辑要求和外王学的直接追求,清末康有为谭嗣同等改良派的努力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可惜,当时历史条件已经熟透,政治环境却过于恶劣,满清是所有尊儒的王朝中最劣质的。

   三或说:“儒家应不应该意识形态化,怎样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化过程中怎样处理和其他各家各派的关系,以及在意识形态化、半意识形态化和间接意识形态化过程之中怎样联合各家各派共同为创造世界性的新文化做出重要的和基础性的观念贡献,这些在儒家的发展过程之中都是应予全面考量的问题。”(李诘)

   其它各个问题确实存在,有待于研究解决。唯独“儒家应不应该意识形态化”不应该成为问题,否则才是儒门大问题。

   当今中国,儒门空前淡泊和边缘化,要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本没有可能(除非发生很特殊的情况)。但是,能不能是一回事,支不支持又是一回事。汤先生作为著名儒者,这么表态很不应该。

   东海曾经说过,于丹们把儒家“鸡汤”化了。现在看来,汤一介先生尽管资格老些,显得学术化有深度些,但本质上似与于丹们无异。当然,“心灵鸡汤”也是儒家的作用之一,只是儒家还有其它广泛而重大的作用有待提取和发挥。这是于丹们难以胜任的。

   有没有政治关怀和王道追求,应是衡量儒者“大小”的重要标准。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既然是儒,在道德上就不应该小人,子夏是贤者,以文学而著称,爱好人文典籍,精于章句训诂,孔子也不至于警示他别沦为小人。因此,这里的君子小人,应是就度量规模的大小而言,后人评论子夏之学,亦谓谨密有余而宏大不足。

   钱穆说:“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心忘世道”就是“忽于义理”所致。儒家外王学致力于政治文明和制度建设,以体现对世道人心的关注。君子儒,就是这种全面把握儒家义理的大儒。

   “溺情典籍专务章句训诂”的“小人儒”,作为学者很优秀了,很多学者连这一标准都达不到呢。但对于有志于儒者,我要借孔子的话劝告或勉励一句:“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2011-1-24东海儒者余樟法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东海儒者余樟法的新浪草堂: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2011/01/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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