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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文集
·种子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贡献(七)第一次铁窗烈火:几乎被枪毙!
·种子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贡献(八)在投奔邓小平与诉诸人民之间的选择
·种子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贡献(九)共产中国民主运动民办刊物的发端和首次组党活动
·种子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贡献(十)被中共认定为是全国“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反革命集团”首犯
·种子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贡献(十一)小结:种子包含了未来生命的全部
·种子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贡献(十二)我的第五次人生十字路口
·种子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贡献(十三)我在“事实上的团中央”的工作和交往
·种子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贡献(十四)今日拯救中国的双重使命~灵本主义宣言
·种子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贡献(十五)《圣灵福音》概要与目录
·种子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贡献(十六)国际大有学会章程(草案)理念要点
·种子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贡献(十七)中华(联邦)合众国筹备委员会关于《物权法》的声明
●中国民主革命政治道德的典型示范和挑战
·回顾和平演变30年,陈泱潮(陈尔晋)全面挑战邓小平
·1977年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我个人最重大的人生十字路口
·3.首次刻印《特权论》地点的选择
·当时堪称【精神思想理论核武器】的产生
·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经费的准备
·预备到新疆乌鲁木齐的初始落脚点
·预备首先找到与赛福鼎取得联系的中介
·赛福鼎的基本情况
·此言奇在今日验,莫把斯言当随机
·赛福鼎当时岌岌可危的政治处境
·策动赛福鼎非常好的时机——远远独占鳌头抢先占尽了先机 (3图)
·为了保证取得成功,不能不必须确定的主从关系、运作架构
·只要宣布解放农奴,马东伍为首的民主革命迅速(2-4年)全面夺取胜利是根本无可怀疑的!
·新疆起义具体实行的可操作性
·当时中国的国内形势
·当时的国际形势
·对新疆起义前景的展望
·变数的产生——“偃武修文”的由来
·影响了我的一生的话:“毒蛇螫手,壮士断腕,不断腕不足以全一身也!”
·陈尔晋自我埋葬亦或自我牺牲的念头和行动
·万载难逢的先机的丧失
·一度“万般悔恨无假如,只恨当年不丈夫!”——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
·是大愚至极“天予不取,获罪于天”,还是“天心无亲,唯德是扶”?
·时代呼唤德才兼具的领袖,时代呼唤政治道德的回归和升华
·时代呼唤德才兼具的领袖,时代呼唤政治道德的回归和升华
·伪“中国民运之父”魏京生先生批判
·今日中国必须反对两个极端,必须重视政治人物的民主政治道德素养
●陈泱潮(陈尔晋)在若干重大人生十字路口一以贯之的选择(上)
·我的第一个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要不要动笔写出《特权论》?
·我在第二个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要不要组织力量把《特权论》刻印出来?
·我在第三个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邓小平复出,中国有可能和平地进行民主改革,要不要中止发动新疆起义?
·我在第四个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挤身官场投靠邓小平,还是为“解民于倒悬”将真理诉诸人民?(图3)
·我的第五个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出国创建【民主国际】,还是冒险留在国内促进中国民主化和平变革?
·我在第六个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是自顾自立即出逃,还是作为当事人应当以舍己救人精神说明情况,以免中共9号文所针对的一批民运骨干被抓捕坐牢?
●自毁之路耶?成佛之路耶?
·《一个超级傻瓜偃武修文的自毁之路》感言
·水调歌头 题《一个超级傻瓜偃武修文的自毁之路》
·《一个超级傻瓜偃武修文的自毁之路》目录
·陈尔晋(陈泱潮)三次自觉面对被枪毙的无私无畏选择
·传奇性小结:三次公义至上自觉置生死于度外的抉择人不知天知
·成败之间的两个重大选择
●作事谋始者回眸先机的得与失
·陈尔晋孕育《特权论》思想理论诗:雨夜读《赫鲁晓夫主义》一书有感
·陈尔晋1972年形成《特权论》思想立志解冻诗
·陈尔晋1974年决心写出《特权论》言志诗
·陈尔晋1974年写作《特权论》动笔词《浪淘沙》
·毛泽东器重的新疆自治区首任政府主席赛福鼎
·毛泽东的“重臣”赛福鼎在重大历史时刻
·赛福鼎.艾则孜:毛主席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
·中共国和平演变30年《特权论》作者陈尔晋祭
●陈泱潮与中国民主运动
·论时间刻度与历史的公正性
·【当代中共国民主运动】的起源与时段划分
·陈泱潮2009年简略自述(10图)
·陈泱潮、魏京生、哈达、刘晓波、郭泉和中共专制(上)/王宁(图)
·陈泱潮2009年对有神论信仰者简略自述(14图)
·长期以来中国民运两条路线矛盾冲突的反映
·中国体制:党官的罪孽,百姓的痛
·ZT:强烈提议陈泱潮,郭国汀,魏京生,胡平,袁红冰获诺贝尔和平奖
·拾遗:陈泱潮与中国民运队伍的关系
●视死如归,有备无患
·陈泱潮(陈尔晋)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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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卷
●概括与再播种
·国际大有学会章程(草案)导语、背景、理念要点
·国际大有学会章程(草案)导语、背景、理念要点
·征求意见、寻找合作者——中华救世救心大同盟(草创期)章程(草案)
●返璞归真谈妇道
·关于男女分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2007年迎春曲
·喜读烈雷先生重要文章《从良心救国到智慧救国》
·永遇乐——国际大有学会赋
·念奴娇——谁得势,在乎是否真命
·蝶恋花——1987年8月狱中赠陈圆圆
·陈圆圆,您来也未?
·青春的烦恼又一次降临
·临江仙——英雄爱美人
·浣溪沙——丁亥七夕贺宿友芳龄20华诞
·水调歌头——陈泱潮2007年中秋寄语国人
·复友人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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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的期望
·谈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自觉性
·相兼并容、优势互补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功的保障
·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在新千年深刻影响世界和中国的切入点
●民主社会主义
·回应与献礼——关于民主社嶂饕迥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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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重演与历史经验教训的吸取

陈泱潮(陈尔晋)
   2011-1-31
   
     杨光先生这篇《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既是对清末孙中山派与梁启超大论战的回眸,也客观总结了这场大论战的经验教训。
   

     我认为杨光先生所说“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是很正确的意见。可惜当时的人们深陷于迷茫之中,不能看清这一点。这确实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写照!

  好在百年过去,人们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地来看待当年的这场大论战。杨光先生在认真回顾和比较双方当年争辩观点论题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然而,尽管梁启超的观点实质上得到了时间和实践的证明,人们却还是推崇错误的得胜者!人们还是不愿意正视历史的真实和不愿意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乎?抑或是这个民族本身具有某种应当引起深刻反思的东西?


  杨光先生这篇文章对我有所启发:对于已经判断是叛徒恶棍的貌似“革命者”实质上是货真价实的特务,我们可以毫不留情地剥下其泼皮伪装,甚至决心把这些文字集结成书出版,以警后人。但是,对于在某些事情上观点一时有歧异的朋友,我们不能够急于统一看法而穷于争论以至于伤害了彼此之间值得十分珍惜的友情。有些问题应该冷处理,可以放一放,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而不必急于针尖对麦芒地去争辩。

   
   附:

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


   
   时间:2011-01-26 17:53 作者:杨光 来源:饮水思源站

提要:



其一,论战时革命党不容置辩的“排满主义”,在革命爆发之后即悄然改成了“五族共和”。请注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所宣称并执行的民族政策,正是由其政敌梁启超所阐述、而革命党曾经严厉抨击过的民族政策。可见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更具道义正当性与政治适应性;


其二,此后实际的国内族群关系表明,在汉、满、蒙、维、藏五族之中,民族融合程度最高、以至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正是被革命党描述为不共戴天、殊死之仇的汉满二族。此足证“驱除鞑虏”之心胸偏狭,更足证梁启超关于清代满汉关系的主流是同化而非仇化的观点;


其三,就在革命建国之后不久,手创共和的革命党即愤怒指证民国陷入了“假共和”,然后是独夫专政、帝制复辟,然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革命复产革命”,这正是梁启超当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党所一再否认的革命内乱之后果;


其四,大清国的外蒙古终究是真独立了(虽然最初是假独立、真附俄),西藏、新疆也几几乎“被独立”。眼见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日本、苏俄也终究是按捺不住,大举干涉了革命中的中国。一个迫不及待“进入中国”,另一个则在组织上渗透国共两党,以卢布和枪械大举“支援中国革命”以改造中国,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一边倒”的红色中国之建立。这方面的后果,梁启超又不幸而言中;


其五,国民党的“约法训政”终于训出专制“党国”,离宪政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到了台湾又几乎训成了世袭王国。在大陆,专政党赶跑了训政党,一党更比一党革,一党更比一党“强”。当年把“开明专制”、和平改良视为“落后”和“无耻”,后来却屡屡制造出“先进”千万倍、达于无法无天之境的极权暴政而不可自拔,欲走一步登天的捷径,却入万劫不复的陷阱,这真是报应不爽;


其六,孙中山“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终于在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下超额完成,变成了活生生、僵死死的社会现实。土地与资本脱出经济的正轨,附于政治的危墙,几经暴力折腾,致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又退回到名曰“改革开放”、实即土地与资本回归经济常轨的政策。人们可曾想起,百年前梁启超曾说过“社会革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



   
   1905年11月,刚成立三个月的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动了一场针对立宪派梁启超的文攻战。梁启超以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革命党自卫反击。双方你论我驳,你攻我辩,针锋相对,穷追猛打。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两年多,共发表文字超百万言,直到梁启超对革命党的攻击不再理睬才告收场。其间,梁曾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私下里也曾托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宋、章同意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这场大论战的最后结果是: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藉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在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以此而论,百年前那场革命与立宪的大论战,其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


   
   在那场大论战中,革命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即刘师培)是重量级作者。孙中山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据胡汉民回忆,汪、胡二人的批梁文章有些是按孙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孙口授纲要而写。也就是说,革命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要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革命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对此不良动机,革命党人倒也并不讳言。立宪派一方则是光杆司令孤军奋战,梁启超以一当十,显得形只影单。虽然也有杨度、徐佛苏、蒋智由、李庆芳、黄与之等人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大都站在貌似公允的中立者或旁观者地位,并不直接对革命党的攻击加以反驳。所以,从双方阵势上看,是群狼斗独虎,革命党是明显占了上风的。
   
   事后,论战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但客观地说,革命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胡汉民自传》回忆:“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胡汉民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事实(注:《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主编且撰文过半的《新民丛报》是一份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畅销刊物,黄遵宪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注:今人往往以为清朝末年暗无天日,其实彼时言论自由尺度远胜当今,《新民丛报》可在国内公开发售,《民报》亦有半数销往国内)。但在与革命党论战期间,该报销量有所下降,革命党的人气则大幅窜升。这种消长变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当然不是革命党很正确、立宪派很错误,而是清政府太愚蠢),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论战的胜负——假如读者有资格做裁判的话。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一派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原本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这场论战极大提升了革命党的整体形象。通过与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过招,汪精卫、胡汉民等党中秀才脱颖而出,革命党从此不再被读书人视为无知无识的市井游民与帮会暴徒。以此而论,说革命党是论战的胜方,似为确论。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那场论战留在鲁迅心目中的印象,也是革命党大胜、梁启超大败,与当事人胡汉民的叙述可相印证。但鲁迅的记忆不尽准确。事实是,当时的《民报》主编章太炎对于“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并不热心。在自编年谱中章太炎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可见他对胡、汪的文风不认可,不愿为论战火上浇油而宁愿为胡、汪纠偏。后来,孙中山的亲信声讨章太炎(因章参与“倒孙风潮”),也说“(与立宪派的)战斗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县解、寄生是朱执信、汪旭初的笔名)。的确,曾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种言辞偏激的诛心之文的章太炎,居然在热火朝天的两党论战中只写了《箴新党论》、《〈社会通诠〉商兑》等很少几篇批评立宪派的学术性文章,且“商兑”的对象是康有为、严复,却不加入围攻梁启超,这说明,在进入革命党核心圈之后,《民报》章太炎反而大大“保守落后”于《苏报》章太炎。当时革命党中学问以章太炎最深,文名以宋教仁为盛,与章太炎一样,宋教仁亦对论战保持相当距离且对立宪派人士保持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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