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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我

秋高氣爽,美景良辰。能在奧蘭多這樣景色迷人的著名旅遊勝地,跟各位分享我的寫作生涯,實在是莫大的榮幸。

   題解

   首先解釋一下中英文講題。英文是:,直譯大意為《寫作與我的人生—永不言休的旅程》。這是英語嫻熟的岑醫生替我翻譯的。較之《文學與我》更為貼切。

   就在此次訪美前夕,我自費印刷了生平第一張名片。上面有兩行字:作家 自由撰稿人/膺選“2008年度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自我定位表明:文學並非我的最強項。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釋義,作家是“從事文學創作有成就的人”。在下雖然30年前在新疆加入了作家協會,可是自問“文學創作成就”有限。倒是寫過一些略有影響的時事政治評論,且以能夠追隨王元化、柏楊、余英時等名家針砭時弊,臧否人物,從而忝居“華人公共知識分子”之列自豪。

   首登高台階

   據說本地華僑中,來自台灣的同胞佔相當一部分,相信今天與會聽眾就有來自寶島的朋友。對此,我倍感親切。這不僅因為去年九月,我的三女兒和她在台南的男朋友喜結連理,我跟台灣同胞成了兒女親家;更因為早在十八年前的民國八十年,我的電影劇本處女作《西域恩仇記》,獲得台灣行政院新聞局所設的獎項。那是我首次在文學創作中登上了一個高台階。

   限於當地出入境管理的規定,當時我從大陸回到自由地區香港定居不滿3年,即使加上出生後到香港淪陷逃難回家鄉為止的兩年,也遠未滿7年,故無法親自去領獎,但異常豐厚的獎金、分量不輕的獎座和印刷精美的劇本,使我極受鼓舞。所以,我將之視為寫作生涯的重要轉捩點,跟上述“公共知識分子”名號相伯仲,屬於人生道路上一處可喜的美妙佳境。

    《心祭》

   俗語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我的前半生,準確地說在50歲之前禍事接二連三,但1991年卻得了兩個徵文獎---除電影劇本外,還有散文《心祭》榮獲《星島日、晚報》“敬老思親”冠軍獎。這篇1500字的短文,回憶了1950年夏天父親陪同我投考廣雅中學的一段往事。文末寫道:

   “…我彷彿又看見父親身穿灰色薯涼布衣衫的身影,一股內疚充溢我的心房。這幾十年來,我一次也不曾拜祭過父親的墓,因為他離開人世時連墓也沒有。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批判’他,因為他曾在二十年代中期當過縣長,直到前幾年我才從當年的報刊資料中知道,他一生的功過是非應該重新評說。”

   顯然,只有在重返香港之後,我才能反思自己的不孝,並且正確評價1918-1924年肄業北大,1927-1928年兩度出任家鄉東莞縣長的父親。

   值得欣慰的是,去年東莞中學為籌備慶祝建校110週年(1902-),徵集傑出校友資料。我哥哥接到校方通知提供父親的簡歷。我們覺得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當局委婉地為父親平反。或者出於對台灣統戰的需要吧。不管怎樣,總是一個喜訊。

   少年文學夢

   我在《心祭》結尾寫道:

   “謹以此作為我的一瓣心香,敬獻給九泉之下父親的英靈。安息吧,父親!”

   這是遲來的哀思。坦白地說,距今59年前當我從表哥口中得知父親遭處決的噩耗時,未滿12歲的我沒有流過一滴眼淚。這固然基於當局洗腦的結果,同時也由於我對父親到底做過什麼事幾乎一無所知。而當局鑑於五十年代初大、中學生裡面地主、富農子弟不少,所以採取外寬內緊的辦法。表面上我沒有受到特別的歧視,因而儘管家破人亡,竟然未在我思想上產生任何強烈衝擊波,真可謂“少年不識愁滋味”。反而跟兩位好友一起,沉浸在一段文學夢之中。

   事緣我和全班公認成績“最棒”的岑澤波(瀑瀟之父),以及另一位優等生梁錦敏十分投契。一次看到《連環畫報》徵選文字通訊員的通告,便決定投稿應徵。通訊員沒有稿費,但可獲寄贈一冊《連環畫報》。我們又仿效蘇聯漫畫家庫克雷尼克塞的做法,取了個“岑敏覺”的筆名。之後便分別撰稿:岑負責起草主要作品---一個以土改為題材的故事,我寫一篇童話,梁畫一幅題為《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組字畫。

   故事完稿後,我們興致勃勃地送給班主任陳老師,她畢業於某著名大學中文系,剛剛分配任教。以其科班出身的專業水平,她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其中明顯的謬誤,令我們心服口服。自此興味索然,我構思的童話也胎死腹中。那組字畫,即將幾個方塊字拼成的一幅畫卻完成了,後投寄《廣州日報》被退回。“岑敏覺”的筆名再也沒有使用。

   五七“大風浪”

   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少年文學夢的破滅也許是好事。自此我全副身心投入學業,初中畢業免試直升高中,1956年順利考入交通大學(號稱中國MIT),專業是內燃機車製造。

   不過,冥冥中似有定數。我在工程師之路上還沒邁步,就給堵住了。1958年的反右補課,將我推下黑暗的深淵。此乃在劫難逃,即使我在整風鳴放中一言不發,也免不了這個宿命。當局早就盯住我這個有“殺父之仇”的少年(我進交大時未滿17歲,在大陸還算“少年”)。何況對於儲安平的“黨天下”論,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極力宣揚。就價值觀而言,我崇尚自由民主法治,與中共涇渭分明。將我定為右派並沒有錯,問題在於把右派作為敵人實行專政,這是違反《憲法》的非法舉措,是搞思想滅絕的暴政。

   “爬格子”

   半個世紀前的1960年9月,我被發配新疆。9月25日從上海北火車站上車,一行60餘人除個別本校教職員外,其餘全屬右派學生。我們在一名解差押送下,邁向西陲的茫茫戈壁。直到1982年8月12日,我才回到當年上大學的出發地廣州。其間歷時22年,我的青春埋葬在無垠的荒灘,所幸寫作給我枯竭的心田注入某種甘泉,在很大程度上鑄造了我的後半生。

   這就要提到1971年9月。正好是林彪折戟沉沙一周年。當局要宣傳“批陳(林)整風”的成果。我所在的133團場精心組織一批稿件外發。誰也沒想到初出茅廬的我一炮而紅,上了《新疆日報》二版頭條和兵團《軍墾戰報》頭版頭條。當時都沒稿費,也不署名,只送一個小小的採訪本給作者以資鼓勵。

   仿如阿姆斯特朗那句話:“我邁出了一小步,人類跨出一大步。”這次我得到一個僅半巴掌大的本子,丹田卻宛若輸入一股真氣。就像金庸武俠小說描寫的,有一隻無形的手抵住我後心,向我發功。看見自己的作品變成鉛字,內心的快慰難以形容。此種享受的感覺(enjoy)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當時我仍是一名農工,在大田從事遠超我的體力所能承受程度的重勞動。數九寒冬,滴水成冰,我在零下20度甚至更低的氣溫下拉爬犁(雪橇),汗水浸透七重衣;盛夏驕陽似火,割麥修渠掰玉米,沙包圍著的農田蒸籠似的,攝氏40餘度,汗流浹背遠不能形容。每逢田間小休息,我找棵樹一靠,或是往渠幫子上一挨,掏出紙筆,打起草稿來。題材無非連隊好人好事、“抓革命,促生產”之類通訊報導。晚上收工後再謄在一格一格的原稿紙上,俗稱“爬格子”。我等於是“土記者”。

   初入文苑

   錢鍾書曾說:“記者好,文字精煉,必須在一方寸的地位裡,寫進充實的內容。”(《朱啟平新聞通訊選》)這種新聞文體的寫作實踐,使我獲益良多。開始以消息、簡訊居多,登在報上猶如豆腐塊大小。後來是小評論、調查報告、新聞故事、人物特寫、報告文學以至雜文、文藝通訊,逐一嘗試。後兩者已經是兼具新聞性與文學性的作品了。

   講到此,要介紹一份刊物,名叫《天津師院學報》。我正式踏入文學園地的處女作---雜文《贊“當官不像官”》刊登其上,時維1975年12月。事前該刊還特地發函到我們團場黨委,了解我的政治面貌,徵詢可否發表我的文章。幸好有關領導比較開明,沒說我是“摘帽右派”,而稱我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意指家庭出身不好,但不算專政對象。這才過了關。

   這份學報創刊於1974年,享有獨特地位。它不僅是文革期間僅有的高校學報(北大清華原有的學報都停刊了),而且跟上海的《學習與批判》南北相對。其編輯鮑昌(1930-1989)才華橫溢,是《歌唱祖國》歌詞的原作者,1957年卻被打成右派,1984年出任中國作協書記處常務書記。他可以說是我的文學領路人。可惜,我無緣拜謁並當面表達自己的感謝之忱。

   迭遇貴人

   其實,我不僅要感謝鮑昌,也要感謝他的夫人亞芳---天津日報文藝編輯,使我的雜文上了一份直轄市的日報版面。

   我心存感激的還有一位梁廣道兄---廣州《花地》文學雜誌主編。這本月刊儘管只是廣州郊區文聯主辦的,80年代在大陸卻廣有讀者。我的四部中篇歷史小說都在此面世。當時我正在廣東清遠華僑農場中學任教,教的是高中數學兼畢業班班主任。課餘接二連三寫小說,實在有點不務正業的味道。但我所寫的幾位歷史人物,全是我少年時代仰慕的,包括石達開、袁崇煥和李廣。

   創作過程中,石達開換為左宗棠---這緣自20餘年的新疆生活。而藥王孫思邈則是合作者/原作者張仁確定的主人公。

   再一位必須提到的“貴人”是陳雄邦先生---香港《新晚報》文藝副刊《晚會》編輯。由於他的垂青,我從1989年起在該報發表文藝隨筆200餘篇,其中大部分結集成書,分別收入《香江談藝錄》和《金庸能得諾貝爾獎嗎?》。出版前蒙訪港的秦牧看過若干篇什,受其嘉許和鼓勵。

   梁廣道兄和陳雄邦先生早已作古。在緬懷以上“貴人”之餘,我對一句英語感受特別深:It’s not what you know,It’s who know you!你知道什麼不重要,什麼人知道你才重要!沒有他們的大力扶持,我不可能在文學之路上邁步。

   言為心聲

   巴金嘗云:作家之所以成為作家,是因為他有話要說。我的十本書,都是骨鯁在喉,不吐不快而來的。

   長篇歷史小說《西域恩仇記》,是在中篇的基礎上加工的產物。同名電影劇本無非將之變為視覺形象,更具直觀性和娛樂性。長篇小說《九七風雲》抒發六四情結,也蘊含“少年維特的煩惱”,即中學時期初戀的情愫。這段情毀於反右,遺恨終身。兩本文藝隨筆集反映我對各種文學藝術形式的思考,很不成熟,甚至幼稚,但都發自內心,流露真誠。《在那遙遠的地方---新疆回憶錄》和《六十餘年家國---我的右派心路歷程》,憶述往事,緬懷故人,血淚交織,思辨隨之。《筆底風雲—二戰名記者朱啟平傳》,表達對前輩報人的景仰和對極權暴政的痛恨。《當秀才遇著秀才》,回顧八十年代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大論爭,探索文革及六四慘劇發生的成因。《時代風雷響筆端》,談文說藝,洞燭幽微;感懷家國,直抒胸臆。

   與此相仿,我在網上的近600篇博文,無一不是敞開心扉,與讀者交流。“但寫真情並實感,任它埋沒與流傳。”(明.都穆《學詩詩》)10年前,徐悲鴻哲嗣徐柏楊主持的香港筆會評選香港百年百強(小說),拙作《九七風雲》入選,列95位。首位《黃世仲大傳》,張愛玲作品(《秧歌》?)第二,金庸《鹿鼎記》第三。我的書讀者人數當然無法與之相比,但“各人頭上一方天”,相信自有其存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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