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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文集
·紫薇全集文選第一卷《大變革與新文明》目錄
·陳泱潮手書《大變革與新文明》書名
·《大变革与新文明》一书作者的思想精神境界及手迹(1图)
·出版者的話:《大變革與新文明》是造就偉大聖君的救世書
·《大变革与新文明》序言/费良勇(1图)
·《大变革与新文明》序言/李酉潭
·《大變革與新文明》序言/吳崑松
·對《特權論》被完全抹煞的沉重嘆息
·《大變革與新文明》跋/未來民主中國之啓明星
·全民翻印《大變革與新文明》一書之特別授權聲明
·變革之來迅雷不及掩耳(2圖)
·神棍铭/刘因全
·改革紅利官佔盡,民眾渴望大變革!(2圖)
·先知的特
·當前理解和支持習近平比什麽都重要
·毛澤
·致世界著名图书馆书(6图)
●書成紫薇動:2014年元旦獻辭
·核心提示
·目錄
·1、全中國一盤棋,香港問題的根子在中共中央
·2、以尋常抗爭策略行非常抗爭之事:“佔中”必遭暴力鎮壓
·3、沒有堅定明確的思想,就不可能有勇敢堅定的行動
·4、必須認真探究和借鑒1989/6.4天安門廣場血案的經驗教訓
·5、必須明確中共國民主變革的最佳目標、中國政體製度的必然歸宿
·6、天命前定預言1:“聖人能化亂淵源”
·6、2.天命前定預言2:“一人為大世界福”
·6、3.天命前定預言3:《推背圖》第44象
·7、【新五權虛君共和民主憲政】終結【隱性帝制】是偉大的社會進步
·8、【彌勒皆大歡喜新公民運動】特有的政治大智慧
·9、喚醒民眾真覺悟的關鍵:必須客觀地對中國百年歷史進行大反思
·10、《大變革與新文明》是形成中國朝野革命性新思維和共識的瑰寶
·11、習近平中國面臨新甲午海戰等嚴峻的不變不行的內外壓力
·12、民主運動兼顧最高統治者利益最大化是中國民主化和平轉型制勝的不二法門
·13、換位思考、與人為善、愛人如己,就是拯救自己!
·14、中國民主化和平轉型過渡時期必須擁戴習近平實行終身制實君開明集權領導
·15、確立【新五權虛君共和民主憲政】是中國免予四分五裂的惟一正途
·16、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讓愛與和平深深植根于全中國每個人的心田
●中國民運中的梟雄黑道表現
·新梟雄黑道刻意抹煞和掩盖中共国民主革命的理論基礎、指導思想和精神高度
·對徐文立的嚴重
·背離道義原則民運人士一錢不值
·就民运人士能不能背离道义原则答王希哲
·誰是中國最凶惡的宿敵?中國朝野不可不知!
·就克里米亚问题回应不肖毛左
·回應王希哲的謬論《略谈陈尔晋(陈泱潮)骂“毛左” 》
●全球佛教革新指南
·全球佛教革新指南·目錄
·1.佛教有很強的時間觀念和十分明確的責任擔當
·2.红阳时期现在佛释迦牟尼掌教五阶段,至2014年左右結束
·3.已來下生彌勒接班掌教救世救心之理論
·4.1.“如來”就是真空妙有造物主惟一真神上帝
·4.2.白陽時期佛教必須廢除和禁止【偶像崇拜】(1图)
·4.3.白陽時期佛教必須杜絕【人肉假神迷信】
·4.4.絕不可以將造物主與受造物相提並論混為一談
·4.5.白陽時期佛教各寺廟應當建構朴實無華的“如來真理養心殿”
·4.6.轉世輪回因果報應的真理應當大力加以宣揚和傳播
·4.7.要致力於合一世界宗教信仰對象的神聖事功
·4.8.要借鑒西方世界製度優勝處,為建立人間福(佛)國而奮鬥
·4.9.須知念佛號修行能夠結善果,但是不能夠成佛
·4.10.要發揚光大佛教寬厚包容胸懷和勤奮精進的大雄精神
·4.11.要把寺廟變成勤奮精進學習真理認識真理的大學堂大課堂大講堂
·4.12.要積極組織和開展年輕人喜聞樂見富有吸引力的活動
·4.13.嚴禁佛教寺廟成為刻意牟利斂財的商業化場所
·4.14.佛教原有具體儀軌,有待革新和調整
·4.15.成就佛果之至理要義妙道
·4.16.白陽時期眾生要及時把握末世成佛之機緣和要訣
●論香港公投與佔中運動怎樣才能取勝?
·香港問題白皮書是中共失信于天下的賴皮書
·《特權論》作者致駐港部隊全體官兵
·致香港全民公投緊急建議書·目錄
·香港公投暨佔中运动《主题歌》与无敌【合一礼】(1图)
·1.首先必須明確香港問題的核心和焦點本
·2.香港公投與和平佔中運動的目標和意義
·3.香港公投最關鍵的是要表達清楚人民百姓到底嚮往在什麽樣的政體製度下生活
·4.必須首先在戰略上明確政體製度訴求之後,再來戰術上進行具體的普選方案公
·5.必須基於香港歷史和現實,首先應當對以下兩選項作出明確的選擇
·6.選擇確立英國式虛君民主共和政體制度,是佔中運動免予被血腥鎮壓的關鍵
·7.香港問題《白皮書》不僅是當局反對“一國兩制”的賴皮書,更是當局對香港
·8.香港人民已經退無可退,必須珍惜民眾可以自發進行公投的機會和權利
·9.重申採取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是香港公投和佔中運動致勝的關鍵
·10.能否促成習近平立場觀念的轉變,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香港公投和佔中運動的
·11.專制獨裁暴政鎮壓香港公投和佔中運動的嚴重後果
·12.衷心祝福香港公投和佔中運動取得皆大歡喜和永載史冊的偉大成功!
●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再論香港公投與佔中運動怎樣才能取勝?
·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目錄
·1.得其天時地利人和,且天人合一的香港公投佔中遊行必勝
·2.香港公投、佔中、遊行主題歌《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2.香港公投、佔中、遊行主題歌《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中组部公布离退中央领导待遇 海外华人震惊/ZT
·3.顯示公民力量、護持香港佔中遊行必勝的【彌勒(人子)無能勝大手印】
·4.如何應對惡警施暴?
·5.祝福香港公民運動有力推動、促成和成就中國光榮革命
·6.佔中三子暨全球基督徒必讀:《人子論》
·7.千萬不可極其愚蠢地以黨文化之核心無神論來反對抗拒惡警施暴的良策
·8.七份非同尋常的附件一
·8.2非同尋常的七個附件二
·8.3.非同尋常的七個附件三
·8.4.非同尋常的七個附件四
·8.5.七份非同尋常的附件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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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历史经验教训重复犯错的民族是劣等民族

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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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杨光 2011-01-16 01:26:58
   

   一
   
   1905年11月,刚成立3个月的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动了一场针对立宪派梁启超的文攻战。梁启超以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革命党自卫反击。双方你论我驳,你攻我辩,针锋相对,穷追猛打。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两年多,共发表文字超百万言,直到梁启超对革命党的攻击不再理睬才告收场。其间,梁曾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私下里也曾托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宋、章同意,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这场大论战的最后结果是: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借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以此而论,百年前那场革命与立宪的大论战,其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
   
   二
   
   在那场大论战中,革命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即刘师培)是重量级作者。孙中山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据胡汉民回忆,汪、胡二人的批梁文章有些是按孙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孙口授纲要而写。也就是说,革命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要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革命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对此不良动机,革命党人倒也并不讳言。立宪派一方则是光杆司令孤军奋战,梁启超以一当十,显得形只影单。虽然也有杨度、徐佛苏、蒋智由、李庆芳、黄与之等人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大都站在貌似公允的中立者或旁观者地位,并不直接对革命党的攻击加以反驳。所以,从双方阵势上看,是群狼斗独虎,革命党是明显占了上风的。
   
   事后,论战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但客观地说,革命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胡汉民自传》回忆:“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胡汉民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事实(注:《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主编且撰文过半的《新民丛报》是一份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畅销刊物,黄遵宪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注:今人往往以为清朝末年暗无天日,其实彼时言论自由尺度远胜当今,《新民丛报》可在国内公开发售,《民报》亦有半数销往国内)。但在与革命党论战期间,该报销量有所下降,革命党的人气则大幅窜升。这种消长变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当然不是革命党很正确、立宪派很错误,而是清政府太愚蠢),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论战的胜负——假如读者有资格做裁判的话。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一派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原本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这场论战极大提升了革命党的整体形象。通过与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过招,汪精卫、胡汉民等党中秀才脱颖而出,革命党从此不再被读书人视为无知无识的市井游民与帮会暴徒。以此而论,说革命党是论战的胜方,似为确论。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那场论战留在鲁迅心目中的印象,也是革命党大胜、梁启超大败,与当事人胡汉民的叙述可相印证。但鲁迅的记忆不尽准确。事实是,当时的《民报》主编章太炎对于“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并不热心。在自编年谱中章太炎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可见他对胡、汪的文风不认可,不愿为论战火上浇油而宁愿为胡、汪纠偏。后来,孙中山的亲信声讨章太炎(因章参与“倒孙风潮”),也说“(与立宪派的)战斗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县解、寄生是朱执信、汪旭初的笔名)。的确,曾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种言辞偏激的诛心之文的章太炎,居然在热火朝天的两党论战中只写了《箴新党论》、《〈社会通诠〉商兑》等很少几篇批评立宪派的学术性文章,且“商兑”的对象是康有为、严复,却不加入围攻梁启超,这说明,在进入革命党核心圈之后,《民报》章太炎反而大大“保守落后”于《苏报》章太炎。当时革命党中学问以章太炎最深,文名以宋教仁为盛,与章太炎一样,宋教仁亦对论战保持相当距离且对立宪派人士保持尊重。
   
   对于那场论战的胜负,也还有另一种不同的观感。在另一些人——比如那时年龄尚小的胡适、梁漱溟这一类人——看来,梁启超其文入情在理,未必落败,革命党其文强词夺理,未必得胜。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恩惠”的起点,正是从他1905年阅读课外读物时开始,那时即正是两党论战的期间。胡适说,梁启超的文章“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而革命党的文章胡适未予置评,显然并无同样的感染力。梁漱溟回忆说,他15岁时寻到了整整3年的《新民丛报》六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30年之后他仍然认为,少年时代有幸阅读《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文章是一生“莫大的幸福”。在梁启超与革命党之间,谁是真正的言论英雄,谁更有影响力、说服力,在胡适、梁漱溟们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
   
   那场大论战洋洋洒洒百万言,但核心论题只有一个:欲拯救中国,是排满兴汉、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国?二者有尖锐对立的一面,因其人分两派、道分两途。也有完全相同的一面,都认为国家现状不可维持、必须改变,也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也能够有一个较为良好的政体和政府。二者对立的是路线、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远景。但处在论战中心的人们往往宁愿炫耀本党与他党之绝对不同,而故意将差异放大,将对立凸显,视之为“根本区别”,却将相同之处全忽略不计,或视之为细枝末节。构成上述核心论题的子题目有如下几组:
   
   1、满族是中国人,还是“异种”?满州之地是中国领土,还是“敌国”?满清入关是改朝换代,还是“支那亡国”?汉满关系宜两族同化,还是“驱除鞑虏”?
   
   2、是单行“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并举”(梁启超称“革专制而成立宪”为“政治革命”;革命党则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种族革命”或“民族革命”,称“土地国有”为“社会革命”)?流血革命是否必不可免?“支那立宪”是否必先排满?
   
   3、革命是否会招致外国干涉、导致中国分裂?中国国民是否有“共和之资格”?仓促共和是否滋生内乱?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孰于中国现状为宜?建设立宪政体是通过梁启超所主张的“开明专制”,还是通过孙中山所主张的军政、训政而至宪政(即从军政府之军法专政,到革命党之“约法训政”,再到宪政机关分掌国权之民权宪政)?
   
   4、孙中山所主张的“土地国有”、“单一税”政策是否“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辩论这些题目,涉及对历史事实和现实国情的判断,对古今中外经验与教训的解释,对西方政治哲学和宪法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中国有成堆的问题,万国有纷繁的主义,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斯宾塞、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笕克彦的理论被双方所征引。有时候同一个“西儒”,却被双方解读出相反的意思。
   
   但是,在以上四组论题中,革命党立论最坚、阐述最多、影响最大的,也是这场论战中辩论最激烈的,却是比较没有学理与法理含量的第1、2两组题目,“满州非我族类”和“种族革命先于政治革命”,此即所谓“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至于“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那时还不十分紧要(那毕竟是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实行的事情),也不太引人注意(但即使是对“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梁启超也提出了大量尖锐而精当的批评)。也主要是在“非我族类”和“排满革命”的问题上,革命党显得蛮横无礼,胡汉民、汪精卫“辞近诟谇”。他们非常固执己见,特别意气用事,几乎完全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因此,在最基本的论题上,双方其实根本不存在理性辩论、诚意对话的回旋空间。这也就大大降低了那场论战的理论品质和政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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