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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援越抗法軍事顧問團史實》所引起的爭議


   
   原作者 : 陳皎水 ( Trần Giao Thủy )

   
   2009年5月7日

   
   
   嶺南遺民按:本文改寫自原文載於 《 通訊 》( Truyền Thông ‒ Communications ), 2009年夏秋期第32-33號,第3至16頁, 滿地可 -- 魁北克,加拿大。 文中所引用原中國作者的句子等皆譯自越文,非漢字原文。

   
   

   ***

   
   
    越文版《 當事人的回憶:中國援越抗法軍事顧問團史實 》( Hồi ký của những người trong cuộc “Ghi chép thực về việc đoàn cố vấn quân sự Trung Quốc viện trợ Việt Nam chống Pháp。下稱《 回憶錄 》。中文版原為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 《 中國援越抗法軍事顧問團史實 》),由陳友義 ( Trần Hữu Nghĩa )和 楊名易 ( Dương Danh Dy )譯,於2009年初起在各電子網頁登載流傳。楊名易原為越南駐北京大使館的一等秘書和在1996年退休前任越南駐穗領事館總領事,長期以來他都研究中國問題。
   
   《 回憶錄 》匯集了六篇文章,並另有大事記和後記各一篇。除了當年政治顧問團長,後為首位中共駐河內大使羅貴波的一文外, 餘下五篇的作者皆為由韋國清、梅嘉生和鄧逸凡為首的軍事顧問團軍官等人,其在越活動的時間從1950年8月11日至1956年三月中旬為止。
   
   
   讀者從《 回憶錄 》[email protected]從未知曉的事情和觀點。該書亦為越南問題觀察家、研究者和讀者等多少也提供了在五年間為協助越共抗法的中共幹部的一些活動和思維,使我們對近代中越兩共產國家的關係有更為清晰的認識和分析。
   
   
   中國在抗法戰爭對越南的干涉是一個重要性的話題,但在中越關係歷史中卻甚少有詳盡的研究。 要獲得來自中越雙方的原始資料並非容易, 由此英語研究者也卻步而放棄,或忽視了它的研究價值。( 注1 )
   
   至今,在那同一主題來自越南的研究,因須為民族利益和“國家歷史”的完美, 中國的角色卻往往被擱置。 此是越南共產黨有作明顯的挑選和它一般的做法。 ( 注2 )
   
   越譯本《 回憶錄 》並非是新的資料, 它比原中文本遲出版了七年之久的一本書。
   
   
   原始資料

   
   
   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間, 中國曾公開了一些關於中國干涉入越南抗法戰爭活動的資料。 ( 注 3 )最重要的書籍計有: ( 一 )、《 建國以來毛澤東手稿 》( 注 4 ),十三冊,中央史料出版社,北京,1987至1991年 ; (二)、 《 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鬥爭史實 》( 注 5 ), 中國軍事顧問團編史組, 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90年 ;(三 )、 《 緬懷劉少奇 》中羅貴波著寫《 少奇同志派我出使越南 》( 注 6 ), 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四 )、《 陳賡日記 》(注 7 ),第二冊由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 ( 五 )、韩懷智、譚族樵主編《 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 》( 注 8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由此可見, 《 回憶錄 》只是中共黨史出版社翻印十二年前,即1990年解放軍出版社所出版但經挑選後的複印本,而至今所看到的《 回憶錄 》卻是十九年後從中文節選譯來的越文本。
   
   
   在兩國關係仍極端惡化之時,1979年越中邊界戰爭發生不久, 中共則公開“國家秘密”--- 陳賡大將的回憶, 繼之,中國又連續解密一些與軍事顧問團有關的另一批資料。 顯然,此是經過一番盤算的決定。 對於西方的學者,一般都認為越南的資料或多或少只為宣傳,不具研究價值,而往往忽視來自越方的訊息。( 注9 )
   
   儘管如此, 一些西方學者仍然利用越南的新資料去探究那個竹幕後面關於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真相。 嚴謹的歷史學者不讓新公開的資料弄到眼花撩亂,影響自己的認知和應持有公允的批評態度。然而,他們細心分析,從越南的宣傳品中檢出具學術價值的訊息, 為抗法戰爭中中國軍事顧問團的話題提昇研究的價值並也為此作某些平衡。( 注10 )
   
   
   戰爭當事人

   
   
   武元甲在奠邊府戰役的四十年後寫道:
   
   “ 我感到需要與(在奠邊府 )親切的軍事顧問團長同志開一次會。( 注 11 ) 總的來說, 我們與中國軍事顧問團各位同志的關係自邊界戰役後仍然是極好的。 我們的朋友曾幫忙我們,傳遞他們在中國革命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的經驗。” ( 注12 )
   
   
關於《中國援越抗法軍事顧問團史實》所引起的爭議

   從左起:梅嘉生、鄧逸凡、羅貴波和韋國清。圖片來源:新華網。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 在武元甲撰寫關於《 奠邊府戰役 》( 越文, 世界出版社,1994年。)一書中,他從未提及中國援越大量的武器、彈藥、糧食等以及中國顧問的戰術的建議等, 甚至曾與武出現在奠邊府大本營的韋國清,武對他也無多著墨,更何況是提及軍事顧問團所作的必然貢獻。 ( 注13 ) 在2001年武元甲對友梅( Hữu Mai )口述《 奠邊府;歷史召喚的時刻 》( Điện Biên Phủ, Điểm Hẹn Lịch Sử )的書中,也甚少提及中國軍事顧問團和韋國清。 ( 注14 )
   
   西方學者認為越南共產黨撰寫歷史是“為了民族利益和國家歷史的完美,中國的角色卻被擱置一邊”。武元甲大將的做法說明了這一點。
   
   
   讀者可在《 回憶錄 》中找到以下作者多次重覆的幾點:
   
   -- 毛澤東在援越事務中的最高領導權 ( “...... 在決定重大問題之前或後都要向毛主席和中央請示報告。” –-- 劉少奇對羅貴波的吩咐。 )
   
   -- 毛被寫為一個慈仁、正直的領導人:
   
   “ 抵越後, 你們要對他們說,昔日我們的祖宗威脅他們,我們要向越南同志謝罪、道歉並要一心一意協助越南同志打敗法國殖民者。” ( 注15 ) ( 1950年6月底於北京,毛澤東在與軍事顧問團開會時談及馬援攻打交趾一事。)
   
   -- 毛是一個謙虛、簡樸和誠懇的人 :
   
   “ 做參謀就是提意見, 找出辦法協助領導人, 不能冒險,替人作主, 更不可作太上皇下命令。” ( 注16 ) ( 1950年6月底於北京,毛澤東對軍事顧問團的指示 )
   
   “ 要愛護越南人民的一花一草, 尊重越南民族的獨立和越南人民的風俗習慣” ( 注17 )
   
   ( 毛澤東親自批閱援越顧問團的“工作守則”並作了補充 。)
   
   -- 要成為全心全意幫助越南同志的好兄弟:毛澤東以李德和諾爾曼-白求恩作正反之例, 指導各幹部需要保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光輝典範:
   
   “ 你們在越南工作,定要避免如李德在中國的不好形象......。 ”;
   
   “ 要有真誠和慎重的態度,少提我們曾經 ‘ 過五關斬六將 ’ 的事......。 ”;
   
   “ 白求恩是加拿大人, 不管萬里之遠來到中國,幫助中國抗日, 他不自私自利,不顧犧牲自己的一切,那是國際主義精神。” ( 注18 )
   
   
   然而, 援越抗法的實質和最終目的,我們可從毛澤東對羅貴波兩次歸返京作報告的指示中窺見一斑 :
   
   “ 不管是援朝抗美或是援越抗法,完全都是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 ......。”
   
   “ 至於越南打敗法國殖民侵略者,將他們趕出越南, 中國的南疆也就擺脫了法殖民者的威脅...... ”。( 注19 )
   
   使用越南作為南邊的屏障和朝鮮作為北部的緩衝地來對抗帝國主義者,保衛自己國家的安全,正是中國主要的策略的一部分和大漢愛國主義的體現。
   
   
   雙方的摩擦

   
   
   中國軍事顧問團和越南軍隊領導人也難免在共同的抗法戰鬥歲月中發生摩擦。
   
   “ 當時中國援越軍事顧問團與越南軍隊的主要領導幹部曾在戰略發展趨勢的問題上,在發動群眾和軍隊政治工作的問題上也有很不同的觀點。”( 注20 )
   
   對於邊界戰役, 第251營營長阮友安 ( Nguyễn Hữu An )和第88團團長陳勇泰 ( Trần Dũng Thái )曾不贊同陳賡建議的先攻東溪 ( Đông Khê )後打高平 ( Cao Bằng )的戰術。 在連續兩日兩夜( 9月16至18日 )的攻戰後,越盟軍隊雖取勝於東溪,但損失嚴重。
   
   半個多月後, 因缺糧, 第308團一半的士兵須前往( 中國 )河口扛米返回, 餘下的士兵留守,伏擊和進攻位於菊薩山( núi Cốc Xá )的法軍勒帕( Lepage )的援軍。 此次10月5日越軍的傷亡人數極高。 ( 注 21 )越盟幹部叫苦連天, 武元甲提出休兵和整頓, 可陳賡認為“ 作為指揮者卻心不夠堅, 那就失去取勝的極好時機。”並出聲威脅要返國。 ( 注 22 )
   
   主編者不把重要的一篇 --- 陳賡的回憶選入《 回憶錄 》。陳的回憶 ( 注 23 )記下關於越盟部隊組織的不足之處: “ 宣傳和軍事技術不足, 幹部的政治覺悟不高, 貪污,缺乏勇氣,不正確地運用“ 人民戰爭”學說中利用婦女的角色。” ( 注 24 )
   
   
   爭議的問題

   
   
   奠邊府戰役結束55年後的今天, 中越雙方對以下的細節仍存分歧:在奠邊府戰場上究竟是誰提出改“ 速戰速決”為“穩打穩勝”的戰術 ?
   
   
   正是在紀念奠邊府戰役55週年的2009年5月7日, 原奠邊府戰役指揮部助理,也是擔任武元甲和韋國清的譯員黃明方( Hoàng Minh Phương )大校的論文在電子網上發表。 ( 注 25 ) 此也是曾發表於2004年4月19至20日在北京舉行的《 紀念奠邊府戰役和日內瓦協議五十週年 》研討會的文章。
   
   黃明方在文中敘述, 1月25日晚,武元甲徹夜不眠。 26日晨,他頭上包扎著艾葉, ( 注 26 ) 並喚黃去邀請韋國清前來商討戰術:
   
    “ 見武將軍後,韋團長訝然看到他頭上的艾葉, 並熱心問候武的健康狀況,然後談及1954年1月26日武元甲的決定。
   
   ‘ 戰鬥快開始了,請武總轉告最新的情況 ?’
   
   ‘ 那也是我需要與您商量的事...我的意思是下令暫停今天下午的進攻。 整頓好後再根據穩打穩勝的原則戰鬥 ’” 。
   
   韋國清聽後也即刻同意武元甲所改變的戰術。
   
   
   在《 回憶錄 》中,作為當事人的幾位中國作者所記載的與黃明方所述有異。 巫化岑 ( 第三篇 )、王硯泉 ( 第六篇 )和張廣華 ( 第八篇 )均寫改變戰術是韋的創見,後也獲武的讚同。
   
   “韋國清想到了敵人防衛措施的複雜形勢......, 因而改變了作戰的方針。 將“ 速戰速決”為“穩打穩勝”, 攻打從外圍到中心, 殲滅逐一據點的敵人。”( 注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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