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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段越狱经历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

   
   
   越狱
   庄晓斌
   1974年,我替“思想反动”的大哥庄彦斌往香港的一家电台投寄了一封匿名信,为此被以大逆不道的“反革命罪”逮捕入狱,羁押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朗乡林业公安局看守所。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罪行”会有多么严重。
   
   “反革命罪”是当时最严重的罪行,按此罪名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我心里没有底。那年我才22岁,在监押期间,只企盼着苍天有眼,别把我处死。那时,我对这个充满着神奇的世界,有着不忍割舍的眷恋,我绝对不想死,认为死亡离我是很遥远的事。然而,当你预感到死亡迫近,死神向你招手的时候,尽管你从未冒过险,也会为活下去铤而走险。
   
   1976年9月9日下午,看守所里刚刚吃完晚饭(全国的看守所都是吃两顿饭,早8点,晚3点),看守所的走廊里突然来了好多警察,他们一个一个监号巡视。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吃的是玉米粥。在看守所,玉米粥已经算是细粮了。熬得烂烂的玉米粥比干硬的窝头好咽,况且每个囚犯还可以分到一小块罗卜咸菜。这一小块咸菜你可以像品尝牛肉干一样地,一点点地享受,比喝清汤寡水的烂菜汤好多了。
   
   我端坐在木板铺上,禁不住瞪眼望着号门。“你瞅什么?”一声厉喝惊得我打了个冷战。“没……没瞅什么呀!”我赶忙应答。“你出来!”在号门小窗上俯视的警官声言厉色地命令我。我只好遵令站起,低头钻出了只有一米高的号门。未待我抬头,侧身在号门一侧的警官一个腿绊,便把我撂倒在号门外的走廊里。看守所的张所长从预审室的房间出来,把一副大号的脚镣扔在了我的身边说:“就用这副吧。这是用铆钉铆的。”门外的两个警察摁着我,又叫来了劳动号的两个人,拿来了铁砧和铆钉,把脚镣铆死了。
   
   听老犯人讲过,只有对死刑犯,才把镣铐用铆钉铆死,这是规矩。一刹间,我的头脑晕眩,心像被一块巨石压住,喘不过气来。我乞怜地左右观望,为我戴镣的警官的脸像铁板一样地冷漠。我的心像被一柄无情的利剑刺穿,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使我下意识地呼叫起来:“为什么给我戴镣子?我不是死刑犯!”预审股的王股长脸色凝重地走到我面前,说:“庄晓斌,给你戴镣,这是形势的需要,你要正确对待。这是监规镣,不是罪行镣,你先回号吧。”我拖着重镣又被押回号里。同监号的犯人面面相觑,都用一种不忍对视的目光望着我,更使我产生了穷途末路的恐惧。
   
   正在我惶惑的时刻,看守所走廊里传来了张所长的声音:“全体犯人起立,收听中央台的重要广播。”我们都站了起来。一阵哀乐过后,那惊天的噩耗传来:“毛泽东主席在今晨零时9分与世长辞。”我立时明白了,给我戴上重镣,这真是形势的需要。国家主席就等于古代的皇帝呀!“有惊无险”——我自己这样安慰自己。我原以为,在全国治丧期间,要加强对罪犯的严管,过不多久,就可以给我解脱重镣。岂不知,过了几个月,也没有给我卸掉镣子。
   
   随着“抓纲治国”的喧嚣声,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我发现,所有的看守员看我的目光都变得很特别,对我轻微的违规违纪行为,他们也不加责罚,只是对我的监管更严。每次外出放风,看守员都离我几步远,眼睛盯着我,仿佛我随时都有可能狗急跳墙似的。有一位丁云龙班长,他妹妹曾是我同事,我被押以后,他经常在深夜值班时偷偷地塞给我些吃食。而现在他都不敢和我对视,他眼神看我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不能言明的怜惜。于是我产生了迫近死神的恐惧。
   
   有了这种意念,我便琢磨,难道我就像搁在砧板上的活鱼,只等待人来宰割吗?我这么年轻,生命就这样完结了吗?我不甘心啊!我要挣扎,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做百分之二百的努力。我开始做脱逃的准备。首要的问题是想办法卸掉腿上的脚镣子。另外, 还必须要有个强健的身体。为此我抓紧锻炼。羁押我的小号是个横竖二米的小屋子。每天我用手拄着东墙,脚蹬着西墙,便可以一步步向上攀升。开始锻炼时只向高攀升一两米,便累得气喘吁吁。随着一天天坚持锻炼,过了半个月,我竟可以从铺面一步步攀升到天棚。但向上攀升,手脚支撑,一步步上升,做得很平衡,但下来便不行了,只好在升到贴近天棚后一撤手,重重地摔在床铺上。开始的时候为防摔伤,我还在木板铺中间垫好棉被,后来索性什么也不垫了,反正天棚离铺面只有3米左右的高度,摔一下也不碍事的。这样锻炼了一个多月,我自觉得身体可以了,便为卸掉脚镣子而绞尽脑汁了。
   
   在监羁押的犯人,如果得了重病急病,要到林业局的医院里去诊治,而去医院要走大约两里路。只要我有了重病,当然可以卸掉脚镣子了。为此,我便想怎样才能使自己得到一次能去治病的机会。看守所的小号里, 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别无他物,要想使自己致病,要煞费心机。我的目光盯在了每日用来洗脸洗衣的肥皂上了。我用手把一条半肥皂一点点地抠碎,再背着人的眼目,把抠碎的肥皂吞咽到肚子里。这一招很灵,吞下肥皂后,我便开始呕吐,吐出大量的泡沫,一吐一大桶。为了逼真,我又把舌尖咬破,使吐出的泡沫里带有血色。同号的犯人及时把我的情况报告给看守的班长。负责我案子的王股长来看我,看见我不停大口地呕吐,而且吐的泡沫液里有血色,便真的相信我得了重病,指示给我卸掉脚镣子,但没有安排我去医院诊治,只是找来了医生,把我提解到看守所的值班室里,叫丁云龙班长专门看护我,给我打点滴。
   
   王股长说:“庄晓斌准是天天锻炼从天棚上摔下来,跌伤了内脏所致。”一连四五天,我都在值班室里打点滴。这时逃跑的机会很好,但我又犹豫了:丁云龙班长是对我最好的班长,他专职看护我,我从值班室里逃脱,他是要担干系的;为人做事,要讲究个“义”字,我不能陷有恩于自己的人担干系。就这样,虽然在四五天打点滴的过程中我有多次逃脱的时机,但我没有行动。
   
   过了几天,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不再打点滴了,又把我押回到小号。我又后悔自己没有抓住时机。随着身体的恢复,我担心病好了,会把脚镣子再戴上。我终于下定决心逃跑。那是1977年6月1日,那天,是一位姓丁的班长值班,这个班长是个回民,犯人们叫他丁回子。林业局公安局的看守所,号内没有卫生池,小便就尿到马桶里,要是大便,请示班长,可以开门放你到看守所院内的厕所里去。
   
   我计算好了,早上6点钟,我请示班长,要求到院内的厕所去解大便。丁回子班长看我大病刚愈,脸色还苍白,没有多想,便拿钥匙打开号门。我钻出号门,三步并二步地穿过走廊出了监号的大门。看守所的院墙,是用约5米高的木板围起来的。我早就观察好了,厕所旁有一只旧啤酒箱,我蹬在啤酒箱上往上一窜,手便能扳住木板墙头。那时我才20多岁,又曾是篮球运动员,只要手扳墙头,攀上木板墙跳下去,就可以逃脱了。
   
   在丁班长还在锁号门的时候,我已窜到院子里,按事先设计好的方案蹬着箱子,攀上墙头纵身跳了出去。木板墙外是一条小河,河水虽然不深,但是水凉刺骨。我跳过墙头,便匆匆地淌水过河。因为慌忙,我过河时,跌倒在河里。当时我穿着一身运动秋衣,从河里爬起来,浸透了水的秋衣便像一身沉重的盔甲似的。
   
   我顾不了许多了,穿着这身盔甲淌过河,爬上土坡,穿过铁路,一直跑到朗乡的北山上。我跑到北山坡上的松林里,这时别说是跑,就是走也走不动了。我手把着棵小松树,勉强地站住了。我知道,追捕我的人是很快就会赶来的。北山坡上的这片松林,是一片清荡林地,没有隐蔽之处,只有向上攀登,到了阔叶林带,到了杂草灌木丛生的林带,我就可以隐身匿迹了。
   
   但我已走不动了,需要短瞬的休息。北山坡是我自幼熟悉的地方,向上攀过岗梁可到大青山谷,往东可以直通二道口的密林处,只有往西是条绝路,采石场的悬崖横断了通路。此刻,我往上往东都不行,只有往西,才能暂时躲过追捕。我用手扶着树干,一步步挪到了西边采石场的断崖处。果然像我料想的那样,公安局追捕我的人立即出动,连在押的犯人,也选出十几名来参加对我的追捕。他们上了北山坡,便分成二拨,一拨向东,一拨向北。
   
   那天,正是六一儿童节,北山岗脊处有一伙小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野游,往北追捕我的这伙人攀上岗脊,询问小学生,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发现有人上来。这伙人便断定我没有爬上山梁,一定还在山坡的松林里隐蔽,便返身从岗梁向下来搜索。我斜卧在采石场断崖处的一簇杂草旁,片刻的休息已使我恢复体力。我刚想起身往东边行走,一个顺山坡下来的民兵发现了我。
   
   他端着冲锋枪,见我躺卧在杂草丛旁便端枪走过来,一声厉喝:“庄晓斌,你站起来!”我侧头一望,见是个民兵,只有一个人,便无所畏惧地说“你站住!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从这断崖跳下去。”发现我的民兵是位20多岁的青年,他见我态度决绝,便真地停住了,端着枪说:“庄晓斌,你的罪行不至于死,何必要自寻死路呢?听我的劝告,你可千万别做傻事。”我见这位小青年态度挺和气,便认为有机可乘,对他说:“这位朋友,如果你肯网开一面,我肯定会终生感激你的。怎么样,你睁只眼,闭只眼,放我一马,我不会忘了你的。”
   
   正说着,我发现又有一名身穿警装的人包抄过来。一刹间,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一种鱼死网破的念头。我知道,如果两人都发现我,是谁也不敢放我走的。我猛然窜起身来,沿着断崖边的松林带,又狂跑起来。“站住,别跑!再跑就开枪了!”后面的民兵厉声喊着。我已是到了挣命的时刻,根本听不进去这种吆喝,还是拼命地跑。哒……哒哒……哒哒哒……后面的冲锋枪响了,我只觉得身边掠过冷嗖嗖的风,子弹打得身边的松枝跌落。我又跑了有二里多路,终于再也跑不动了,一头栽倒在一棵小松树旁。
   
   后面追捕的人迅即追到,四五个人七手八脚地把我摁在了山坡上,把我的胳膊扭到身后边,用一根8号铁线拧绑上,是用钳子拧紧的,铁线都勒到肉里去了。从车站附近的水泥桥上过河,我被押解回看守所。小镇里已经把我逃跑的消息传开了,街道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一种视死如归的意念袭上我的心头。我昂着头,凛然地从夹道观看的人群中通过。
   
   来到公安局的院内,当班的丁回子班长窜过来,照我屁股狠踹了一脚,骂道:“你……你可把我骗苦了。”他还想再踢我,但被公安局的魏局长喝止了。魏局长训斥道:“你想干什么?”说着魏局长朝丁班长踹了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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