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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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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內姦南京國保特別僱傭的政治流氓徐水良
●長期瘋狂抹煞《特權論》瘋狂迫害《特權論》作者
·质问政治流氓當代龐涓嫉妒狂徐水良
·神蹟是這樣顯現的:徐水良不打自招,自認是魔鬼
·對政治流氓魔鬼徐水良阻擋上帝信仰讕言的批判
·苟利人類避劫難,個人毀譽任由之!
·電子書《大變革與新文明》猛抽了真特務徐水良的耳光!
·徐水良瘋狂攻擊和貶低《特權論》及其作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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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特務徐水良拼命抹煞《特權論》寫作成書時間(1t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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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特務徐水良瘋狂抹煞《特權論》的理論價值和重大影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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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宣判共产主义乃是空想的力作
·《特权论》堪稱是國際共運暨中共國第一篇經典的《人權宣言》】
·《特權論》是國際共運暨中共國民主革命的綱領性文獻
·《特權論》是國際共運暨中共國民主革命的綱領性文獻(組圖)
·真特务徐水良充当主要打手瘋狂迫害《特权论》作者的罪恶(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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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擊叛徒、政治流氓、特務打手徐水良專集》點睛之筆
·质问政治流氓當代龐涓嫉妒狂特務打手徐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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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社会民主党问题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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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教訓疯狂诋毁上帝信仰的魔鬼徐撒但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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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良长期疯狂攻擊和詆毀民主憲政及道德基石,何其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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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特务打手徐水良还有一丝一毫人性吗?你还是人吗?
·特务打手徐水良是名副其实的凶恶党棍!
·叛徒徐水良伪装革命派,疯狂破坏中国民运的邪恶手段
·破坏中国民运首恶、政治流氓徐水良过街,人人喊打(摘录1)
·有深度的批判:破坏中国民运首恶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撒但魔鬼徐水良长期造谣诽谤中文原创圣经续篇执笔者
·起诉徐水良犯有多起【诽谤罪】的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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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擊叛徒、政治流氓、特務打手徐水良專集》小結
·嫉妒狂病患徐水良疯砍中国民运理论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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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务打手徐水良《澄清早期民运历史》邪文的批驳
·我和王炳章……等与战略特务徐水良的斗争不可避免,回避不了!
·破坏中国民运首恶徐水良的卑鄙与罪恶
·在我陈泱潮和徐水良之间,必有一个是真正的中共特务!
·政治流氓徐水良长期使用的极其邪恶的卑鄙龌龊伎俩
·请看政治流氓徐水良极其卑鄙邪恶的群发邮件造谣诬陷手段
·徐水良诽谤罪、恐怖威胁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实施中共苦肉计、破坏中国民主革命首恶徐水良的本质与真相铁证如山1
·只有丧尽天良为虎作伥的人,才说得出丧尽天良为虎作伥的话!
·1、徐水良被中共物色利用、受宠于中共的贫下中农出身背景
·2、徐水良在文革中就是中共当权派的保镖和打手
·3、徐水良揣摩上意写“反对特权”大字报,幻想步姚文元戚本禹後尘往上爬
·4、“实现巴黎公社式民主”,其实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16条》的内容
·5、《特权论》理论与徐水良《反对特权》大字报,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读胡德华在《炎黄春秋》发言有感
·《巨骗徐水良确实是中共战略特务》提要与目录
·6.1.徐水良早在1975年就向暴政屈膝投降
·6.2.徐水良的出身、立场、品质等符合做特务线人的条件
·徐文立证明我确实没有看到过徐水良在民主墙上有文章
·问题焦点是破坏中国民运首恶徐水良是不是在上演苦肉计?
·对中共提供给徐苦肉二次坐牢证明材料的若干质疑1
·对中共提供给徐水良二次坐牢证明材料的若干质疑2:量刑诡异
·请看文革思想史专家们如何戳穿苦肉计实施者徐巨骗欺世盗名的谎言
·【全国两非反革命集团首犯】陈尔晋对徐水良的证词
·【全国两非反革命集团首犯】不是陈尔晋是谁?
·范似栋欲盖弥彰恰恰证明了徐水良根本不是民主墙运动的当事人!
·真特务、假民运、政治流氓、徐巨骗的极其邪恶与无耻
●质问实施苦肉计的战略特务徐水良的同伙范似栋
·驳范似栋对中共苦肉计实施者战略特务徐水良的袒护
·质问战略特务破坏中国民主革命事业首恶徐水良的搭档范似栋
·再质问战略特务破坏中国民主革命事业首恶徐水良的搭档范似栋
·事实+逻辑雄辩地证明了:范似栋是徐水良的同类项
·再谈事实+逻辑雄辩地证明了:范似栋是徐水良的同类项
·问徐水良和所有中国人:中共国民主革命名副其实的先驱者和导师究竟是谁?
●破坏中国民运首恶徐水良长期
●与【诱捕陈泱潮清水君-纠缠恶搞陈泱潮别动队】狼狈为奸
·透过现像看007、小溪、草根一伙的本质和背景
·陈泱潮追究007
·现在事实证明你小溪与诱捕清水君的兰剑(007……)的确是一伙!
·“007(兰剑)与小溪是一伙铁证如山!
·匪党【诱捕清水君~对付陈泱潮别动队】不是子虚乌有!
·兰剑(007、019……)诱捕清水君所使用的骗术、手段
·严防货真价实的特务犯罪分子兰剑(007)之流,继续作恶害人!
·所谓“007”、“019”是兰剑当时和清水君联络的代号
·关于清水君之所以被兰剑诱骗回国被捕重判的真实原因
·001追查令(6张图)
·陈泱潮与清水君四年回首——兼谈当前中国民主自由思想与专制独裁政治斗争的主要动向
·请兰剑不要披着马甲说黑话,像老夫一样堂堂正正报出真名实姓公开你的生平来路!!
·没有长眼睛的是你兰剑——兼谈博讯论坛已经营垒分明、网特几无隐身之地!
·质问诱捕我和清水君的凶手共特骗子兰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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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历史经验教训重复犯错的民族是劣等民族

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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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杨光 2011-01-16 01:26:58
   

   一
   
   1905年11月,刚成立3个月的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动了一场针对立宪派梁启超的文攻战。梁启超以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革命党自卫反击。双方你论我驳,你攻我辩,针锋相对,穷追猛打。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两年多,共发表文字超百万言,直到梁启超对革命党的攻击不再理睬才告收场。其间,梁曾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私下里也曾托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宋、章同意,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这场大论战的最后结果是: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借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以此而论,百年前那场革命与立宪的大论战,其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
   
   二
   
   在那场大论战中,革命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即刘师培)是重量级作者。孙中山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据胡汉民回忆,汪、胡二人的批梁文章有些是按孙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孙口授纲要而写。也就是说,革命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要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革命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对此不良动机,革命党人倒也并不讳言。立宪派一方则是光杆司令孤军奋战,梁启超以一当十,显得形只影单。虽然也有杨度、徐佛苏、蒋智由、李庆芳、黄与之等人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大都站在貌似公允的中立者或旁观者地位,并不直接对革命党的攻击加以反驳。所以,从双方阵势上看,是群狼斗独虎,革命党是明显占了上风的。
   
   事后,论战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但客观地说,革命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胡汉民自传》回忆:“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胡汉民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事实(注:《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主编且撰文过半的《新民丛报》是一份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畅销刊物,黄遵宪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注:今人往往以为清朝末年暗无天日,其实彼时言论自由尺度远胜当今,《新民丛报》可在国内公开发售,《民报》亦有半数销往国内)。但在与革命党论战期间,该报销量有所下降,革命党的人气则大幅窜升。这种消长变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当然不是革命党很正确、立宪派很错误,而是清政府太愚蠢),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论战的胜负——假如读者有资格做裁判的话。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一派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原本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这场论战极大提升了革命党的整体形象。通过与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过招,汪精卫、胡汉民等党中秀才脱颖而出,革命党从此不再被读书人视为无知无识的市井游民与帮会暴徒。以此而论,说革命党是论战的胜方,似为确论。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那场论战留在鲁迅心目中的印象,也是革命党大胜、梁启超大败,与当事人胡汉民的叙述可相印证。但鲁迅的记忆不尽准确。事实是,当时的《民报》主编章太炎对于“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并不热心。在自编年谱中章太炎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可见他对胡、汪的文风不认可,不愿为论战火上浇油而宁愿为胡、汪纠偏。后来,孙中山的亲信声讨章太炎(因章参与“倒孙风潮”),也说“(与立宪派的)战斗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县解、寄生是朱执信、汪旭初的笔名)。的确,曾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种言辞偏激的诛心之文的章太炎,居然在热火朝天的两党论战中只写了《箴新党论》、《〈社会通诠〉商兑》等很少几篇批评立宪派的学术性文章,且“商兑”的对象是康有为、严复,却不加入围攻梁启超,这说明,在进入革命党核心圈之后,《民报》章太炎反而大大“保守落后”于《苏报》章太炎。当时革命党中学问以章太炎最深,文名以宋教仁为盛,与章太炎一样,宋教仁亦对论战保持相当距离且对立宪派人士保持尊重。
   
   对于那场论战的胜负,也还有另一种不同的观感。在另一些人——比如那时年龄尚小的胡适、梁漱溟这一类人——看来,梁启超其文入情在理,未必落败,革命党其文强词夺理,未必得胜。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恩惠”的起点,正是从他1905年阅读课外读物时开始,那时即正是两党论战的期间。胡适说,梁启超的文章“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而革命党的文章胡适未予置评,显然并无同样的感染力。梁漱溟回忆说,他15岁时寻到了整整3年的《新民丛报》六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30年之后他仍然认为,少年时代有幸阅读《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文章是一生“莫大的幸福”。在梁启超与革命党之间,谁是真正的言论英雄,谁更有影响力、说服力,在胡适、梁漱溟们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
   
   那场大论战洋洋洒洒百万言,但核心论题只有一个:欲拯救中国,是排满兴汉、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国?二者有尖锐对立的一面,因其人分两派、道分两途。也有完全相同的一面,都认为国家现状不可维持、必须改变,也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也能够有一个较为良好的政体和政府。二者对立的是路线、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远景。但处在论战中心的人们往往宁愿炫耀本党与他党之绝对不同,而故意将差异放大,将对立凸显,视之为“根本区别”,却将相同之处全忽略不计,或视之为细枝末节。构成上述核心论题的子题目有如下几组:
   
   1、满族是中国人,还是“异种”?满州之地是中国领土,还是“敌国”?满清入关是改朝换代,还是“支那亡国”?汉满关系宜两族同化,还是“驱除鞑虏”?
   
   2、是单行“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并举”(梁启超称“革专制而成立宪”为“政治革命”;革命党则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种族革命”或“民族革命”,称“土地国有”为“社会革命”)?流血革命是否必不可免?“支那立宪”是否必先排满?
   
   3、革命是否会招致外国干涉、导致中国分裂?中国国民是否有“共和之资格”?仓促共和是否滋生内乱?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孰于中国现状为宜?建设立宪政体是通过梁启超所主张的“开明专制”,还是通过孙中山所主张的军政、训政而至宪政(即从军政府之军法专政,到革命党之“约法训政”,再到宪政机关分掌国权之民权宪政)?
   
   4、孙中山所主张的“土地国有”、“单一税”政策是否“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辩论这些题目,涉及对历史事实和现实国情的判断,对古今中外经验与教训的解释,对西方政治哲学和宪法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中国有成堆的问题,万国有纷繁的主义,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斯宾塞、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笕克彦的理论被双方所征引。有时候同一个“西儒”,却被双方解读出相反的意思。
   
   但是,在以上四组论题中,革命党立论最坚、阐述最多、影响最大的,也是这场论战中辩论最激烈的,却是比较没有学理与法理含量的第1、2两组题目,“满州非我族类”和“种族革命先于政治革命”,此即所谓“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至于“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那时还不十分紧要(那毕竟是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实行的事情),也不太引人注意(但即使是对“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梁启超也提出了大量尖锐而精当的批评)。也主要是在“非我族类”和“排满革命”的问题上,革命党显得蛮横无礼,胡汉民、汪精卫“辞近诟谇”。他们非常固执己见,特别意气用事,几乎完全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因此,在最基本的论题上,双方其实根本不存在理性辩论、诚意对话的回旋空间。这也就大大降低了那场论战的理论品质和政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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