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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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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著/後世必引以為據的陳泱潮權威史論:《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首次深刻揭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目的及其瞞天過海之計
·论毛泽东真相(4图/全文)
·文革48周年再论毛泽东真相及中国政体制度之最佳归宿(组图)
·论对“文革”的历史定性(全文)
●參透毛澤東
·参透毛泽东·目录
·1.亟待弄清華國鋒現象後面的歷史真相和歷史啓迪
·2.华国锋抓捕“四人帮”的性质是宫廷政变、抢班篡党夺权
·3.在毛泽东的算计中,华国锋的地位和作用
·4.毛澤东权力意志党主席家天下传位的铁证(2图)
·5.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的核心目的(2图)
·6.人算不如天算,华国锋成功欺骗了毛泽东
·7.華國鋒宮廷政變主觀上造成的惡果
·8.華國鋒宮廷政變客觀上產生的積極效果
·公权力异化极其严重!坚持專制獨裁只有死路一条!
·9. 从毛泽东苦心孤詣传位家天下梦幻的破灭看天意难违
·10.从毛泽东—华国锋的家天下帝王梦看中国的最佳政体制度
·11.华国锋宮廷政变对今日当权者极其重要的历史启迪
·12.結论(请详阅《大变革与新文明•聖君論》第十章面臨新甲午海戰……
·毛泽东文革有值得肯定的东西
●“文革”:共产中国民主革命序幕
·简论“文革”的历史定性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郭国汀13评陈泱潮文章
·武振荣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重新认识和评价“文革”,公民维权抗暴运动呼唤【四大】!
·武振荣:最近“文革”研究的几个看点
·论对“文革”的历史定性:一、对“文革”的四种定性
·论对“文革”的历史定性之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掩饰下的【夺权文革】
·论对“文革”的历史定性之三、邓小平【浩劫文革】的实质是“官僚保特权不准百姓造反的反文革”
·论对“文革”的历史定性之四、刘国凯等【人民文革】的准确说法应当是“百姓趁机维权抗争的有限造反文革”
·论对“文革”的历史定性之五、陈泱潮对“文革”的历史定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专著:幸存者定论华国锋
·幸存者的见证
·华国锋的飙升
·毛泽东临死前的“正邦”之举
·华国锋抓捕江青等从毛泽东角度看来是十足的【篡党夺权】【宫廷政变】(1图)
·华国锋背叛毛泽东【篡党夺权】的铁证——记杜修贤《锁起的影像终于解禁》全文(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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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应验谶语,华国锋【篡党夺权】【宫廷政变】的关键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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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的立场、动机、手段和实质
·毛泽东在交班问题上的枭雄黑道如意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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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为了个人名利不择手段】【违背程序抢班夺权】的恶劣影响和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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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以双重标准肢解毛泽东:否定反对特权的【继续革命】,厉行“抓纲治国”镇压所谓“反革命”的暴虐路线
·华国锋时代被错杀的优秀青年——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们
·华国锋时代:一封信和一个人(武文俊)之死
·华国锋注定只能是过渡性人物的根本原因
·本文作者当时拍案而起首次刻印《特权论》准备发动新疆起义
·邓小平给华国锋写“效忠信”,再度复出
·邓小平通过【打民主牌】、【反对权力过份集中】和【审判“四人帮”】,最终从华国锋手里全面夺取了最高统治权
·陈泱潮是华国锋“抓纲治国”疯狂镇压“反革命思想犯”屠刀下的幸存者
·恶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就推动历史转折的作用而言,华国锋远远高于邓小平
·邓小平遗臭万年的三大罪案
·抗拒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严重两极分化的祸根
·假如华国锋没有发动【反革命宫廷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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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人物卷
●百年反思初步:枭雄黑道隐性帝制祸国殃民
·新世纪中国何往
·陈泱潮三论孙中山——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要害是假民主共和、真枭雄黑道
·就《五论孙中山》跟帖,斥武大郎无行文人二则
·孙中山是软柿子吗--请看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
·总结百年宪政历史的教训,是当前中国人要认真对待的事
·一请不要故意淆乱“北洋政府”时段,二请拿出比较数据来!
·文如其人。你这是什么意思?
·中國民主革命的成功注定還遙遙無期的一個重要原因〔外一帖〕
·中山狼的足跡--名记者黃遠生被刺揭秘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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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誰主使暗殺了宋教仁?到底誰是中國黨國體制的始作俑者?
●历史的真相、进程、现状
·對所有故意偽造中國民運歷史者的告誡
·ZT《毛泽东选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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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重演与历史经验教训的吸取

陈泱潮(陈尔晋)
   2011-1-31
   
     杨光先生这篇《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既是对清末孙中山派与梁启超大论战的回眸,也客观总结了这场大论战的经验教训。
   

     我认为杨光先生所说“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是很正确的意见。可惜当时的人们深陷于迷茫之中,不能看清这一点。这确实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写照!

  好在百年过去,人们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地来看待当年的这场大论战。杨光先生在认真回顾和比较双方当年争辩观点论题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然而,尽管梁启超的观点实质上得到了时间和实践的证明,人们却还是推崇错误的得胜者!人们还是不愿意正视历史的真实和不愿意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乎?抑或是这个民族本身具有某种应当引起深刻反思的东西?


  杨光先生这篇文章对我有所启发:对于已经判断是叛徒恶棍的貌似“革命者”实质上是货真价实的特务,我们可以毫不留情地剥下其泼皮伪装,甚至决心把这些文字集结成书出版,以警后人。但是,对于在某些事情上观点一时有歧异的朋友,我们不能够急于统一看法而穷于争论以至于伤害了彼此之间值得十分珍惜的友情。有些问题应该冷处理,可以放一放,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而不必急于针尖对麦芒地去争辩。

   
   附:

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


   
   时间:2011-01-26 17:53 作者:杨光 来源:饮水思源站

提要:



其一,论战时革命党不容置辩的“排满主义”,在革命爆发之后即悄然改成了“五族共和”。请注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所宣称并执行的民族政策,正是由其政敌梁启超所阐述、而革命党曾经严厉抨击过的民族政策。可见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更具道义正当性与政治适应性;


其二,此后实际的国内族群关系表明,在汉、满、蒙、维、藏五族之中,民族融合程度最高、以至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正是被革命党描述为不共戴天、殊死之仇的汉满二族。此足证“驱除鞑虏”之心胸偏狭,更足证梁启超关于清代满汉关系的主流是同化而非仇化的观点;


其三,就在革命建国之后不久,手创共和的革命党即愤怒指证民国陷入了“假共和”,然后是独夫专政、帝制复辟,然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革命复产革命”,这正是梁启超当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党所一再否认的革命内乱之后果;


其四,大清国的外蒙古终究是真独立了(虽然最初是假独立、真附俄),西藏、新疆也几几乎“被独立”。眼见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日本、苏俄也终究是按捺不住,大举干涉了革命中的中国。一个迫不及待“进入中国”,另一个则在组织上渗透国共两党,以卢布和枪械大举“支援中国革命”以改造中国,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一边倒”的红色中国之建立。这方面的后果,梁启超又不幸而言中;


其五,国民党的“约法训政”终于训出专制“党国”,离宪政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到了台湾又几乎训成了世袭王国。在大陆,专政党赶跑了训政党,一党更比一党革,一党更比一党“强”。当年把“开明专制”、和平改良视为“落后”和“无耻”,后来却屡屡制造出“先进”千万倍、达于无法无天之境的极权暴政而不可自拔,欲走一步登天的捷径,却入万劫不复的陷阱,这真是报应不爽;


其六,孙中山“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终于在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下超额完成,变成了活生生、僵死死的社会现实。土地与资本脱出经济的正轨,附于政治的危墙,几经暴力折腾,致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又退回到名曰“改革开放”、实即土地与资本回归经济常轨的政策。人们可曾想起,百年前梁启超曾说过“社会革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



   
   1905年11月,刚成立三个月的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动了一场针对立宪派梁启超的文攻战。梁启超以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革命党自卫反击。双方你论我驳,你攻我辩,针锋相对,穷追猛打。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两年多,共发表文字超百万言,直到梁启超对革命党的攻击不再理睬才告收场。其间,梁曾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私下里也曾托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宋、章同意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这场大论战的最后结果是: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藉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在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以此而论,百年前那场革命与立宪的大论战,其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


   
   在那场大论战中,革命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即刘师培)是重量级作者。孙中山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据胡汉民回忆,汪、胡二人的批梁文章有些是按孙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孙口授纲要而写。也就是说,革命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要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革命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对此不良动机,革命党人倒也并不讳言。立宪派一方则是光杆司令孤军奋战,梁启超以一当十,显得形只影单。虽然也有杨度、徐佛苏、蒋智由、李庆芳、黄与之等人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大都站在貌似公允的中立者或旁观者地位,并不直接对革命党的攻击加以反驳。所以,从双方阵势上看,是群狼斗独虎,革命党是明显占了上风的。
   
   事后,论战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但客观地说,革命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胡汉民自传》回忆:“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胡汉民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事实(注:《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主编且撰文过半的《新民丛报》是一份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畅销刊物,黄遵宪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注:今人往往以为清朝末年暗无天日,其实彼时言论自由尺度远胜当今,《新民丛报》可在国内公开发售,《民报》亦有半数销往国内)。但在与革命党论战期间,该报销量有所下降,革命党的人气则大幅窜升。这种消长变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当然不是革命党很正确、立宪派很错误,而是清政府太愚蠢),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论战的胜负——假如读者有资格做裁判的话。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一派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原本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这场论战极大提升了革命党的整体形象。通过与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过招,汪精卫、胡汉民等党中秀才脱颖而出,革命党从此不再被读书人视为无知无识的市井游民与帮会暴徒。以此而论,说革命党是论战的胜方,似为确论。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那场论战留在鲁迅心目中的印象,也是革命党大胜、梁启超大败,与当事人胡汉民的叙述可相印证。但鲁迅的记忆不尽准确。事实是,当时的《民报》主编章太炎对于“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并不热心。在自编年谱中章太炎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可见他对胡、汪的文风不认可,不愿为论战火上浇油而宁愿为胡、汪纠偏。后来,孙中山的亲信声讨章太炎(因章参与“倒孙风潮”),也说“(与立宪派的)战斗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县解、寄生是朱执信、汪旭初的笔名)。的确,曾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种言辞偏激的诛心之文的章太炎,居然在热火朝天的两党论战中只写了《箴新党论》、《〈社会通诠〉商兑》等很少几篇批评立宪派的学术性文章,且“商兑”的对象是康有为、严复,却不加入围攻梁启超,这说明,在进入革命党核心圈之后,《民报》章太炎反而大大“保守落后”于《苏报》章太炎。当时革命党中学问以章太炎最深,文名以宋教仁为盛,与章太炎一样,宋教仁亦对论战保持相当距离且对立宪派人士保持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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