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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妹:李慎之思想的困境

   李慎之思想的困境
   
   三妹
   
   我从七岁就认识李慎之,与他的儿女都是朋友,年轻时常常坐在一边听他和父亲海阔天空地聊天,被他的言论和思想所震动。但是,当我今天也到了他当初的年龄时,当我也思考他曾思考的诸方面的问题并不断地否定自己而达到思想深化时,我不得不质疑李慎之叔叔的某些思考,我深感到他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的困境。下面是我对他思想困境的一些思考和认识:

   
   
   困境一: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学说,李慎之却把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简单定位为“专制主义”的核心。如果用这种两分法的简单思维方式来判断,根据谢韬例举的三句“君臣”之说就可以把文化传统定为“专制文化”(先不说他们抛开历史背景和“义礼”前提对这些话的简单理解是否正确)。那么在两万余字的《论语》中,孔子讲“仁”的地方有109次,讲“礼”的地方有75次,这又作何解释?照这种简单思维和划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根据中国文化中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古训和儒教学说,把中国的文化传统简单定位为 “反专制主义”的自由主义文化?可见,在文化思想研究中,这种简单化、专断化的方法是最不可取的一种方法。
   
   历史事实是,正如历史不可能一步达到今天的民主制度、君权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一样,具体到儒学或文化传统中的一些思维和说辞,也不可能突破专制统治皇权制度的框架。但是,儒家对政治专权的批判和限制不可谓不烈,大臣如何限制皇帝,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不能为所欲为,史书上多有记载。
   
   
   在儒学和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原则的位阶上,“权力或权变”是不能超越“义礼”原则的,《论语》对此多有论述。虽然儒家不能突破历史局限性达到今天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虽然儒家的抗议专权的传统无法改变专制政体,但是它建立的道统理念却长久地支撑着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与有人简单地把它说成是向政权提供合法性的权宜和妥协之道有很大差别和不同。在对专权的批判上,儒家对历史是有进步作用的。更何况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的文化传统更对维持社会道德起到了长久的正面作用。所以,李慎之把中国文化简单地分为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又把文化传统简单地定位为“专制主义”的核心,这种思维方式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两分法简单思维方式。这种判断既不是事实,也流于片面。这也多少表明,李慎之谢韬们仍无法摆脱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思维困境。
   
   
   困境二:极权主义是西来的,不是中国文化传统产生的。可是李慎之却把西来的极权主义归结到中国文化传统上,把中共极权几十年的统治和洗脑导致的一系列民众的思维问题和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根源是中国文化传统。这就造成他不能解释的困境:那些东欧共产极权国家并没有中国文化传统,为什么东欧极权统治下的人民的思维和社会诸多问题却与中共极权统治下的问题相同?连党文化语汇和洗脑方法都相同?
   
   当李慎之谢韬们把中国文化传统说成是“专制主义” 的核心时,他们所崇拜的“5.4先贤”的代表人物如胡适等却对当初五四的反文化传统的过激行为和思想均有反思。反思的五四一代人物中后来在学术上都很有建树,后来做了大学校长的五四一代有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等。这些参与五四运动的人物都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他们不但没有反掉传统,后来还非常好地传承了他们早年就浸染其中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美好的一面。中国文化传统并没有在五四那代人中断裂,他们不仅有很深的中国文化的造诣,受到“礼义”文化传统的熏陶,还受到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一代。而李慎之这一代和以后的两代中国人却与中国文化传统断裂了,这个断代是中共极权统治长年反传统反文化的结果。遗憾的是,李慎之谢韬们没有看到这几代人思想和文化的断代和空白的根源,却继续反传统,把西来的极权主义的罪恶一味归结到中国文化传统上。
   
   困境三:李慎之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也只停留在肤浅的认识上,看不到民主制度也有其局限性。虽然民主政府受新闻和言论自由、多党制衡等制衡工具的限制而不能像极权制度那样为所欲为,但是,民主制度只是权力制衡的工具(民主的核心是权力制衡),她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性贪婪和自私的问题,民主政府也是腐败等问题的根源。在民主制度需要不断地完善的同时,信仰和文化传统之精髓则能够弥补民主制度的不足。所以,饱含“仁义礼智信”的中国文化传统与民主制度不但没有丝毫的违背和冲突,还互为补充。民主台湾和其他信奉儒教传统的东南亚民主国家在实施民主的同时保留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就证明了此点。另外也证明了,李慎之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负面断言与台湾民主实践的事实不符,台湾民主的实践是与中国文化传统兼容并进的,民主台湾并没有如李慎之那样将中国文化传统看成“专制主义”的核心。
   
   困境四:李慎之最大的认识问题是,他认为启蒙的对象是民众,他从没有想到,最应该被启蒙的是李慎之、谢韬们这些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本身。我们建立民主制度,就是要改造和教育(启蒙)国家机器。因为,国家机器中的官员,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道德、思想具有导向作用,如果他们本身的观念和思维都错乱不堪,则会对社会道德、文化和民众的思维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而中国的现实正是如此的严酷,中国当今如李慎之这样的知识分子仍不能彻底否定共产党和共产极权,却全盘否定了中国文化传统,这种错乱的认识又怎能去启蒙民众?因此,启蒙的对象首先应该是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和国家机器本身。
   
   
   由于李慎之的名声和影响,人们对他的观点会不加思索地简单接受。所以,我不得不对我的家庭世交、我尊敬的前辈李慎之先生提出如上的质疑,以引发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们的深思和讨论。
   
   三妹
   二0一0年九月九日
(2010/12/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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