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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两语初评方绍伟文章和“公地悲剧”


徐水良


   

2010-12-05


   

   
   方绍伟文章,一些有意义思想,最后都淹没化解在为一党专制制造幻想的胡说八道中。
   
   经济学“公地悲剧”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以严格程序组织和管理的民主国家。
   
   而且,与作者断言恰恰完全相反,“公地悲剧”既不适用于以严格程序组织和管理,有严格权利和义务(责任)制度的民主国家政权,也不适用于君主专制国家的皇家政权,但恰恰适用于中共等一党专制的国家政权。
   
   “公地悲剧”的基础是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责任)。因此,它不适用于民主国家和君主专制国家,但适用于中共这样的一党专制,尤其是一党“集体领导”这样的国家。作者制造幻想,要在不可能建立现代宪政制度和问责制度的一党专制的国家建立宪政和问责制度,颠倒黑白,说一党专制没有“公地悲剧”,等等等等,许多胡说八道,完全暴露了作者不顾事实、颠倒黑白为一党专制制造幻想的本质。
   
   现在掀起否定多元多党民主制风潮,是中共维护一党专制的需要。估计也是他们统一行动。
   
   但民主派应该认真与这些人探讨。因为这种讨论牵涉如何找出办法,克服民主制度和多党政治的缺点问题。
   
   方绍伟是这些人中水平比较高的一个。其他的人,连比例代表民主制问题都搞不懂,把比例民主制与无党政治搅浑在一起。连言论、新闻、结社自由,必然会导致多党政治也不知道。
   
   但他们对民主制度和政党政治的一些批评,尤其是民主制度的效率问题,政党政治结党营私和派性等问题,其中有合理地方。本人已经研究十多年,一直在寻找解决办法。这种讨论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
   
   
   
   附:
   
           幻想化解不了多党民主的悲剧
   
          ——为什么“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
   
              作者:方绍伟
   
   
     中评网2009年12月18日首发了我的一篇题为“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的采访录后(治理网2009年12月19日转载),天则所所长盛洪提出,希望看到一篇论述而不只是问答的文章。考虑到论题的重大,我特意写了本文(更详细的论证将在新著《多党民主的悲剧》中给出)。本文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常识的民主观
   
     第二,常识之外的民主观:“民主3.0”与“产权国家论”
   
     第三,一个恼人的事实:“民主势不可挡”新解
   
     第四,民主的“公地悲剧”特征
   
     第五,多党民主与一党立宪:影响中国前途的五种“原教旨主义”
   
     第六,结论:一种新的国家观
   
     1,常识的民主观
   
     《北京日报》2006年10月23日发表了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后,历史学家朱学勤说:“现在大家终于齐声说了一句大白话,民主是个好东西,难道民主不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吗?这真像幼儿园里的一声叫喊,荒废了九十年了”。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让大家看清楚这句“幼儿园里的大白话”会有什么问题,而且问题为什么不是一般理论常识所想象的那种问题。
   
     首先,大家所说的民主都是一个意思,指的就是现代西方的多党民主,也叫自由民主、议会民主、间接民主、宪政民主、西方民主等等。当然,这些词在侧重点上会有所不同,但在权力来源的政权意义上,它们指的都是现代西方那种多党轮流执政、协调社会冲突、避免政治独霸的自由竞选制度;在权力制约的运行意义上,它们指的都是现代西方那种分权制衡的宪政安排和程序平等的法治秩序。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西方各国的民主有不同的模式,但在“多党自由竞选”的宏观意义上,它们是共同的。
   
     蔡定剑在“重论民主或为民主辩护”一文里把西方民主的好处归纳为:遵循多数人的决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有利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效防止腐败等等。他还特别指出了民主的批评者们几点方法论上的错误:
   
     第一,反民主论者在追随西方“大师”们批判民主时,忽视了西方学者对民主的反思批判,是以形成共识的民主作为基本价值和共同基础的。
   
     第二,反民主论者非常武断地把民主有意歪曲为选举和“多数决”,然后对选举制和“多数决”的缺陷大加挞伐,从而否定整个民主制度。
   
     第三,反民主论者把法治与民主加以人为地割裂,把民主打入地狱,把法治捧上天,而实际上,民主制度中有法治要素,法治离不开民主。
   
     第四,反民主的“法治主义者”有意无意把“法制”与“法治”相混淆;他们不知道法制是专制统治者的工具,而法治不仅是政府统治的工具,更是人民管理和控制政府的工具。
   
     蔡定剑总结说:“我们还不敢断言民主制度永远可以抵制多数人暴政的出现。但是,民主能比专制制度带来更加持久的稳定和和平,即使有多数人的暴政也比个人专制和少数人的暴政来得更少,和在历史上造成的危害相对更少,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民主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而是一个有缺陷的制度。民主政府也会犯错误,但能够在最短时间里纠正。民主政府中也会产生腐败,但能在最短时间内发现”。
   
     如果按照俞可平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中的归纳,民主的好处和本质还包括:“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与民主的本质背道而驰”。与此同时,俞可平也指出民主的局限:
   
     第一,民主会使公民走上街头,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
   
     第二,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
   
     第三,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因此,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
   
     第四,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
   
     俞可平的“民主条件论”遭到了于成玉的批驳,说它“在学术上并没有任何新意,全篇内容充其量不过是关于民主概念的常识性重复或拷贝,其中还参杂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曲笔”,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堵塞渴望民主者嘴巴的“最好的东西”。另有人更干脆地说,俞可平是“打着民主反民主”。
   
     2,常识之外的民主观:“民主3.0”与“产权国家论”
   
     以上的正面和反面的论点,都无一例外是一些常识的民主观。在理解一种“非常识意义”的民主观之前,这些正反论点都似是而非,类似于美国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中所说的个人偏好而没有“公度性”的“道德争论”,因此,所有类似争议都是“非判决性”的,也是毫无实质意义的。“民主的细节”固然重要,但如果细节里没有思维,那它就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
   
     在中国大陆,迄今为止的民主问题争论,都未能涉及民主的真正本质。用英籍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
   
     这里要讨论的民主的本来面目,是一般理论常识之外的、大家都还没有看到的那个民主。这里的讨论强调“实证至上”,我关心的是“人性和人性之上的民主制度”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在“该怎么办”上误入歧途,原因全在太急于“该怎么办”而在“是什么”上一知半解。
   
     常识之内的民主来源于希腊的古典民主,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古典民主的怀疑者和批评者。亚里士多德从统治者人数的标准,把国家政权分成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亚里士多德虽然是百科全书式的伟大思想家,但在政权分类标准问题上,他的统治者人数标准却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尺度。我把古典含义的民主观称为“民主1.0”,把洛克、卢梭、孟德斯鸠以来的现代含义的民主观称为“民主2.0”,把下面要介绍的“非常识意义”的民主观称为“民主3.0”。
   
     为什么“统治者人数”是政权分类“技术含量”较低的尺度呢?在古希腊非严格意义的直接民主中,用多数人统治来定义民主还勉强说得过去;在现代意义的间接民主中,多数人统治已经无法反映民主的本质。用卢梭的话说,统治者永远是少数人,多数人统治在实际治理中是不现实和违背人性的。投票和公议只是表达,即便是多数人投票和公议也不意味着多数人统治,最多也就是多数人间接统治。不仅如此,按“统治者人数”进行的政权分类,无法使我们从人数上直接获得更多更有意义的信息。的确,除了一个、少数、多数之外,我们再也挖不出更有用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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