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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方绍伟先生


徐水良


   

2010-12-9日


   

   
   方先生,说不客气一点,你只是用许多经济学专业术语和概念唬人。
   
   你的回答明显是回避我们批评你的根本问题,即“公地悲剧”明显适用于一党专制,而不适用于有严格权利义务制度的民主制度,也不适用于君主专制,而你却完全颠倒,说它适用于民主制度,不适用于一党专制。这个根本问题,你不回答,只用本利费用来搪塞,却不回答根本问题。
   
   但你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你学了一点经济学概念,实际上没有完全搞懂,政治领域则几乎不懂,根本就是乱用,把经济学乱用到政治学中。
   
   这里不说严重影响你的、现在全世界经济学都存在的、经济决定论理论基础的错误问题。
   
   这里仅仅指出你的文章的核心,是乱用经济学“公地悲剧”,为政治上的一党专制制造幻想。
   
   那“公地悲剧”,明显就是经济领域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明显适用于一党专制,而不适用于有严格权利义务制度的民主制度,也不适用于君主专制。你说那是本利费用问题,本利费用不对称,在这里当然也起作用,但没有经济上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会产生公地悲剧中的这个悲剧吗?
   
   就算“公地悲剧”问题是本利费用不对称问题,难道能改变“公地悲剧”适用于一党专制,而不适用于有严格制度的民主制度,也不适用于君主专制,这个根本问题吗?你还可以再找公地悲剧中包含的其他经济学、非经济学的概念来搪塞,但能够改变上面这个适用于一党专制还是不适用于一党专制的本质问题吗?
   
   环保问题比“公地悲剧”的例子,更加是权利义务是否对称和本利费用是否对称的问题,而且这确实是涉及政府问题,即政治领域的问题。但是,一旦社会认识这个问题以后,西方民主社会和民主政府,就立即解决这个问题,实现权利义务对称和本利费用对称,使环保问题大幅好转。但一党专制的中国,却难以解决。没有统一强大管理机构的国际社会的国际环保问题,也难以解决。这些,也都说明你“公地悲剧”不适用一党专制却适用于民主国家的说法,是颠倒黑白。
   
   你的文章其他问题很多,我暂时不说这些问题,先说这个核心问题。因为这个核心问题一解决,你的全部文章谬论就轰然倒坍。其他问题,例如强行把政治问题说成完全的经济问题,这里因为“公地悲剧”的例子,在权利义务不对称,也包括你的本利费用不对称等方面,在政治领域也有可比性,所以就顺着你逻辑来评论你的逻辑,而没有分析两者的不同。其实两者其他方面的性质,有很大不同。“泛经济学化”是完全不对的。
   
   此外,你也没有回答我们认为你“制造幻想,要在不可能建立现代宪政制度和问责制度的一党专制的国家建立宪政和问责制度”等等这些问题。
   
   ―――――――――――
   
   方绍伟跟帖:
   
   方绍伟:世界是按暴力逻辑运行的
   
   徐先生有两个问题。一是“公地悲剧”的前提必须是公地,中共政权根本不是“公地政权”,所以要有悲剧也不是“公地悲剧”。第二,权利义务是规范问题,成本收益是实证问题,你混淆了,我称你这种情况为“规范冲动”。世界是按暴力逻辑运行的,不是按规范想象运行的。我们可以反对强权政治,但我们最好先承认它存在。
   
   
   ――――――――――――
   
   徐水良再回答:
   
   徐水良:按你的逻辑类比,中共政权当然是类似“集体领导”的“公地”。
   
   政治属于公共领域,与私人经济领域性质完全不同,即使是经济领域的非私人的公共经济部分,涉及政治,但与纯粹的政治领域,仍然有所不同。经济学概念和规律,本来也不该照搬到政治学,只是搞类比而已。你搞类比,别人当然也搞类比。
   
   搞类比,那么,公共领域公有化,民主确实是政治权力、公共权力的公有化。但民主有严格的制度,没有“公地悲剧”中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民主政府也没有“公地悲剧”那样的本利不对称,所以不适用于“公地悲剧”的类比,惟一适用于公地悲剧类比的,只能是中共一党专制的“集体”领导之类。
   
   无论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都包括规范问题,也包括实证问题。尤其在这里,把两者差别用来搞诡辩,毫无意义。
   
   另外,环保问题,确实牵涉政府问题,政治领域和政治学问题,不完全是类比,那更能说明问题。
   
   暴力问题,属于另外的问题,这里暂不讨论。
   
   ――――――――――
   
   附:
   
   方绍伟:回应徐水良、杜智富、王希哲的评论
   
   1,徐水良认为:“公地悲剧”的基础是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责任)。因此,它不适用于民主国家和君主专制国家,但适用于中共这样的一党专制,尤其是一党“集体领导”这样的国家。
   
   回应:“公地悲剧”的基础不是“权利与义务”问题,而是“本利费用”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本利不对称逻辑”,许多批评作者“泛经济学化”的人也未能理解这一点。
   
   2,杜智富认为:公地悲剧的类比却是他整个立论的基础,用经济来解释政治是近年来经济能解释一切的通病,就像以前什麽都能用性来解释一样。把民主1.0,阿里斯多德对kingship,aristocracy, timocracy, oligarchy,democracy, tyranny的比较, 先不说他说漏了几个,光说政体的好坏是看统治人数多寡之分,就可判断,他没读过, 要是读过怎么连大该的意思都错过。
   
   回应: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P133-134),划分政体有两个标准:第一是统治的目的是否旨在某求共同的利益;第二是统治者的人数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他由此讨论了各种政体及其变种。但后来的学者把问题集中在“人数”而不是主观化的“统治目的”上,并且只集中在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上。所以问题不在原意,而在学术传统,批评作者忽略“原意”其实反映了批评者对西方“学术传统”的漠视。“泛经济学化”的批评当然也不能成立,因为关键是逻辑通不通,而不是什么“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好坏。
   
   3,王希哲说:凯源先生介绍方绍伟先生几篇长文后,希哲才看了。想知道人们最反对方绍伟的是什么,去古狗了几乎所有反对方绍伟的主要文献。发现,如凯源介绍,反对派里,还真没有几个像样的能是方绍伟的对手。他们集中反对的焦点,就是老王在完全不知方绍伟的情况下,提出的与方先生一样的“国家政权的产权性质”理论。国家政权作为产权,可以私有化,也可以公有化。他们异口同声,坚决反对,说,“国家政权不能是产权”。但为什么不能是产权呢?历史上国家从来都不是产权吗?谁也说不上来。只有一个好像叫“一缕清风”的,说了。理由是:卢梭说了,国家是“人民契约”,所以不是产权。老王现在才真发现,这真是焦点,真是要害,真是关键:一旦明白了,承认了“国家政权的产权性质”,近代一切民主理论,都要来个大翻覆,大洗牌了!今天中国的“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条件下,作为“国家政权的产权性质”表现的形式 ---民主,它的历史演进,在今天的中国,只能是怎样的?和在怎样的全社会各阶级利益势力合力下,它将一步一步必然地发展成怎样的!它不是人们可以“择优”主观选择的,而是依据它的内在规律在社会的不自觉和自觉的博弈斗争中自然发育出来的。方绍伟认为的“最佳选择”和似乎应永世长存的中共一党制“共有的政权”,也即王希哲所描绘的“国家政权阶段公有化”的中共“党天下”政权,在王希哲看来,不过只是中国民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罢了。这就是王希哲的著作《美国民主演进的经验与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所论述的。它远远超越了方绍伟教授。
   
   回应:王希哲如果真想超越,就必须先超越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种贫困的、客观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正因为他无法超越,所以他只承认“产权国家论”,却看不到其中的“民主公地悲剧”,更不理解我所说的“择优”只是一种推测,不是一种主张。王希哲在理解“民主公地悲剧”和“冷酷实证”上还有困难。
   
   4,云儿:粗读了第一篇《政治斗争是真理之争还是利益之争》,感觉这哥们偷换了问题。好比说,本来我要决定的是,今天午饭我吃披萨好,还是三明治好?但这家伙却把问题转换成,吃披萨是真理,还是吃三明治为真理?仿佛这问题有一个独立于我的爱好与利益之外的答案作为客观真理似的。简言之,方绍伟把基于利益的功效判断,偷换成了不依赖于主观效用的真假问题。
   
   回应:云儿显然读不懂,该文说的是真理的认定存在不确定性,而真理又是一种精神利益,所以社会真理问题实际上是利益问题。
   
   5,马力:方除了将“公地悲剧”张冠李戴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厘清当代的西式民主是国家权力按财产等级分配的阶级所有或等级分化。不弄清事实,任何理论都将是空中楼阁。以无限扩张个体利益(包括个人、阶级和国家)为目的的西式民主的失败(许多人不承认,不要紧,时间会说明一切)不在于“公地悲剧”,而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失灵了,以致权力阶级的民意失落、资产阶级的经济破产和帝国势力的实力下降。一句话,淹没权力和资本梯度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熵大大升高,并可能达到最后的热寂状态。因此每过一段时间必须通过高度计划的国家行为,如战争、经控(减息、印钞票等为资本家集资)和舆论一律(如普世价值、假经济统计)等减熵过程重新把无序扩散的社会学熵降至某个高度之下,恢复权力和市场中的力量梯度,再次启动正常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回应:这是荒唐的阶级论混合了热力学的糊涂理解。市场失灵是经济自由的结果,民主“公地悲剧”则是政治自由的一种表现,是“公地悲剧”的政治选票逻辑强化了市场失灵。
   
   6,杜智富:政党轮流执政的过程中,当然会有人企图捞一把,贪污一下的,但是与公地放羊不同的是,政党有外在的监督,反对党和新闻媒体,老百姓都盯着你,公地放羊有监督吗?都说了是公地,谁都可以去羊,才有这样的悲剧,还有政党本身也想继续执政,没有好的政绩,就不能继续,所以得好好干,不能想捞一把就跑。这样的论述,完全无视政治人物也是有高尚的企图心的,真正接触过政治上层人物的不会怀疑这个,美国自开国以来,一直两党轮流执政,两百多年下来,国力成上涨的时间据大部份,按两党竞争执政就是争公地的说法,美国岂不是老早就该悲剧了?政治人物都是羊?
   
   回应:问题根本不是“公地放羊”有没有监督,而是“公地放羊”的“资源稀缺和自由进入”逻辑。放羊的公地是没有管理的公地,政权的公地是有管理的公地,监督是一种管理,但管理并没有改变公地的“自由争抢逻辑”,这是内在起作用的主逻辑,监督只是外在的次逻辑。监督只能解决“他抢”,却解决不了“自抢”,例如,政府赤字就是监督所解决不了的问题。为什么以问责制的有效性而自鸣得意的西方,偏偏难以解决一个最起码的“财政责任”和“代际责任”问题呢?如果不能看到“政权的公地悲剧”,看不到“自抢”的逻辑,你就根本不懂民主。顺便指出,公地管理表面是一个制度问题,实际却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关键不仅在制度的确立,而且在制度的运行,而制度运行则取决于信仰、价值观和行为规则。非西方世界的民主运行之所以出问题,原因就作制度运行的文化特性上,这是一个“演化博弈均衡”问题,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也是有高尚的企图心”问题。而且,公共选择只讲个人公德碰巧与个人私德一致,不期盼个人公德压倒个人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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