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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与洛克针锋相对论财产权


   有人评论我写的关于卢梭的文章,说我所依据的卢梭著作是中译本,而中译本与原著有偏差,按中译本来评论卢梭的思想,并得出“假民主真专制”的判断,是有偏差的。必须提醒这位评论者,英国哲学家罗素不可能看中译本,他看的卢梭著作,当然是英译本或法文本,正是罗素早在五十年前首先指出,卢梭是“伪民主真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这充分说明,“伪民主真独裁”这一判断,与中译本有没有偏差无关。中译本有没有偏差?当然有,但只会发生在某些词句的翻译上,不会涉及原著作的整体,更不会涉及原作者的多部著作及思想体系。还应该指出的是,用“中译本与原著有偏差”来否定他人的研究成果,这种辩论的方法,必须谨慎采用,采用时必须举出确有偏差的证据,以及这种偏差的严重程度。
   
   我对卢梭思想的研究,所依据的,是多个翻译者完成的卢梭多部著作的中译本,与此同时,还对照研究洛克著作的中译本(似乎没人说它有偏差)。正像罗素所说,“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希特勒是卢梭的结果”;把卢梭与洛克作对比,更能够识别卢梭的真实面目。洛克,尽管他受到时代的局限,但至今,仍然被视为现代民主的奠基人,这一观点,我相信已是广泛的共识。而卢梭,则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一系列重要观点上与洛克针锋相对,那么,他要反对什么、赞成什么也就让人看明白了,他的美其名为“人民主权”的政治理论的伪民主、反民主实质,也就让人看明白了。
   

   财产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没有财产的人很难在社会中谋求生存和发展,也很难维护以至丧失其它的应有权利,而政治的目的、功能,主要的就是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人权,政治学说必定涉及到财产权问题。在财产权问题上的观点分歧,也会引伸扩大为政治理论整体上的分歧。
   
   洛克和卢梭都重视财产权问题,在各自的著作《政府论》和《社会契约论》中专列一章予以论述,在其它著作中也有论述。卢梭与洛克在财产权问题上的针锋相对,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私有财产的产生及其意义;二是,关于私有财产的幅度;三是,关于货币出现以后的情况。
   
   一是,关于私有财产的产生及其意义。
   
   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谈到,最初,自然界的果实和动物当然是人类共有的,它们被人类用来满足生存的需要,接着他写道:“既然是给人类使用的,那就必然要通过某种拨归私用的方式”,而劳动就是这种“拨归私用的方式”。采集果实或捕猎动物的行为就是劳动,这种劳动动用的是自己的身体,消耗的是自己的能量,所以洛克写道:“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对于本来处于自然状态的果实和猎物来说,人通过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们成为他的财产”,同时也“排斥了其它人的共同权利”,“这样,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权利了。”
   
   洛克又谈到土地:“对土地的所有权也是和前者一样取得的”,谁“对土地的任何部分加以开拓、耕耘和播种,他就在上面增加了原来属于他所有的东西,这种所有物是旁人无权要求的,如果加以夺取,就不得不造成损害。”洛克还特别强调:“这种开垦任何一块土地而把它据为己有的行为,也并不损及任何旁人的利益,因为还剩有足够的同样好的土地,比尚未取得土地的人所能利用的还要多。”洛克还认为:“劳动的财产权应该胜过土地的公有状态”,因为“一个人基于他的劳动把土地划归私用,并不减少而是增加人类的共同积累”,“居民们还认为他们得到了他的好处,因为他在未开垦的因而是荒芜的土地上所化的劳动增加了他们所需要的粮食。”
   
   洛克的论述使人们理解到,私有财产的产生,出于人类生存的需要,不但不会损害他人而且对人类有利,人的劳动以及伴随着的财产私人占有,为人类这个物种进一步谋求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生活改善奠定了基础,或许还可以这么说,人类所拥有的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的描述鲜明地区分两种人类的行为:一是通过劳动拥有私有财产的行为,这是良善的行为;二是谋取他人的劳动成果而据为己有的行为,就如洛克所说:“不得不造成损害”,这是罪恶的行为。私有财产本身不是恶,但是如何获得财产有善恶之分。
   
   以上就是洛克对私有财产的产生及其意义的论述,这样的论述,不难被人们广泛认同。再看卢梭怎么说。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他描述了社会的众多罪恶以后,接着写道:“这一切灾祸,都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后果,同时也是新产生的不平等的必然产物”。他又写道:“谁把第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与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
   
   卢梭的这番话,针对着洛克所说的那句话即:谁“对土地的任何部分加以开拓、耕耘和播种,他就在上面增加了原来属于他所有的东西,这种所有物是旁人无权要求的,如果加以夺取,就不得不造成损害。”卢梭说的“骗子”就是洛克说的那个“开拓、耕耘和播种”者;卢梭说的“第一块土地”,就是这位开拓者耕耘过以后长出粮食的那块土地。按洛克的观点,开拓者立桩、挖沟、圈地,是他应有的权利,“是旁人无权要求的”,拔桩、填壕的行为,则是“造成侵害”的罪恶行径。而卢梭与之针锋相对,把那个开拓者骂作“骗子”,指责他是让人类遭受罪恶和苦难的始作俑者,却把张口骂人、动手拔桩填壕的人,形容为让人类免去罪恶和苦难的大功臣。洛克认为,“劳动的财产权应该胜过土地的公有状态”,它“增加人类的共同积累”,卢梭却说,把大家共有的土地占为私有财产,给人类带来了“罪行、战争与杀害”。
   
   由上可见,在洛克看来,私有财产的产生,是每个人、也是全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所以洛克的政治学说把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以及制止他人侵害作为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在卢梭看来,私有财产的产生给人类带来了灾祸,所以卢梭的政治学说把限制和遏制私有财产、坚持财产公有作为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二是,关于私有财产的幅度:
   
   洛克写道:“我将设法说明,在上帝给予人类所公有的东西之中,人们如何能使其中的某些部分成为他们的财产,并且这还不必经过全体世人的明确协议。”这话不但指私有财产的产生,而且指私有财产的不等同占有,“私有财产的幅度”,指的就是不等同占有的幅度。洛克写道:在最初,“财产的幅度是自然根据人类的劳动和生活所需的范围而很好规定的”,而“这一幅度确将每个人的私有财产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使他可能占有的财产不致损害别人。”
   
   这段话说到“自然”“规定的”“范围”,所谓“自然”规定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法律规定而言的,当初没有也不可能有法律的规定,只能是“自然的”规定,或者说是得到人们默认和同意的规定,这一点很重要,“人们的默认和同意”就相当于法律,就是指认其合理合法,发挥着群体共同生活的规则的作用;二是相对于尚未出现货币的情况而言的,那时候,一个人占有财产的幅度只限于满足“自然的”生活需要,不可能像货币出现以后那样去积累财产。
   
   那么,为什么在自然规定的范围内,个人“可能占有的财产不致损害别人”呢?洛克解释说,如果有人占有更多的土地,而那些土地本来是可以供别人为生活之所需去占有的;或者有人任凭土地的作物败坏和腐烂,而这些作物本来可以供其他人满足生活之所需,那么,他的财产占有就是超出了自然规定的范围。洛克写道:“超过他的必要用途和可能提供给他的生活所需的限度时,他就不再享有权利。”非但如此,而且是“剥夺了他人的权利”,就是“侵害了他人”,这种行为将得不到人们的同意或默认。如果占有的财产不超出自然规定的范围,也就是限制在“生活之所需”的范围,则“可能占有”比他人更多的财产,“不致损害别人”,并得到人们的同意或默认。
   
   接着,洛克进一步解释,私有财产不等同占有的情况是怎么产生的。他说,“财产的幅度是自然根据人类的劳动和生活所需的范围而很好规定的”,但由于“劳动和生活所需”这二者都没有划一标准,对于不同情况、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程度的劳动”以及“不同程度的生活所需”的区别,这就必定导致人们占有的财产是不均等的。他写道:“当发明和技能改善了生活的种种便利条件的时候,他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或享受的大部分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的,并不与他人共有”。洛克在这里谈到的“发明和技能”和“生存或享受”,对应着上文所说的“劳动和生活所需”。“发明和技能”是指劳动,“生存和享受”是指生活所需。洛克认为劳动有强度和效率、体力和智力的区分,他称之为“不同程度的劳动”;洛克认为“生活所需”既包括“生存所需”还包括“享受所需”,生存所需对每个人来说可能相差无几,但享受所需则因人而异或视情况而有变化,且有相当大的差别;所以不但有“不同程度的劳动”,而且有“不同程度的生活所需”,不同程度的劳动在不同程度上改善了生活,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生活所需。麦子、玉米、土豆、稻米、面包、蛋糕、面条、烙饼、水果、干果、果酱、果汁、酒等等生活食用品,都是不同程度劳动的成果,于是,很自然的,人们对食品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需要,因而也不同程度地改善了生活。这些适合于不同选择和需要的、不同程度的劳动成果,在物物交换的过程中,就显现出不同的价值。最后,必定出现这种状况——洛克这样写道:“不同程度的劳动会给人们以不同数量的财产”。
   
   总之,在洛克看来,在通过法律作出规定以前,人们拥有不同数量私有财产的幅度,是根据“劳动和生活所需”而自然地规定着的,在这范围以内,不致侵害他人,故而得到人们的默认和同意。而造成私有财产数量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程度的劳动”。
   
   卢梭怎么说?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中,他写道:“即使那些全凭自己的勤劳而致富的人们,也几乎不能为他们的财产所有权找到很好的根据。他们尽管说:‘这道墙是我修建的,这块土地是凭我的劳动得来的。’人们可以反问:‘请问,你占地的界限是谁指定的呢?我们并没有强使你劳动,你凭什么要我们来负担你劳动的报酬呢?有无数同胞,因为缺乏你拥有的过多的东西而死亡、而受苦,难道你不知道吗?在人类公有的生活资料中,你把超过维持你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部分据为己有,就应该取得全人类明示的和一致的同意,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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