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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方绍伟先生的错误从哪里开始?

   

徐水良


   

2010-12-13日


   

   
   产指经济财产。因此,政权和产权是两回事,只能类比。方先生你如果一定要抹杀两者之间根本性质的差别,那么,理论上你可以把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说成一个东西。你这种产权理论,推广一下,也可以把月亮说成地球产权,地球属于太阳产权。工人属于资本家产权,人民属于共产党产权,那你的理论就成为共产党建立奴隶社会的最优秀理论之一了,共产党就一定大大报答你。
   
   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你随意使用“政权产权”这个概念,未经任何证明,就把政权说成产权的一种。这完全是偷换约定俗成的属于经济范畴的产权概念,把产权概念任意扩大,把它与一切权利或权力混同起来,从而也与政权等同起来。产权确实属于权利的一种,政权属于权力的一种,而权利和权力,又有共同性,通过共同性,就把这些不同概念混淆起来,都说成产权,那就完全混淆了这些约定俗成的属于不同范畴、不同性质的概念,否定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强行把政治学变成经济学。
   
   人,光读书是不行的。光读书,乱用书本知识,生搬硬套,乱套书本上的东西,见到与书本上某东西有点相像的东西,就硬要说它们是一种东西,那是不行的。
   
   人,需要智慧。而智慧,不仅是善于找出不同事物中的相同东西,更要知道不同事物之间的本质差别。抹杀本质差别,把完全不同的事物说成一种,与看不到不同事物中有相同的东西,两者绝对都是缺乏智慧的表现。
   
   我主张“公共领域公有化”,包括国家权力公有化,也包括属于公共领域的公共企事业和财产的公有化;主张“私人领域私有化”,包括私人财产和纯私人权力的私有化。国家权力、政治和其他公共权力也有公有私有问题,但它们的公有私有问题,与经济领域财产的公有私有的问题,更广义一点说,权力和财产,政权和产权,两类不同的公有私有问题,性质和对象就有根本差别,不能混为一谈。例如,奴隶社会以后,产权中的财产占有权,与权力中的人身支配权,就决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混为一谈,权力变成人身占有权,人身变成财产,那就变成奴隶社会了。
   
   方绍伟先生的理论,是把经济学和经济学概念泛化的理论。很多人往往有把自己学科及其概念扩大泛化的现象。一些经济学家的泛化现象,往往很严重。方先生是经济学泛化到政治学等学科,把政治学变成经济学的一个典型代表。
   
   本来我很想详细谈谈方先生你那篇长文,但现在看来,似乎有点不太值得。
   
   
   
   附:
   
   所跟帖:方绍伟:国家政权是一种产权吗?
   
   2010-12-13
   
   
   方绍伟 “国家政权是一种产权吗?” 2010-12-13 12:00:10 [点击:34]
   
   自“产权国家论”和“民主公地悲剧论”提出以来(见“幻想化解不了多党民主的悲剧”,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10年1月1日),许多读者纷纷作出批评,为回应各种质疑,本文特意集中讨论“民主的公地悲剧”。
   
   “民主公地悲剧论”在逻辑上分成三步:第一步是把国家政权看成一种产权,第二步是把多党民主看成“公有政权”,第三步是把“公有政权”与“公地悲剧”联系起来。
   
   
   
   1,国家政权是一种产权吗?
   
   
   
   产权是一种相对的排他性权利。最基础的产权是包括实物产权和知识产权在内的物品产权(物权);经过虚拟化的契约过程后,物品产权又派生出诸如债权、股权的契约产权。物品产权和契约产权统称商品产权,其对象可以是具体物件,也可以是企业组织,因此商品产权还可以有物件产权和组织产权之分。
   
   产权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处分的权能是相对的,因为这些权能的实现,需要得到某种政府功能的习俗或组织的保障和限定。具有政府功能的习俗或组织,是以某种强制惩罚力来实现这种保障和限定的。人类社会的暴力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随机暴力,一种是垄断暴力。拥有随机暴力的强盗可以随时抢夺人们的劳动成果,所以,只有垄断暴力才能保证社会安全、社会公正和社会福利的现实需要。国家就是具有这三种社会功能的习俗或组织的最高级形态。在国家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产权的行使还会受随机暴力和利益矛盾的影响,因此,具有排他性的法定产权仍不可能成为绝对的经济权力,而且产权通常只是对财产的某些而不是全部属性的产权 。
   
   物件产权有自己的特殊性,企业产权有自己的特殊性,同样,政权产权(对国家政权的产权)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与建立在商品产权基础上的经济权力相比,国家权力是一种超经济权力;与作为一般暴力的随机暴力相比,国家暴力是一种垄断暴力;而与作为企业产权的组织产权相比,国家政权则是一种特殊的组织产权。企业产权只涉及物品产权和契约产权,而政权产权则由于暴力垄断而涉及对人的劳动结果(税收)和人的行为(权利义务)的支配。
   
   现代产权经济学把分析的范围限定在物件产权和企业产权上,把产权的对象限定为具体物件和企业组织。没有把国家政权看成产权的对象,就会对“政权产权”的概念产生逻辑上的质疑。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他1993年的那篇“独裁、民主和发展”的经典论文中提出,由于君主制中的政权私有不仅涉及政权,还涉及政权下的人和所有财富,因此,他认为从财产私有到政权私有的类比是一种“误导” 。
   
   对政权进行产权经济分析的确存在逻辑上的障碍,因为产权是政权之下的范畴,只有在政权存在的时候才谈得上产权的存在和保护。但实际上,美国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和美国经济学家约拉姆•巴泽尔,他们在分析国家起源问题时,就把国家当成市场中的一种特殊企业。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国家政权只专业化于“提供保护”,是一种“第三方”的保护性、仲裁性组织 。
   
   撇开国家起源的现实性问题不谈,这里的关键是,商品产权需要政权的存在作为外在证明,政权产权只需要政权的存在作为自我证明。换句话说,拥有政权产权,同拥有物件产权或企业产权一样是自明之理,只不过物件产权有自己的特征,企业产权有自己的特征,而政权产权也有自己独特的特征。政权产权的特征来自于政权对暴力、租税和疆土的垄断。不能因为企业产权的特征有别于物件产权的特征,我们就否认企业产权,同样,不能因为政权产权的特征有别于物件产权和企业产权(甚至是“人身产权”)的特征,我们就否认政权产权。
   
   归根到底,人身产权、物件产权、企业产权、政权产权都涉及以“权利”为基础、以实现“权利”为目的的“权力”。这里,“产权”只不过是“权力”的另一种表述罢了,具体“权力”的特征依然要取决于具体的“财产对象”,尽管“产权”一词有更多的经济色彩,而“权力”一词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在实证意义上,产权是对稀缺物的某些而不是所有属性的产权,产权必须有可交易性,但可交易性不等于必须交易,可不可交易也不同于该不该交易,但“卖国贼”、“窃国大盗”和“权钱交易”等等都表明了政权的可交易性。
   
   但更加重要的是,产权的概念应该在“稀缺”的层次上而不只是在“财产”的层次上来理解。如果没有稀缺,产权就不会存在。正常情况下的空气就不是稀缺的,所以空气没有产权问题。但在有空气污染的情况下,清新空气的产权问题就出现了,而由于界定空气产权的费用太高,空气的产权就只能停留在公有的公共领域。但从稀缺去理解产权意味着,我们已经深入到人类和人类环境的一些本质方面,如人类需要的相对无限、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物的相对有限、人类能力和寿命的相对有限等等。在这个层面上,政权产权同其他产权一样,确实已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至于说政权产权涉及对人的劳动结果(税收)和人的行为(权利义务)的支配,然后说用产权概念来分析政权等于把人当物看,不合适。这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问题已经不在于是人还是物,问题在于是不是“稀缺”和是不是“财产”。而且,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人的“物化”或“异化”本来就存在;关键的不是人的“物化”,而是人的“物化”处于什么样状况。“政权产权”的概念在描述历史现实的实证意义上,恰恰有助于人的“物化”或人权状况的考察。
   
   
   2,多党民主是“公有政权”吗?(从略)
   
   3,公有财产就一定有“公地悲剧”吗?(从略)
   
   4,多党民主的“公地悲剧”特征(从略)

此文于2010年12月1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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