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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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文集
◎《反擊破坏中国民运首恶-政治流氓-特務打手徐水良專集》
●叛徒内奸外派特务打手徐水良曾经骗取了我的信任
·陈泱潮2006年首次赴美部分照片与记事(上)
●2007回击徐水良:反对取消主义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干扰和破坏
·徐水良,你对朋友如此下手,这算什么为人? 这算什么立场?
·敬请徐水良先生向公众证实:陈泱潮《特权论》剽窃了你的哪个观点?
·《特权论》与当时(文革期间)民间出现过的探索文章有无关系
·请问朋友徐水良:这是正派人说得出来的话吗?
·且看陈泱潮和徐水良在同一时间做的事——到底谁有病?
·请问徐水良
·满江红:此病恶
●2010对网上传闻已久的“战略特务”徐水良的质疑和批判
·陈泱潮与徐水良出发点有着根本的不同
·徐水良“抓特务”意在搅乱中国民运队伍的铁证
·扒下意在搅乱中国民运队伍的争名夺利之徒嫉妒狂徐水良的画皮
·徐水良与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历史审判
·正告徐水良之类(四则)
·质问徐水良:你这不是继续“用阴暗心理搞人身攻击”,是什么?(1张图)
·回击徐水良之七: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已经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
·警告徐水良!
·陈泱潮对徐水良“有敌论”的批判
·再次严重警告徐水良(附徐水良所写《呼吁救助陈尔晋》文)!
·徐水良和一目了然的网特紧密勾结造谣诽谤诬蔑《特权论》作者的铁证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庞涓要想方设法谋害孙膑了!
·中文网上重现孙膑与庞涓的故事
·陈泱潮和徐水良先生具有结论性意义的交流和对话
·徐水良又再造谣了--陈泱潮与伍凡之争是为了争当所谓的大总统吗?
·如果你能够驳倒其中之一,我就接受你的指责
·当代庞涓嫉妒狂徐水良的丑恶和无耻
·太不雅观了!"大理论家"徐水良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
·当代庞涓嫉妒狂徐水良的丑恶表演应当引起人们的深思:
·你徐水良自己好好看看当代嫉妒狂的醋酸劲!
·请看徐水良打着“反共”旗号掩盖事实真相和要害问题的现行欺骗术
●看徐水良的同类项
·极其狡诈的战略网特五毛党最重要的标志
·对毫无道德底线的徐水良紧密搭档三妹的批判1
·警报:警惕毫无道德底线的徐水良搭档的恐怖主义板斧!
·坚决反对战略特务驱民送死的“暴力论”
·警告政治流氓特务打手徐水良的唱和者!
●2010-9月再批争名夺利嫉妒狂徐水良
·嫉妒狂徐水良是中国民主化和平转型的祸害
·质问争名夺利狂徐无耻:《特权论》恢复原名是“骗子漫天骗人”吗?
·向争名夺利狂徐无耻水良要证据
·你徐水良又暴露出你嫉妒狂真骗子的丑恶嘴脸!
·关于米奇尼克问题的一点感想
·转贴独评网友近日几则戏评争名夺利嫉妒狂徐无耻恶棍帖
·徐水良利用严家棋夫妇的名义欺世盗名行骗的铁证
·陈泱潮就徐水良问题与严家祺先生通话纪录
·陈泱潮是所罗门转世和弥勒下生的部分确凿证据
·争名夺利狂徐水良在共舞台大耍泼皮又逃之夭夭的丑恶表演
·质问徐不良:这些有关陈尔晋的文论是不是出于79民运志士之手?
·刘刚“有谁没被徐水良骂过?”
●对极端邪恶的争名夺利嫉妒狂泼皮徐水良的盖棺论定
·评乱世宵小徐水良的投机和剽窃“理论”
·再次恳请徐水良先生正面回答我所提出的五个问题
·徐水良是真正的叛徒特务线人打手的铁证
·真正“最没有道德底线”的贼喊捉贼
·嫉妒狂徐水良是一个十足的伪民运分子!
·ZT曾节明先生对徐水良邪恶行径的质问
·丑奴儿:徐水良大耍流氓无赖泼皮手段太邪恶
·战略特务徐水良不打自招疯狂的自我暴露
·徐水良人格缺陷是建设民主社会的破坏力量
·伪革命派乱世宵小抓“特务”恶棍徐水良的死穴
·谁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破坏作用超过任何网特?
·ZT徐水良,真想不到你这么厚颜无耻!/王希哲
·对冒牌革命家“军队国有化”胡诌的驳斥
●徐水良疯狂诋毁和攻击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
·徐水良为什么要如此疯狂攻击刘晓波获奖?
·徐水良疯狂打击破坏分裂民运队伍,不只是中国人劣根性问题
·对徐水良否定获得国保9.8万$安家费的几点质疑
·徐水良的所谓“丹麦、缅甸果敢朋友”是地地道道的中共抵挡特务线人
●就刘晓波与诺奖事答网友问
·2.关于发起致信诺奖评委会反对刘晓波的幕后黑影和目的
·3.关于中共是否要故意把刘晓波推上诺贝尔和平奖领奖台的问题
·4.关于刘晓波本人缺点错误问题
●喊着“民主”口号实际在干疯狂践踏民主原则的反动行为
·曾节明 “强烈谴责徐水良、卞和详侮辱陈泱潮先生信仰的恶行
·今天,我被“反共邮组”除名了
·曾节明:强烈抗议对陈泱潮先生的除名行为!
·曾節明論斷戰略特務徐水良最近罪惡表演
●徐水良一伙对陈泱潮再度发出恐怖主义死亡威胁
·ZT诛杀令:当迅速秘密处决陈殃潮等中共逆贼!
·徐水良一伙已经赤裸裸开始搞恐怖主义活动了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关于陈泱潮等再次遭到共特兰剑(007)暗杀威胁的声明之一
·徐水良与诱捕清水君凶手密切配合进行赤裸裸恐怖主义活动的铁证
·徐水良欲盖弥彰
●针对我的恐怖活动部分罪证
·就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给丹麦政府警察部门的报告
·陈泱潮就人身安全问题第3次交丹麦警察局的报告
·草根……盟友所谓“茶马古道”针对我的恐怖活动部分罪证
·哈哈!包管令您捧腹——看良心人士如此安慰陈泱潮(4图)
●陈泱潮不得不反击叛徒徐水良的原因
·论陈泱潮和徐水良激烈论争的性质
·“我们与无敌派属于敌对阵营”本质上是反对民主革命的论点
·这的确是末世现象,的确是末世已临的证明
●疯狂诋毁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凸现和坐实了徐水良的伪民运真叛徒战略特务真相
·王希哲“专题:徐水良先生确是有疑问的”
·奉劝那些妖魔化刘晓波的御用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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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重演与历史经验教训的吸取

陈泱潮(陈尔晋)
   2011-1-31
   
     杨光先生这篇《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既是对清末孙中山派与梁启超大论战的回眸,也客观总结了这场大论战的经验教训。
   

     我认为杨光先生所说“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是很正确的意见。可惜当时的人们深陷于迷茫之中,不能看清这一点。这确实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写照!

  好在百年过去,人们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地来看待当年的这场大论战。杨光先生在认真回顾和比较双方当年争辩观点论题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然而,尽管梁启超的观点实质上得到了时间和实践的证明,人们却还是推崇错误的得胜者!人们还是不愿意正视历史的真实和不愿意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乎?抑或是这个民族本身具有某种应当引起深刻反思的东西?


  杨光先生这篇文章对我有所启发:对于已经判断是叛徒恶棍的貌似“革命者”实质上是货真价实的特务,我们可以毫不留情地剥下其泼皮伪装,甚至决心把这些文字集结成书出版,以警后人。但是,对于在某些事情上观点一时有歧异的朋友,我们不能够急于统一看法而穷于争论以至于伤害了彼此之间值得十分珍惜的友情。有些问题应该冷处理,可以放一放,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而不必急于针尖对麦芒地去争辩。

   
   附:

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


   
   时间:2011-01-26 17:53 作者:杨光 来源:饮水思源站

提要:



其一,论战时革命党不容置辩的“排满主义”,在革命爆发之后即悄然改成了“五族共和”。请注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所宣称并执行的民族政策,正是由其政敌梁启超所阐述、而革命党曾经严厉抨击过的民族政策。可见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更具道义正当性与政治适应性;


其二,此后实际的国内族群关系表明,在汉、满、蒙、维、藏五族之中,民族融合程度最高、以至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正是被革命党描述为不共戴天、殊死之仇的汉满二族。此足证“驱除鞑虏”之心胸偏狭,更足证梁启超关于清代满汉关系的主流是同化而非仇化的观点;


其三,就在革命建国之后不久,手创共和的革命党即愤怒指证民国陷入了“假共和”,然后是独夫专政、帝制复辟,然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革命复产革命”,这正是梁启超当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党所一再否认的革命内乱之后果;


其四,大清国的外蒙古终究是真独立了(虽然最初是假独立、真附俄),西藏、新疆也几几乎“被独立”。眼见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日本、苏俄也终究是按捺不住,大举干涉了革命中的中国。一个迫不及待“进入中国”,另一个则在组织上渗透国共两党,以卢布和枪械大举“支援中国革命”以改造中国,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一边倒”的红色中国之建立。这方面的后果,梁启超又不幸而言中;


其五,国民党的“约法训政”终于训出专制“党国”,离宪政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到了台湾又几乎训成了世袭王国。在大陆,专政党赶跑了训政党,一党更比一党革,一党更比一党“强”。当年把“开明专制”、和平改良视为“落后”和“无耻”,后来却屡屡制造出“先进”千万倍、达于无法无天之境的极权暴政而不可自拔,欲走一步登天的捷径,却入万劫不复的陷阱,这真是报应不爽;


其六,孙中山“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终于在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下超额完成,变成了活生生、僵死死的社会现实。土地与资本脱出经济的正轨,附于政治的危墙,几经暴力折腾,致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又退回到名曰“改革开放”、实即土地与资本回归经济常轨的政策。人们可曾想起,百年前梁启超曾说过“社会革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



   
   1905年11月,刚成立三个月的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动了一场针对立宪派梁启超的文攻战。梁启超以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革命党自卫反击。双方你论我驳,你攻我辩,针锋相对,穷追猛打。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两年多,共发表文字超百万言,直到梁启超对革命党的攻击不再理睬才告收场。其间,梁曾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私下里也曾托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宋、章同意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这场大论战的最后结果是: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藉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在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以此而论,百年前那场革命与立宪的大论战,其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


   
   在那场大论战中,革命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即刘师培)是重量级作者。孙中山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据胡汉民回忆,汪、胡二人的批梁文章有些是按孙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孙口授纲要而写。也就是说,革命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要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革命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对此不良动机,革命党人倒也并不讳言。立宪派一方则是光杆司令孤军奋战,梁启超以一当十,显得形只影单。虽然也有杨度、徐佛苏、蒋智由、李庆芳、黄与之等人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大都站在貌似公允的中立者或旁观者地位,并不直接对革命党的攻击加以反驳。所以,从双方阵势上看,是群狼斗独虎,革命党是明显占了上风的。
   
   事后,论战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但客观地说,革命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胡汉民自传》回忆:“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胡汉民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事实(注:《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主编且撰文过半的《新民丛报》是一份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畅销刊物,黄遵宪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注:今人往往以为清朝末年暗无天日,其实彼时言论自由尺度远胜当今,《新民丛报》可在国内公开发售,《民报》亦有半数销往国内)。但在与革命党论战期间,该报销量有所下降,革命党的人气则大幅窜升。这种消长变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当然不是革命党很正确、立宪派很错误,而是清政府太愚蠢),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论战的胜负——假如读者有资格做裁判的话。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一派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原本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这场论战极大提升了革命党的整体形象。通过与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过招,汪精卫、胡汉民等党中秀才脱颖而出,革命党从此不再被读书人视为无知无识的市井游民与帮会暴徒。以此而论,说革命党是论战的胜方,似为确论。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那场论战留在鲁迅心目中的印象,也是革命党大胜、梁启超大败,与当事人胡汉民的叙述可相印证。但鲁迅的记忆不尽准确。事实是,当时的《民报》主编章太炎对于“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并不热心。在自编年谱中章太炎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可见他对胡、汪的文风不认可,不愿为论战火上浇油而宁愿为胡、汪纠偏。后来,孙中山的亲信声讨章太炎(因章参与“倒孙风潮”),也说“(与立宪派的)战斗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县解、寄生是朱执信、汪旭初的笔名)。的确,曾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种言辞偏激的诛心之文的章太炎,居然在热火朝天的两党论战中只写了《箴新党论》、《〈社会通诠〉商兑》等很少几篇批评立宪派的学术性文章,且“商兑”的对象是康有为、严复,却不加入围攻梁启超,这说明,在进入革命党核心圈之后,《民报》章太炎反而大大“保守落后”于《苏报》章太炎。当时革命党中学问以章太炎最深,文名以宋教仁为盛,与章太炎一样,宋教仁亦对论战保持相当距离且对立宪派人士保持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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