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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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化诗文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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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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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历史的反动


   
    1949,历史的反动
   ——从殷海光想到顾准想到梁启超想到中国之命运
    这是拙作《反省——新生命的开始》的注释本,定稿本。

    在此,我郑重地为这篇早先写下的文章加一按语,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在此,我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宣示:这篇文章的主题:阐述、探讨和强调的是——
    我们要重写历史,拒绝遗忘:忘记历史,就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我们要揭露谎言,还原真相:“给我们造成麻烦的,阻碍我们前进的,不是我们未知的东西,而是我们已知的东西原本不是这样。”
    中共是台饮血的红色“绞肉机”,生杀予夺,操纵一切,控制一切,全权全能,空前绝后,“党国”极权到了极顶。他实行“舆论一律”的愚民政策,不容许老百姓有获取“真知”的知情权,他全面灌输他一手伪造、歪曲的“假、大、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什么“新三民主义”,什么“国共合作”,什么“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取得的”,什么“解放”,什么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什么“新中国”,什么“人民当家做主”,什么“三个代表”,什么“和谐社会”,等等等等,真是不胜枚举。不说中国通史,民国史,抗日战争史;就是中共自己的历史,就是马、恩、列、斯,特别是毛的著作,更有不少假货充斥其中,即“原本不是这样”。
    历史已经证明,曾经是列宁的老友、美国诗人伊斯门的断语千真万确:“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超级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对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我看,伊斯门所下的论断,对于毛,对于中共的共产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适合。
    美国的汉学家 费正清一生亲共,骂蒋介石和国民党;但最后却被八九六、四的枪声所震醒,他在临去世的前两年,写下了他的《中国新史》。费正清完全地“觉今是而昨非”,终於作了他最后的最正确的结论和判断:“中共政权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国民党是能够将中国领向现代化的道路的。”
    本文写于十年之前,主要是从百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入笔进行梳理和剖析,由于资料难得,和大陆的语境关系,不仅过于粗疏,且未能明确地直刺要害。过去它只是在一定的朋友圈内传阅;现在,我只是加添了美国前总统布什关于限制国家“权力之恶”的一段精辟讲话,和1949年大变前夜,中国16 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的一段敏锐预感;补充、修改了关于孙中山“以俄为师”,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两段的评论,基本上仍原样让它“出土”发表,无它,抛砖引玉,温故知新而已!
   
    1
    殷海光生前自拟墓志铭,自许为一个“自由思想者”(1),盖棺论定,这是名符其实的。而顾准,据我的观察,在骨子里,仍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2),和晚年陈独秀的思想较为接近。这里我绝对没有贬损顾准贬损陈独秀的意思,社会主义形形色色,超过七十种之多,其中也不乏某些可取的东西,何况民主社会主义,总比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极权的社会主义要好点吧!
    其实,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殷海光也有一段短暂的时间,“病笃乱投医”,相信过民主社会主义,特别是初到台湾,费边社的思想就是他和他的朋友们爱讨论的主题之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他阅读并翻译了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才从中摆脱出来。
    民主社会主义是以“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为内容,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平等”不仅很迷惑人,而且传统有自:如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朱明时期的“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而其登峰造极的杰作当推毛时期的“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了。
    可喜的是,殷海光终于从那个旷古骗局里,从那个思想误区里,彻底地走了出来;而且更加目标明确,论证坚实,有理有据。
    他说:
    在一个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国邦里,雇用权完全被政府独占,政府是唯一的雇主,并且控制着所有工具。这样一来,政府就一手拿着摩罕默德之剑,一手拿着千万人的饭碗。所以,千万人非听命不可。这种盛况是古代帝王所不能梦想的。(3)
    他又说:
    私有财产权是自由实现的佳壤。(4)
    彼等在“消灭私有财产及实现经济平等”的口号下,没收个人财富,将所有人众的生产资料劫归一个组织掌管。于是,政治势力堂堂皇皇流入各人胃部,所有人都必须仰其鼻息以求生存,个人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完全消失,沦为统计表上一个无关宏旨的小数点。……(5)
    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
    苏俄实现统制经济,事事须由“中央管制”,这样一来,权力欲和支配欲是得到了高度满足,可是,却窒息了经济的正常发展,以致生产低落。……(6)
    而且他确信:
    经济上的解除统制而向着自由经济的道路走去,这一趋势与所带来的概念,可以扩大到观念、思想、和言论层次。由此延伸,又可能扩大到政治层次,……一切拂逆众好以成就少数人之私的建制,终会烟消云散。(7)
    殷海光实践了“是什么就说什么”(8),“自由的伦理基础有而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9),成为了一个“不受人惑的人”(10)。
    特别是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他说的是真言;也是寓言,预言,仿佛置身于疯狂年代记录片的蒙太奇中,那野蛮,那血腥,那“极权统治的暴虐”和“群众专政的暴虐”,八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修正后的衰落和腐朽……惨像,岂只使人目不忍睹!罪恶,岂只使人耳不忍闻!
   
    2
   
    让镜头摇动,定格:定格那个伟大英明正确比皇帝还皇帝“绞肉机”“红海洋”最最光明的时代定格那个生灵涂炭史无前例卑鄙下流没有天良没有良知没有良心没有人性的时代定格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被整肃的上千万反右被戴帽的五十五万风调雨顺的三年被活活饿死的四千万文革被伤亡祸及的一亿定格北京“红八月”大兴县杀人湖南也是“红八月”道县杀人放“卫星”广西后来居上群起杀人群起吃人肉定格因思想“罪”被强奸轮奸被割断喉管被枪杀被枪杀后还被割去乳房被奸尸被枪杀后还被收取5分钱子弹费被枪杀后还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张志新、李九莲、林昭、遇罗克……定格两次被打成“右派”挨整批斗劳动改造妻子绝望地自杀子女宣布与他断绝亲缘关系同往京城近在咫尺的母子终身不能见面的顾准定格在地狱里思考隧道里掘进猛回头的顾准,且听他带血的声音:
    我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11)
    顾准从乌托邦的堡垒中反戈一击,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是准备被杀头的勇气啊!
    顾准以一个反叛者的巨人形象,向极权统治制度举起了投枪,顾准思想的宝贵价值,就在于他把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逼人问题,抛到了所有中国人面前,那就是
    娜拉走后怎样?(12)
    顾淮的结论是:
    ……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没有什么终极目的……(13)
    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14)
    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15)
    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鲜血作墨水的笔杆子。(16)
    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后来苏联发生的一切弊害大半倒反而是可以避免的。(17)
   
    但是顾准的反叛是否真正彻底?顾准的认识是否完全觉醒?我的回答是:否!我钦佩顾准;但我并不能为顾准讳言。
    顾准说他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18)。但顾准的思想肯定有过反复,也确实经历过一个马鞍形。顾准受过潘序伦主持的立信自由思想熏陶,心灵里埋下过五四的种子;但顾准更是革命的儿子,不可能不留下革命的胎记,他有关民主的论述,主要着眼点似乎还是“社会主义两党制”(19),也称“共产主义两党制”(20)。不仅很少涉及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问题;而且更使人不解的是,顾准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在“大民主”和“计划经济”已把人异化成非人,把整个中国变成集中营、屠宰场、活地狱,把整个国家经济拖到崩溃边缘的年代他却写道:
    那么我反对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21)
    私有财产权在全世界的知识界都是遭到鄙弃的,不幸,保有私有财产权的西方,工人生活得比苏联好些。------(22)
    前者,表现了顾准的坚定;后者,表现了顾准的矛盾,但顾准仍陷在“消灭私有制”的陷井中,仍陷在“经济平等”的误区里,这却是毫无疑义的。面对顾准思想的这一盲点,坦率地说,我初读时,感到非常震惊,也感到无限惋惜,所以我在《顾准文集》上曾写下批语:“顾准从茧壳里蜕出了半个身子;但还有半个身子留在茧壳内。”
    这个困惑直到一九九七年,我在上海采访了王元化,采访了顾准的弟弟陈敏之,看到了顾准翻译的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才解开了这个谜团。再更进一步,反观四十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几乎清一色的是民社派。顾准是从赤色革命的教条里走出来的,是从自由主义资源匮乏殆尽中走出来的,所以我也就见怪不怪了。我只是想问一句:政治民主能够建立在“消灭私有制”(23)的荒原之上吗?“议会清谈馆”(24)能够建立在统制经济的旷野之上吗?“娜拉走后怎样”?我不知道顾准读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没有?顾准如果还活着,以他那样的智者,我相信他会从头思考的。
   
   3
   
    一九六六年,“打到一切,全面内战”的文革浩劫刚刚开始,五四的儿子殷海光从头思考,如何应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25)的挑战?
    殷海光说:
    本来有三条可能走的路摆在中国人面前:第一条是英国人的道路,英国式的道路是和平的、渐进的、自由生长的、及自发演变的。第二条道路是法国大革命式的,这种途径是一种[武断式的理性主义]的,它把一个预先设想的型模强迫加诸他人。这种办法稍一不慎,就变成恐怖统治。第三条道路是以苏俄的极权统治为蓝本,俄国革命可以看作法国大革命之世界性的延续和推广。但是,俄国革命在法国大革命的型模上加了马克思及列宁的权力技术。这样一来,它的猛烈性、独断性、权变性更远甚法国大革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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