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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不靠正路靠异路出名


   

读刘晓波给胡平的信


   
   目录:

   徐水良:刘晓波不靠正路靠异路出名
       (兼谈今年和平奖的双重性质)
   老乐:读刘晓波给胡平的信
   12.7罗锦的推言
   刘晓波给胡平的两封信
   
   
   
          [短评]刘晓波不靠正路靠异路出名
   
          (兼谈今年和平奖的双重性质)
   
              徐水良
   
             2010-12-8
   
   
   老乐《读刘晓波给胡平的信》眼光有点失准。太高看刘晓波了。
   
   一是刘晓波内心,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是个太自我中心、太爱自己、太自我膨胀的人”,比老乐分析卑鄙得多;脸皮也特别厚。
   
   二是刘晓波按学者、尤其按思想家标准,没什么大本事和深刻思想,非常浅薄。他宣扬“有1500年历史的阿拉伯文化瑰宝阿米巴大佛”的《恐怖分子是圣战英雄吗?》等许多文章,表明他的知识水平也非常低,够不上一般学者尤其是文科博士的水平,这一点与老乐判断相反。
   
   但刘野心很大,眼高手低。没能力凭真本事走正路出名,只好采用非常规手段、不顾一切走异常道路来出名。文坛黑马时骂名人,以故作惊世骇俗的惊人之论出风头;64时四君子绝食;被捕后一方面出于恐惧当叛徒,但当叛徒也当最著名的;以后又为挽回软骨头叛徒面子和进一步向中共献媚,又写《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末日幸存者独白》那些卑鄙文章。再以后,彻底投靠中共当内奸,依靠中共培养扶植,不担真实风险,却能化装成勇士装勇敢,大胆骂中共,一步一步从首席软骨头负面形象培养扶植成最著名的“民运领袖”。再到自以为已经被培养扶植成著名“民运领袖”,为回报中共需要,并且投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和西方自由派之好,发表《我没有敌人》,走的都是非常规的投机的异常道路。
   
   刘晓波写的东西,有些是真话,但更多的是假话。千万不能当真。
   
   今年的和平奖颁奖日即将到来。
   
   今年的和平奖,从各个角度看,都是双重的。
   
   一方面它是喜剧,一方面它又是闹剧。
   
   说是喜剧,是喜事,这是因为:
   
   一方面,和平奖终于颁发给中国人,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心,对中共一党极权专制的否定,并且迫使不敢得罪中共、过去20年不敢把和平奖给与中国人的娜威和平奖委员会,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把和平奖给与中国人。使中共再一次成为全世界的众矢之的,给了中共一个极大的难堪;另一方面,和平奖给与当代中国首席软骨头,给了线人花瓶民运一个扶不起来的领袖,线人花瓶民运努力争取的光荣,将变成他们永远的耻辱,这意味着线人花瓶民运的必然衰落,和真反对派的必然兴起。这些,都是喜事。
   
   说是闹剧,是搞笑,这是因为:
   
   一方面,和平奖没有颁给中国真正的勇士,却颁给一个缺乏道德形象的懦夫,这是中共有意误导和欺骗国际社会,使一再出格闹笑话的和平奖委员会,再闹一次特大笑话。另一方面,中共和线人花瓶民运又一次唱双簧,演出了吹吹打打的双簧闹剧。
   
   除了诺贝尔文学奖把共产党线人当英雄,现在,又终于有了同样性质的和平奖得主。这是历史,尤其是诺贝尔奖历史,对全世界开的大玩笑。
   
   
   
           老乐:读刘晓波给胡平的信
   
   
   汪汪如见:
   
   很认真地读了你转来的刘晓波写给胡平的两封信,其中,第一封信我是反复读的,我读的目的是想解读刘晓波,看与我以前的判断相合还是相左。
   
   我想,刘晓波的超现实想法应该来自他的性格和知识构成两方面。他思考问题是有深度的,他这样的人所受的精神折磨首先来自自己,来自他自己的认识高度和心气儿。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遭遇平庸的现实。他所受的精神折磨的另一部分是来自这里。他认为,“在世俗的意义上,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有落后与进步之分,但在超越的意义上,两者没有区别。”在这样的精神境界下,他在坐牢期间有了“当一个人的尊严在铁窗之内全部被击毁之时,还要坚持一种政治信念,岂不是太可笑了吗?”的想法。在后一点上,我觉得有两种可能的事实:一个是他自己的软弱和恐惧导致妥协和放弃,出来之后,拿尊严来当托辞;再一个就是他认为个人的尊严应该超越一切,包括政治信念和大是大非。这两个“可能”里,哪一个是事实,大约在很长的时间内将是一个谜。
   
   像刘晓波这样的人,应该呆在哲学领域或宗教领域比较恰当。也就是说,在精神领域驰骋应该更符合他的状况。但是,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很饱和了,很难再高屋建瓴、有所突破,像萨特那样的建树和荣誉他得不到;而宗教领域,本身就是超越了现实的精神层面,圣人很多,刘晓波进去无非又多一个“天使”而已(如果他的确非世俗的话)。但是,刘晓波是一个“太自我中心、太爱自己、太自我膨胀的人。” 性格决定命运,刘晓波的性格高强刚愎,这决定了他的人生定向(标的)和期望值要超过一般人,即:与众不同。
   
   “六四”爆发,刘晓波紧急回国的心理动机能在他动员胡平回国里寻出一二。由于宣泄个人能量和实现个人价值刚好契合了政治正义,刘晓波自然要获得民间赞誉和同情。如果只看行为,会被刘晓波打动;如果看心理路历程,就会看出他的投机心态。同样的,刘晓波这封信,也印证了我对《零八宪章》的看法,我一直认为《零八宪章》有一种不顾现实的超前,在客观上起了副作用。刘晓波不屑于介入与专制的具体斗争,如果这样斗了,他就跟其它维权人士或民运人士处于一个层级,这是他不甘的。他推出《零八宪章》考虑的就是惊世骇俗和一鸣惊人。他追求的效果是世界级而不是中国级。按刘晓波的观察能力,如果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如何还没到推出《零八宪章》的时机(那时的中央,连温家宝的政改之声都还没有)。
   
   他信中说:“我所反抗的东西的平庸性注定了我的所作所为不会具有神圣的价值,至多是匹夫之勇罢了。”
   
   他这样写的时候是1993年,我注意到,若干年之后,他越来越超越平庸,脱离匹夫之勇。对高智晟、杨佳的轻蔑可以看出他的变化轨迹。但是,在抨击杨佳上,有个重要的东西被刘晓波忽略了,这就是:杨佳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理智的捍卫人的尊严的行为。他是以共同赴死来终结别人的邪恶和自己被摧残的人生。可以证明这一情操的是:杨佳不杀女士,跟李逵那种“杀得性起”的“排头砍去”有质的区别。刘晓波抨击杨佳没有站在正义立场,至少可以说是低估了杨佳。这样的偏见与刘晓波总是喜欢固守自己的道德制高点不无关系。是“我所反抗的东西的平庸性注定了我的所作所为不会具有神圣的价值,至多是匹夫之勇罢了。”的进一步注解(也即先期认可,后期否定)。就他个人的道德观和价!
   
   值观而言,的确是趋于成熟了。所以,像杨佳这样的大事件到了刘晓波的案头一定要被做成一笔糊涂账。相反,只有普罗大众才能理解杨佳,而刘晓波恰恰又是蔑视普罗大众的。
   
   刘晓波信上说胡平“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在完全安全的情境中,强迫自己与远隔万里大洋的专制社会对抗,其喜剧、滑稽以及黑色幽默也许带有几分悲怆和壮烈吧。”这段话又在设置制高点了,把反专制的有效功能一把揽在自己怀里。事实上,海外民运与外国政府的沟通便利就是一条民运捷径,魏京生也正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了不少这样的工作。其它诸如对国内民运人士的声援、捐款、对专制的抗议都是能产生震撼效果。现在看来他说的“其喜剧、滑稽以及黑色幽默也许带有几分悲怆和壮烈吧。”恰恰应在了《零八宪章》的结局上和他的状况上,又恰恰是胡平们在海外为他奔走呼号而来的诺奖把他从“喜剧、滑稽以及黑色幽默”里解脱了出来。
   
   刘晓波说: “我庆幸自己生逢此时的中国。那么动荡,那么危险,那么刺激,那么多机会。生此激荡之乱世而无所做为,实在是太说不过去的行为。西方社会的伟大人物一般都生于乱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是西方思想界又一个黄金时代,而到了今天,西方思想界开始平庸化,基督教也帮不了太大的忙,这是一个西方哲学和诗相对寂寞的时期。而在中国则大不一样。故而,我希望你能无论如何回国一趟,人生的抉择有时必须是存在主义式的,而不是科学哲学式的。三思而后行的结果百分之百只能导致平庸。” 说实话,刘晓波说出这样的话令我十分吃惊,在感情上也是不能接受和认同的。中国的现实十分令人痛心,挣扎在底层的人度日如年,在这里,我看不出刘晓波的痛心疾首,只看出他的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和施展才华的个人抱负。他的功利性太强了。此前,我在《关于刘晓波获诺奖致友人的一封信》里说:“我对做‘大事’的人警惕性历来较高。”现在,我更坚定了我的看法,刘晓波这话,令人想起毛泽东年轻时在橘子洲发飚,非常可怕。我假设,如果中国的专制制度是刘晓波施展才华的战场,那么,在他的个人功名还没得手之前,他完全可以策略性地放专制一马,以延续双方的战斗,直到所有的桂冠都加之于自己的头上为止。我常想,《零八宪章》这样的东西还只能是刘晓波这样的人能想出来和弄出来的,很协调。为《零八宪章》而坐牢是刘晓波看得最准的个人风险投资,他的性格可以让他做出这样的拼死一搏。因为,这必将产生跟《七七宪章》一样齐名的世界影响。可以推断,如果换成其它低级事件(哪怕是正义的),刘晓波决不会为之义无反顾地走进监狱。果然好眼光,牢底还没坐穿,诺奖就来了。
   
   现在看来,作为不甘寂寞的刘晓波而言,可以说“个人是成功的,事业是失败的”(《零八宪章》的结局一塌糊涂)。他对自己奋斗目标的精准定位在写给胡平的这封信里已现端倪,后来更慢慢找到了如何应时局而变的感觉。“我没有敌人”是他把自己升格为圣人的终极表达。说实话,这样的话,一般稍具良知的中国人很难说出口,可他就是说了,要骂请便,一个诺奖抵得千夫指。“老子又赢了。”(《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爱咋咋地。
   
   由此可以说,《零八宪章》与诺奖喧嚣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的个人奋斗与一群人的信念的错误交融,是一场大误会。这里面的悲情是:一方是明白人,一方是糊涂人。我这样说,糊涂人一时很难接受,一诺奖遮百丑嘛;《零八宪章》、坐牢、无敌、诺奖,四足鼎立,王者无敌。这时候说真话的确遭人嫉恨,特别是刘晓波还在狱中----一般人认为的灾难之所。
   
   我对诺奖和刘晓波的看法全是发自内心,此事从头到尾我没说过违心话。我没有钱,如果我有钱,我会自费编一本书,把所有朋友近来对刘晓波诺奖的异说集结成书,予以出版。就像当年三峡大坝硬上马时反对派说的那样:把双方的名字刻成碑,立在三斗坪,让历史来说话。在诺奖一面倒的情势下,我就想留这么一本书来“立此存照”,让后人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中国人还有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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