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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大美男子之―――汪精卫

民国四大美男子之―――汪精卫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现属佛山市),汪精卫年少时期相貌英俊,被誉为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他谋刺清摄政王载沣的壮举得到举国敬仰,但后来在中日战争期间与投靠日本,晚节不保,沦为汉奸。他的夫人是陈璧君。
   

   民国四大美男子之―――汪精卫

   
   妻:陈璧君
   
   生:1883年5月4日
   
   卒: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 因“骨髓肿”病死。
   
   出生地:广东省番禺县(今广州)
   
   描述:原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首领,后为汉奸。
   
   学历:省级状元、 日本政法大学、 辛亥革命成功后,又留学法国。
   
   家庭状况:共有9个兄弟姐妹,13岁母病逝,14岁父病逝。
   
   历史评价:无定论, 争议很大,目前来看主流是汉奸,但为其平反昭雪的呼声也很高。
   
   人生中最大的两次冒险:
   
   第一次:为革命事业冒死刺杀摄政王 ,本应死罪 ,后改成终身监禁, 最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
   
   第二次:不满蒋中正的抗日救国主张,进行“和平运动”,筹建伪国民政府。
   
   民国四大美男子之―――汪精卫

   
   南京其办公楼
   
   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1905~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产生了积极影响。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1910年3月,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3月孙病危,汪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 ,汪也于7月15日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汪再次合作。1935年汪被刺受重伤。1936年西安事变后,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蒋回南京后,汪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民国四大美男子之―――汪精卫

   
   汪精卫的父亲汪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时即到广东当幕僚。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见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少年汪精卫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幼年失恃,本是很忧伤的事,而“长兄为父,嫂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这种忧伤。从后来汪精卫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心灵的忧伤。
   
   “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注:见《汪精卫自述》,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版。)
   
   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一般地说,顽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长兄长嫂的面前总觉得拘束,不那么亲密无间,兄嫂也只能容纳驯良恭顺的弟妹。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游幕粤北乐昌,是个道学先生,“望弟成龙”的思想很浓厚,对弟弟的管教极严,不稍假词色,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注:见黄美真等《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再看看汪家的文化氛围。
   
   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弟。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遂昌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兆@①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坚强的因素;也有“温良恭俭让”、“宽”、“恕”等因素。而从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响。
   
   再次,汪精卫的一段教馆经历对其一生影响也很大。
   
   中秀才之后,二兄病死,汪精卫家庭困窘难熬,只好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当“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家里当塾师,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教馆的生涯是很为难的,真是“课少父母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这样的生活,磨练得人的性格驯顺懦弱。
   
   上述诸方面条件铸就了汪精卫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天资高,自幼聪明颖悟,五岁入私塾,八岁“已养成好读书的习惯”,“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学习应制文字,先生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一开始就功名利达,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费生,1905年参加创建同盟会活动,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有机会走上社会上层。可是,幼年时家庭与经历留下的个性印记在一生中总是隐隐作痛。
   
   那么如何理解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时的勇敢心理呢?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革命遭受重重困难。同时革命派内部陶成章、章炳麟也与孙中山产生了矛盾分裂。
   
   孙中山是个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面对困难,指挥若定。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长堤会议,孙中山做出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改为厚蓄实力。(注:见王俯民《孙中山详传》,广播电视出版社版,第470页。)对陶、章则揭穿其谬误。
   
   汪精卫没有正确看待形势,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绪,在革命困难时,易走向极端,企图通过暗杀来解决问题,所以就有了谋刺载沣的行动。这其实是从懦弱自卑的个性特点出发做出的走向另一极端的冒然的抉择。
   
   谋刺载沣事件之后,汪精卫的懦弱自卑的性格又有所发展。
   
   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因晚节不保,此诗已无人记诵!
   
   汪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注: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第26页。)
   
   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1911年11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接着组织“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期间,汪回国主张调停双方,向袁委曲求全,放弃革命职责。“二次革命”过后,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发展,进入他自己所谓的“小休时期”,几度浮游欧美,“从事文学工作,一时诗作译作极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斗争、放情山水的诗作。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汪在法国未曾与闻,晃若隔世。其消极消沉,由此可见。直至1917年孙第一次护法,汪才回国归队,旋又赴法;1920年10月奉孙召,再回国参加孙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才打破消极局面,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
   
   总之,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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