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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大”是解開反右之謎的重要鑰匙---與沈志華教授商榷(之二)

   沈教授在11月17日回顧57反右的講演,是從1956年10月的波、匈事件談起的。他的有關專著《思考與選擇》,也基於已公開的蘇聯檔案,詳盡地介紹了上述事件。這樣做固然是言之有據,並且充分發揮了其本人的學術專長。可惜的是,沒有抓住“牛鼻子”,忽略了當年9月15至27日舉行的中共“八大”,對於相距不到8個半月的反右,雖未必是唯一的根源,卻絕對屬攸關之最。

   對此,香港學者馮治軍於1998年即在其所著《劉少奇和毛澤東》(皇福圖書,1998年4月)中專章闡述。其後至2007年反右50週年之際,旅居加拿大的吳國光教授和大陸自由撰稿人齊戈,不約而同地在論文裡提出類似觀點。鑑於沈教授的專著完全沒有提及以上作者的重要觀點,故本文分別略述之。

   馮著第三章題為《中共“八大”---劉少奇正確路線佔主導地位下的歷史奇蹟》,第一節題作《毛澤東:“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其首段稱:1956年12月,毛向劉、周、陳等中常委說了上面的話(轉引自《劉少奇和他的事業》,中共黨史出版社,頁436,黃象品、熊呂茂《建國後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國內主要矛盾問題上的離合》。見《劉少奇與毛澤東》,266頁)

   馮對毛的話解讀為:一,毛不滿“八大”通過的路線、方針;二,毛與中共大多數領導人在大政方針方面存在分歧。

   第二節題作《毛澤東:“八大”的中心思想是反右傾》,語出於1955年10月七屆六中全會。但毛所掀起的“反右傾”強颱風雖曾奏效---三大社會主義改造於1956年元旦剛過即高奏凱歌,較原計劃大大超前。但毛所訂下的工農業生產發展高速度,卻因完全脫離實際而遭黨內高層一致抵制。

   該章第五節題作《毛“冒進”受壓抑》,著重提及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該文乃基於劉少奇率領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決議,由劉指示中宣部起草,旨在支持周恩來率先提出的“反冒進”。而“反冒進”既是1935年遵義會議後,周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與毛“對著幹”;同時也是繼1950年韓戰之初出現的最高層分歧之後(當時毛堅主出兵,劉、朱等均持異議,周模棱兩可),毛與“大家”最嚴重的歧見。而孤家寡人的毛不得不暫時緘口---他在社論送審件上寫了“不看了”三字。

   緊接著的第六節《劉少奇佔上風:“八大路線”》,概述了“在十分特殊的國內外的歷史環境下”,毛失意於“八大”。“‘反冒進’及中共‘八大’對他的‘左’傾思想的抵制,他是不滿意的。對‘八大’在主要的內容上沒有體現他的‘左’ 傾路線是耿耿於懷的。”(294頁)

   在此有必要扼要回顧一下“八大”通過的決議,它確認﹕國內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因此黨的工作重點要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劉的政治報告)﹔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前進(周的發言)﹐和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的方針(鄧的報告)。這都不合毛的胃口。

   該章第七節《墨汁未乾 毛澤東推翻“八大”路線》,記述毛“最先是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修改‘八大’的決議。‘八大’閉幕後一個月,發生了‘匈牙利事件’,毛澤東腦子中潛伏的階級鬥爭之魂就又伺機而動了。”(291頁)

   當年11月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他是這樣分析的﹕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339頁)

   毛說這些話時,“八大”落幕不過一個半月光景﹐從中可見﹕他企圖借波﹑匈事件推翻“將黨的工作重點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八大路線。

   事實上,“八大”決議墨跡未乾﹐他就在10月1日天安門國慶節慶典上說﹐決議中關於階級鬥爭和國內矛盾的提法不妥。

   正如該書所述:

   “毛澤東是個人意志十分倔強、固執的人,他從不認輸,也從不服輸。……毛澤東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來改造中國,改造世界。在這一點上,毛澤東不會有任何的讓步和妥協。毛澤東所要做的,僅是找尋適合的時機。

   毛澤東的的計劃是,製造一個中國的‘匈牙利事件’,然後以此為口實,全面改變‘八大’的政治路線。

   而1957年夏天發生的‘反右運動’,便是毛澤東一手製造出來的中國‘匈牙利事件’。”(294頁)

   隨後的第八節《“反右運動”:毛澤東製造“中國的匈牙利事件”》,引述了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全國馬克思主義學會理事許全興所著《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1月):

   “毛澤東在1957年1月就認為,社會上黨內外有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要打退這股逆流。但他並沒有打。他明白,經過解放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知識分子成了驚弓之鳥,沒有一定的氣候是不輕易鳴放的。……他認為,共產黨整風,就是主動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1957年大量的‘右派’就是這樣主動引出的。”(295-296頁)

   “反右”高潮一過,毛在1957年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理直氣壯地推翻中共‘八大’決議”。他說: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八大’決議上有那麼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75頁)

   “在‘反右運動’這個大題目下,毛澤東順理成章地批判‘反冒進’。”他“將‘反冒進’的周恩來等人說成‘距右派只有五十米’。”(《劉少奇與毛澤東》,300頁)

   “在否定了‘八大’正確路線後,毛澤東便提出自己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取而代之。毛澤東成功地利用了國內外形勢,製造了一個中國的‘匈牙利事件’,既清除了黨外的不同聲音,又順利地實現了他的復辟,一箭雙雕。”(同上)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毛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出籠,大躍進之門敞開,導致四千萬人餓死的曠世悲劇。毛反撲成功,六億人遭殃,茲不贅。

   馮治軍的結論是否能成立,或者屬見仁見智。但在重視分析“八大”對反右的影響這點上,吳國光和齊戈與之相仿。他們的有關論文均收入《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丁抒主編,田園書屋,2007年12月。以下簡作《重評》)

   該書是“紀念反右運動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專集,會議於2007年6月29日至30日在美國洛杉磯舉行。

   吳國光教授的《中共八大與反右運動》,著重“梳理和分析八大一次會議經由反右運動到八大二次會議之間的發展脈絡”。(《重評》,79頁)

   在中共黨史上,只有“八大”舉行過兩次會議,後者於1958年5月開鑼,即在前者閉幕的20個月之後,正當“反右”運動最終完全結束的日子。

   吳文稱其正文:

   “詳細研究1956年和1957年的中國政治發展,分析毛澤東怎樣從他自己所說的‘心情壓抑‘轉為鬥志高昂,並如何達成以他自己的意志來壓倒黨內另外的意見,從而主導中共路線和中國政治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反右當然是關鍵的一環。不過,這一環與此前的農業合作化高潮、‘反冒進’、群眾‘鬧事’及所謂整風,是環環相扣的。在這綿密、緊湊、短促而多變的1956年到1957年的政治過程中,我們看到,毛自始至終著眼於掌握中共決策和中國政治的主導權,要以他的意志改造中國。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發現,禍及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只是毛澤東要奪回他在1956年失去的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導權而展開的一場鬥爭。通過反右,他達成了目的,於是有了與八大一次會議調門截然不同的八大二次會議。”(同上)

   齊戈的《從八大的懸案看整風到反右的“轉向”》,引述了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胡文稱:

   “黨的八大時發生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大會通過一個政治決議案。可是過不久,毛主席說不行,是錯誤的,他不能接受。說當時他是被迫簽字,臨時匆忙簽的字。”(同上,99頁)

   對此,齊戈寫道:

   “(毛)出爾反爾,否定八大政治決議案,其理由令人啼笑皆非。”(97頁)

   齊戈認為,“從整風到反右根本沒有突然轉向的問題”(104頁),這和吳國光觀點相異。

   吳、齊兩文將另作詳細介紹。

   (未完待續)

   (12-1)15:36

(2010/12/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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