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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胜文集
·第三章 夹缝求生:中国民营企业的艰难跋涉
·第四章 牟其中与南德的崛起
·第五章 逆流乍起:民营企业去向何方?
·第六章 黑云压城:牟其中腹背受敌
·第七章 英雄末路:牟其中无力回天
·第八章 病急乱投医:牟其中误入融资与信用证圈套
·第九章 当代“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第十章 坚持与抗争:南德人还在阵地上
·第十一章 迟来的良知与正义
·第十二章 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第十三章 社会浮躁病忧思录
·第十四章 近看牟其中:神还是人?
·第十五章 钢铁是自已炼成的
·第十六章 牟其中的“司芬喀斯”之谜
·后 记 牟其中其人其案启示录:大国之梦在民主与法制进程中诞生
·附录牟其中狱中来信之一
·附录牟其中狱中来信之二
·附录牟其中狱中来信之三
·附录牟其中狱中来信之四
·附录牟其中狱中来信之五
·附录牟其中狱中来信之六
·
·李咏胜文集第5集:大型中国文化艺术片;电视唐诗三百首
·中国唐诗与世界文化(编剧者序言)
·第一部 唐代十大诗人诗
·第二部 初唐诗
·第三部 盛中唐诗
·第四部 晚唐诗
·第五部 边塞诗
·第六部 咏王昭君诗
·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的希望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中(编剧者后记)
·李咏胜文集第6集:狗眼看现实
·第一章:长夜的歌哭
·关于“和谐”一语的第二个15个是与不是
·人说的话与说的人话与不是人说的话
·性问题的社会变迁
·反腐败也是硬道理
·中国能否闯过腐败这一关?
·从中国人的某些见面语言看社会的变迁
·闲坐说“黄”字
·蓦然回首“十七年”
·虱子与鲁迅笔下的“夏三虫”谁可爱些?
·由小卒步步“将军”而忽然想到
·中国二十世纪最痛的是哪块肉?
·答某晚报记者问
·答某网友问
·戏看国内的某些艺术大家
·棒喝《百家讲坛》
·戏说麻将加裸体的中华文明精粹
·再为宋祖英明星委员的提案唱“赞歌”
·牟其中其人其事揭秘二、三、四
·牟其中和南德运筹东山再起
·谁是今天最“可爱”的人?
·由许霆案遥看中国社会的法制化进程
·另眼细看顾雏军案中的“注册资金罪”
·“夹江打假案” 回眸与反思
·第二章:5.12大地震忧思录
·“逃跑门事件”和“捐款门事件”的理性反思
·话说地震中出现的两个自贡名人
·且向都江堰市光亚学校卿校长敬一礼
·少年英雄不能等于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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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美德的审美标准和尺度
·且看“蔡画画”画的是艺术作品还是作秀作品?
·且看四川电视台在地震中的新闻作为
·抗震救灾掩盖下的黑暗社会现实
·魂断中国哭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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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狗眼看人世
·笑看韩寒打虎
·支持韩寒解散中国作协的几大理由
·韩寒与当月女红作家赵凝谁更无知?
·读者打阎崇严,好似王胡打阿Q
·“掌掴事件”的警示:“一家讲坛”是以暴易暴的根源
·“三鹿恶之花”为何能够四面八方地开 ?
·三鹿能否为自己喊声冤?
·诺贝尔奖与中国人的“诺贝尔奖病”
·如何才能惩治这些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的人民公敌?
·范冰冰呀,本是一朵出于污泥而被染的花
·政府官员和影视明星们纷纷变换国籍为什么?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锒铛入狱给中国人的启示
·杨佳“语录”引起的试错思考
·私营企业破产后,工人的失业问题政府怎能不管?
·痛说那个难忘的1986
·戏说改革30年中那个难忘的1987年
·话说那个风雨欲来的1988年
·对海南省检察院“送法下乡”的另类思考
·再说对海南省检察院“送法下乡”的另类思考
·“给个活法?”——“范跑跑”为什么不这样说?
·“范跑跑”在泛道德审判下往哪里“跑”?
·2008年终感言:国有难,民有责乎?
·2009的中国风会向哪一个反向吹?
·“纪念”是否是过去式或死了的意思?
·紫太阳陨落四周年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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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腐败到自腐败

由腐败到自腐败
   
   近几年来,反腐败的“国风”是越吹越劲了。以至只要你打开电视或翻开报纸,便不时会有“××高官落马”、“××巨贪受审”的新闻跳入眼底和耳鼓。从而告诫人们:腐败不得人心,必将遭到全民共讨之。但听多了之后,又不免心里犯疑起来:未必腐败是打不尽,杀不绝的怪兽么,怎么会越打越有人前仆后继,来者络绎不绝呢?
   于是,使我不得不静下心来,认真探讨和研究一番腐败问题了。
   

   原来腐败竟是中国社会的国粹,非洋人所输入也!据《辞海》载:腐败即腐烂。《汉书、食货志上》:“太仓之粟,阵阵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也泛指败坏、堕落。
   这也就是说“腐败”,不仅可指组织和政权的败坏,堕落倾向,也可指人性的败坏,堕落行为。
   过去很多时候,我们由于患上了暴君杨广式的大头症,自欺欺人地妄言:“腐败只有资产阶级才会有,我们没有。”而真实的情况呢,却正好相反。因此,使我记起了文革劫难时的一个笑话。一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公社参加“小红书”培训班,因他文化低,认不到几个字,要回去组织群众学习的内容均需要死记硬背。随后回到他的大队组织社员学习毛语录,竟有这么一条“贪污和浪费是其它的大队”,当即弄得全场一片哗然。原来他耳朵不好使,误将:“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中“极大的犯罪”改为了“其他的大队”。可他这一误改,却恰好向人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贪污和浪费是其他人才会干的事,我们不会干,大家放心。由此见出当你在讥笑他的无知时,不能不佩服他的聪明和狡黠。
   
   回头再说腐败吧。据史书载,中国社会的腐败史远比娼妓史还要长,可追查到公元前十一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其著名的例子如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及到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因贪污、腐败而引起兵变、民变,甚至天下大乱者,有之;因贪污、腐败而致使国破家亡,甚至改朝换代者,有之。而这些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多乎哉,又多矣!因而要从标与本上革除这一历史之癌,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甚至几代人就能改变的。或者说,恐怕是仅靠谁的自我觉醒和自身努力就能够救治和革除得了的。造成这一难治之癌的深层原因,我想无非有二:一是中国封建社会是以高度专制和集权为中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上至君君臣臣,下至地方官吏,都处在上下一元对应的管理模式中,只要下把上经营好了,下也就成了能够威加百官和百姓,甚至可以恣意杀人掠货而暴富一方,却无人敢问敢管的土皇帝了。由于这种制度上准允做官者贪污腐败的通道存在,所以诱使得家境本来不显阔的中国文人,便只有拼命竭力朝读书做官这条唯一的出路挤开了去,以求只要有朝一日“黄袍加身”,便可以在这种制度性的大漏洞之下,自由自在地贪污腐败而大发大贵,造福子孙后代了。这就不难发现中国文人不是不聪明和不睿智,看不到封建社会这种制度性的大病因,反是由于他们太聪明和太睿智了,在分明看穿和看透了这个旧体制的的大恶大坏之后,自愿参与到其中去作恶作坏,分享功名利禄的,而不是象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在看穿和看透了这个旧体制的的大恶大坏之后,自愿挺身而出,去舍身赴难,去拯救它和改变它。即便稍有一点人性良知的文人,也只有采取那种“无为而无不为”,“退后一步海阔天空”的韬晦之术处之。更有甚者则是干脆闭了眼睛,只求得到现既得利益的满足,则是什么身份名节都全然不顾了。所谓:“分明一只蓬安雀,飞来飞去宰相衙”;“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此言若沉思细想,真颇似路易十五那句灭绝人性的名言:“在我身后,那管它洪水猛兽!”),便是其明证。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人,是不爱良知、正义和真理,而只爱“黄金屋”与“颜如玉”的一类人。倘要究其心理动机的话,就是中国文人不象欧美那么大多是由家境殷实的富有者组成,所以他们说话和作文往往仅是追求形而下的“稻梁谋”,而不是为了追求形而上的真善美。再者是由于中国文人大多出身不好(屈原、司马迁、曹雪芹、鲁迅例外),家中没有闲钱让他们去经商办厂,做风险大,回报高的经营活动,只有去从事投资少、劳力小,但却风险小,利润丰的读书→做官→发财这一仕途经济之道。虽然客观地看中国封建社会,它之所以能够绵延和残喘二千年之久,并不能完全归咎为是中国文人的奴性和劣根性造致的。但中国文人的那种明知其坏而为之,明知其恶而从之,抑或见死不救而安之若泰,拈花微笑的卑鄙无耻行为,却是任何人想“讳”也“讳”不了的大丑和大恶。故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不仅是制度上的败坏和堕落,也是中国文人个体人格的败坏和堕落。二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是以全面认同升官发财之道为价值取向的。在这种现实理性价值的熏陶和诱导下,使得它的所有黎民百姓也无一不想当官,而当官的人又无一不想当大官,甚至还想当皇帝。
   
   这里使我又想起数年前曾在报纸上读到的一则趣话。一个北欧老外在中国西部的边远城镇旅游,夜间乘兴逛夜市,搭上了一辆破旧的人力车。因他觉得其车夫态度好,要价又低,便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同车夫交谈起来。
   当老外问:
   “您拉车赚钱吗?”
   车夫答:
   “不赚钱,找口饭吃就行”。
   老外又问:
   “那您怎么不找一个赚钱的事去做?”
   车夫答:
   “我们这个地方做事的人不赚钱呀!”
   “那么您们这里赚钱的人是干什么的?”
   车夫一本正经地答:
   “当官的!”
   此答使老外大为不解,便信口向车夫问道:
   “如果让您找一个赚钱的事做,您想干什么呢?”
   这一问,不知是老外说话的语调太高,使得车夫不高兴,还是由于老外的提问触痛了车夫的哪根痛感神经,竟然刹住车,回过头,笑而对老外答道:
   “想当官,更想当皇帝”。
   显然他这一回答,不仅使得老外感到惶惑,就连我辈之类有着“中国心”的老内,也会感到惶惑。可想不到的是这个老外,不但不生气,还向车夫多付了一倍的钱。只不过,临下车时,还笑嘻嘻地向他追问道:
   “为什么?”
   不料这位在我看来比鲁迅笔下的车夫还要憨厚老实的人,竟说出一句令老外们咂舌,也令我咂舌的话来:
   “当官可以发大财,当皇帝可以和天下的美女睡觉。”
   他的这一回答,使这位还不是“中国通”的老外,顿时感到自己了解了中国,竟在日记中写道:
   原来中国之所以富强不起来,不是由于资源匮乏,科学技术不发达,而是中国人人人都想当官,人人都想当皇帝……
   
   对这个趣事的真伪,我无法去甄别。但它留给我的启示却是深刻的,以至后来只要我看到或听到什么腐败之事时,脑底便会凸立起这样一个印象:
   ——腐败之事不仅是中国文人想干,也是中国人人人都想干,甚至都会干的事,只不过不同之处是有的人有幸干成了,走上了发财致富的康庄大道。而多数人是想干也干不成,也就只有梦想着有朝一日“均贫富,等贵贱”、“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杀尽不平方太平”了。
   
   所以客观地看“吾土吾民”,其实人人都是潜在的腐败因素,而只要一朝谁有了这一腐败的机会和条件,便都会干得很好,甚至很出色的。至于那些干得不好而走进牢狱的,毕竟是少数。故而我想中国社会的反腐败,不是仅从体制外的围追堵截,就能够一蹴而就,一了百了的事。而与之相反的是,唯有坚定不移地从体制层面、思想意识、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等多方面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革,才能使中国人的国民性都得到整体的改造,也才可能在全社会营造出一个任何人想腐败也不敢恣意妄为,谁腐败了也在劫难逃的法制环境。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我所倡言的反腐败,其实也就是唯有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形成一个自己不想腐败,也不准允任何人腐败的舆论监督氛围,进而形成一种集体反抗腐败的社会共识和社会良知,然后合力去反抗腐败的社会化和普遍化。
   
   同时,由此还必须看到和坦然面对这一令人汗颜的现实: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源远流长的腐败“国风”,已经跨过农业文明时代的送礼——行贿——“请腐败”的低档次阶段,而纷纷跃进到当代社会送礼太小——行贿太少——“自腐败最好”的高档次阶段了。
   此道理怎讲呢?
   
   据我所知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的社会。但认真考察这些大小官吏的贪污和腐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送礼和行贿而致使的。这也即是说封建社会官员的贪污和腐败,大多是在被别人“请腐败”这个低档次层次上进行的。而唯有清朝的巨贪和珅与老佛爷慈禧太后二人,才是由自己寻找腐败项目(如和珅的“治黄河”,慈禧太后的“修颐和园”),而上升到自腐败这个高档次层面的。及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届军阀政府,虽然也有过此类借“修铁路”、“开工厂”、“建银行”等项目而中饱私囊的坏事,但相对而言还不是普遍的,或者说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还是不可以随意“自腐败”的。其中包括蒋介石政府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在蒋介石统治之时不知为其管过多少钱,开发过多少项目,但他自己晚年却是很清贫的。他1951年退出蒋氏政权移居美国后,竟然还象诗人顾城那么,在美国的边陲之地新泽西州靠借资办了一个养鸡场,养鸡5000只,并亲自当起了从孵化、喂养、清扫鸡屎、捡蛋、清洗、称重到包装,运送一体的“鸡司令”。并在艰苦的劳作之余,写出了旨在推动中国民族文化复兴的学术著作《四书贯道》。由此不过说明二十世纪前的中国社会,虽然谁也掩盖不了腐败无时无处不在这一基本的国情,但有一点却是明晰可辩的:
   ——中国社会二十世纪前的官员腐败,大多都是在由送礼和行贿所形成的“请腐败”这一低档次层面上进行的。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蔚为大观,且愈演愈烈,甚至嚣张尘上和无孔不入的官员腐败之风,则是在由官员们自找敛财暴富之道所形成的“自腐败”这一高档次层面上进行的。其中,特别是卖官买官现象的恶性发展之势,更使得“自腐败”露出了它赤裸裸的祸国殃民的行径。对此,任何还有着人性良知和社会正义感的人,不能熟识无睹而掉以轻心。
   君不见,今日的中国社会到处传递着这种信息:
   ——要致富,先修路;
    要致富,上项目;
    要致富,卖官买官走捷路;
    要致富,征地拆迁是高速路......
   而每当这些路开工和项目上了之时,自腐败不是又随之上了一个档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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