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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谈《让子弹飞》的精要之处(外四篇)

——《让子弹飞》精神领袖为什么选择蔡松坡而不是孙中山?


中国民运领袖和历史学者应当向《让子弹飞》的改编者和导演学习什么?


   陈泱潮(陈尔晋)
   
   2011-1-17

提要:


   
    中国民主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制度的革命,而且也还必须是一场政治道德大革命。继续步【国共两党神化孙中山的专制独裁党文化】的后尘,继续罔顾历史真相和中国全民政治道德严重沦丧亟待匡扶的现实,继续刻意神化孙中山,是对中国前途命运和未来不负责任的急功近利心态。

   
    没有不计个人名利权位真心实意顾全大局的政治道德的“革命”,不可能是结束专制独裁政体制度意识形态彻底否定专制独裁旧质态的“革命”,只能是新的专制独裁暴政取代旧的专制独裁暴政的重演。

   
    树立和确定什么样的精神道德领袖,是决定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选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今日中国民运领袖和历史学者,有必要好好体悟《让子弹飞》改编者和导演的政治水平!

   
   ————————————————————————————————

目录


   1.电影《让子弹飞》的现实政治意义
   
   2.热议和评论《让子弹飞》的积极意义
   
   3.《让子弹飞》的成功在于再创作的匠心
   
   4.《让子弹飞》精要之处在于正确选择了精神向导或曰精神领袖
   
   5.要正确看清孙中山先生的功过
   
   6.必须彻底告别【国共两党神化孙中山的专制独裁党文化】
   
   7.蔡锷反对分裂中华民国的所谓“二次革命”功不可没
   
   8.改编《让子弹飞》的政治水平值得当今中国政治家和历史学者学习
   
   9.姜文为什么能够在政治上达到这样的高度?
   
   10.对前景的一点展望和期待
   
   
   
   附1:孙中山的暗杀名单
   
   附2:陈泱潮:《三论孙中山》
   
   附3:唐柏桥:《让子弹飞向暴政——解码姜文的〈让子弹飞〉》
   
   附4:李后主:《〈让子弹飞〉中的暗线故事大解读》
   
   ————————————————————————————————
   
   1.电影《让子弹飞》的现实政治意义

   
    姜文一反影视界专制独裁愚弄民众的【党文化】和刻意迎合世俗媚俗的【俗文化】时尚,在中国民主革命狂飙泛起前夕,非常适时地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上一部非同凡响的具有中国民主革命启蒙意义的影片《让子弹飞》。
   
    《让子弹飞》的出现,是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临界点在影视文艺界的反映。它的政治启蒙意义和现实意义,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才会进一步显示出它的革命性力量。
   
   2.热议和评论《让子弹飞》的积极意义

   
    当前对《让子弹飞》的热议和评论,反映了《让子弹飞》的深谙现实影射现实的隐喻,已经深刻地触动了处于等待变革中的人们的神经,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切和共鸣,促使他们打破沉默借题发挥推波助澜力图唤醒沉睡中的人民大众。
   
    在诸多热议和评论中,唐伯桥先生和李后主先生的评论,可以说是点睛之笔,使《让子弹飞》的隐喻和伏笔线索,得到了很好的引伸和发挥。
   
   3.《让子弹飞》的成功在于再创作的匠心

   
    电影《让子弹飞》故事梗概是根据马识途小说《夜谭十记》第三记《盗官记》改编而来。如果拘泥于原著,只能成为美化现实粉饰现实的马屁文艺,根本不可能产生今日中国民心的共鸣。
   
    《让子弹飞》之所以能够独领风骚,获得中国电影界空前的成功,关键首先在于对原著情节作了极其重大的调整和改编,全剧从改编到导演演出,无不充满了再创作的匠心。
   
   4.《让子弹飞》精要之处在于正确选择了精神向导或曰精神领袖

   
    我在这里尤其要补充要强调的是,在这个从原著到电影剧本到拍摄上映的整个再创作过程中,姜文先生慧眼独具,以很高的历史鉴别力和政治洞察力,突破了国共两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神化孙中山的迷障,正确选择了《让子弹飞》的精神向导或曰精神领袖。
   
    同样是取材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故事,《让子弹飞》却没有像《金手指》那样,以孙中山作为时代的精神领袖和导师,而是以蔡锷(蔡松坡)为当今之世的精神领袖和导师。
   
    我认为这个选择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5.要正确看清孙中山先生的功过

   
    孙中山先生早年上书李鸿章推动变革,不成,转而走发动军事起义的道路,以推翻满清为己任,百折不挠矢志不渝,是应当充分加以肯定的。

   
    但是,在宋教仁被刺杀事件发生后,孙中山先生力主发动所谓“二次革命”。实质上是分裂和摧毁中华民国,开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先河,扼杀了辛亥革命的成果,阻抑了宪政民主在中国的实现,为苏俄党国体制斯大林模式在中国横行开了绿灯,同时也给百年来为个人争权夺利不惜一切手段的枭雄黑道树立了极坏的榜样。

   
    孙中山先生所谓“二次革命”这种动辄诉诸暴力手段,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是不可取的。更不要说有学者置疑宋教仁之死,其幕后真正主使者就恰恰是孙中山本人,孙中山先生也确确实实有着使用黑社会暗杀手段,以消灭党内对手(如陶成章)和消灭批评自己的新闻记者(例如黄远庸)等等的客观事实。又更不要说孙中山先生实际上是百年来中国开启【隐性帝制】、形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枭雄黑道】歪风名副其实的鼻祖,确确实实是“中国革命必以俄为师”的鼓吹者和实践者,确确实实是引进【列宁~斯大林模式,实行党国体制、军队党化、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始作俑者——“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核心,正如他自己在《致蒋介石函五件》白纸上落黑字明明确确所宣称:‘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见《孙中山选集》1981年版,第948页。)”(摘引自《陈泱潮三论孙中山》http://boxun.com/hero/2007/chenyc/98_1.shtml )……这些史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够掩盖和否定得了的历史真相!

   
   6.必须彻底告别【国共两党神化孙中山的专制独裁党文化】

   
    国共两党出于一党专制的需要,都刻意掩盖历史的真相,神化孙中山。这是实实在在侵淫了中国几代人的专制独裁【党文化】,是百年来中国政治人物特别是中共国朝野政治人物道德沦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今日中国民运出现徐水良这样的叛徒政治流氓泼皮恶棍,为达到个人争名夺利篡位目的而不择手段,不惜在光天化日之下疯狂反反复复制造和散布谣言,恶毒诬蔑诽谤攻击中伤妨碍他争名夺利的真正献身于中国民主化事业的志士仁人,根源在于此,对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危害性危险性亦在于此。

   
    因此,中国民主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制度的革命,而且也还必须是一场政治道德大革命。确认和塑造什么样的人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道德领袖,就是一个非比一般的问题。继续步【国共两党神化孙中山的专制独裁党文化】的后尘,继续罔顾历史真相和中国朝野政治道德严重沦丧亟待匡扶的现实,继续刻意神化孙中山,是对中国前途命运和未来不负责任的急功近利心态。

   
   7.蔡锷反对分裂中华民国的所谓“二次革命”功不可没

   
    就以对待宋教仁遇刺事件后,到底是维护中华民国法统和统一,还是乘机实行地方割据分裂中华民国制造战乱以夺权到自己手里为目的?
   
    姜文先生改编和导演的《让子弹飞》选择了作为精神道德领袖的蔡锷即蔡松坡先生,在宋教仁被刺杀后,采取了与孙中山先生完全相反的立场和态度,以积极主张顾全大局,诉诸法律手段的立场和态度,坚决反对不为中华民国前途命运负责任、轻启战端、搞地方割据、分裂中华民国的做法。
   
    请看蔡锷即蔡松坡先生和孙中山先生在对待所谓二次革命问题上截然相反的立场和态度:
   
    “……关于引发所谓‘二次革命’的事端,起于宋教仁遭暗杀事件。
   
    宋教仁不仅是主张武装革命应当重点在京畿和长江流域地区,才能产生对清廷的致命威胁和重大影响(孙中山则主张在边界闹事),而且是民国元勋中对西方民主宪政学说政党政治最有研究和心得的杰出人才。宋教仁被暗杀,是中华民族的极其重大的损失!
   
    关于宋教仁遭暗杀,真凶到底是谁?记得老海川罕见论坛曾经发表过芦笛先生的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芦文指出,要认证暗杀宋教仁的真凶,必须分析和确认暗杀宋教仁,谁获得最大利益。按照芦文分析,袁世凯在宋案上,受害最大,而最大受益者却正好是孙中山而非别人!
   
    联系到孙中山暗杀陶成章等同盟会多位成员的系列案例,联系到孙中山一贯推崇和依靠黑社会帮派势力的作为,很难说孙中山与暗杀宋教仁嫁祸于袁世凯借机发动所谓“二次革命”不无关系(见本文附1:孙中山的暗杀名单http://6parks11.appspot.com/by5wci5vL2huL2VzZ3M1NzFobXBwNmFrY21jYTFtc2FlLzExLnRs)!
   
    相信自有后来人会在芦文基础上,详加考证。相信一切冤孽黑暗阴谋诡计,在因果报应规律的作用下,在神圣的上帝的公义原则下,终归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证据确凿得出孙中山就是暗杀宋教仁真凶的结论,那孙中山就是中华民族的万古罪人、百分之一万的十足的国贼!
   
    在对待宋教仁案的态度上,到底是诉诸法治依法追究,还是诉诸暴力乘机分裂国家分裂中华民国搞地方割据?这是当时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大事。
   
    当时蔡锷的意见如下:
   
    “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1913年2月25日,当宋教仁遭暗杀后,蔡锷也曾通电谴责‘卑劣’的暗杀手段,‘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尤其‘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即使说袁世凯必须推倒,此时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则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当南北战争迫在眉睫时,5月17日,蔡锷曾和四川、贵州、广西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战争,‘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艰难缔造的民国。6月7日,他又和浙江、四川两省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劝动兵。” (见《蔡锷为何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二次革命”》一文http://www.sosobiz.com/today/01/0104/0104ysk/311001432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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