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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视 余 秋 雨

   平 视 余 秋 雨
   
   记得最初读到余秋雨的文章,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他还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不时写一些有关戏剧方面的评论文章。由于曾与他分别评论一个著名剧作家的缘故,而读了他的许多戏剧评论。当时的感觉是,他观点新颖,视野开阔,因而每每言说,都能让人有所受益,于是便私下对他有些偏爱和看好。后来,听说他辞去要职,到新加坡等国讲学。再后来读到他的散文作品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时,方才知道他又回到故地上海,潜心做了文化人。
   
   余秋雨的散文作品,我读过的不是很多,而《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却是大多读过的。就当时的阅读体会而言,它们中的不少篇章,由于作者能够站在较高的视野上,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人的历史沉淀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诘难,无疑是有思想震憾力和艺术感染力的东西。也可以说是那些年内我读过的文学中,能让使我心有所动,情有所感的文字之一。而多数篇章,虽然语言、叙述、结构都有美感,文采也绚丽,但由于它们所附丽的东西往往在情之前,读起来总觉得理多情少,且又大致雷同,因而不是特别喜爱。

   
   之后,由于他因其散文作品而暴得大名,成了一个既红遍国内外,又活得很滋润的当代文化名人,并由此演出了许多中国文化人的旧喜剧。再之后,先是北大青年学者余杰与他发难,盘诘他作为一个以反思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人而成名的文化名人,为什么唯独不对自己曾是“文革余孽”的历史进行反思和灵魂拷问?后有川内作家聂作平等人,则以他命题作散文,颠复了散文文体为由著书《审判余秋雨》。从而使余秋雨其文其人大大超出了文本和人本意义,成了一种泛文化的讨论。
   
   其实在我看来,余秋雨作为一个文化人,还是于时代有过意义的。这个意义,便在于他能够在我们还处于普通迷惘和困惑之际,率先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苦旅”,并在其中反思出了不少催人警醒的东西。这无疑是他比我们先进一步或许多步之处,也是他之所以成功并被人喜爱和推崇的地方。然而,问题也许多正出在这里,当余秋雨反思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时,由于自身的局限,未能把自己平等地纳入到其中去进行观照和审视,因而也就看不到自己血脉中流动的种种文化遗传因子了。在这种意识境界下,他成名后的许多表演,便必然要回到传统文化人的旧路上徜徉。
   
   因此余杰的发难,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倘若余秋雨仅是一个普通人,在文革那个兽性横行的特殊环境下,做过不人性的事而没有什么忏悔意识,人们可以不追究。但余秋雨作为一个以反思中国历史和文化人而成名的文化名人,则对自己在文革中充当软刀子、笔杆子的历史不反思不自责,甚至采取推诿和遮掩的态势以保持内心的平衡和尊严,就分明显露出他身上的中国文化人劣根性了。而这些,自然与他到处表现出的大家风范不匹配、不符实,甚至还凸现了他自身个体人格的失落与缺席。
   
   而川内作家聂作平等人,正是在余杰引发的“官司”之下,发起对余秋雨进行“审判”的。冷静地看聂作平们对余秋雨的“审判”,虽是围绕余秋雨对散文文体的施暴行为而进行“起诉”的,但究其“审判”的目的,多半又是对他为文化名人之后,自负到把自己作为“文化先知”,“文化圣人”到处抛头露脸,指点文化迷津,好似一个文化明星式的公众人物举态表示厌恶,进而对他采取的一种间接否定法。即:先否定他的散文文体,文体价值,再逐步否定他作为文化名人所存在的价值。当然这一愿望,是由于我与聂人作平们曾是故友而作出的一种理解和辩护。因为平心而论他们的所谓“审判”,可以说是与开放文化无涉的。
   
   最后,回到余秋雨而言说“余秋雨现象”。余秋雨作为一个当代文化人,的确是有缺陷和有毛病而需要不断自我反思和更新的。尤其是他把自己当作“文化明星”之后的许多非文化活动,就更值得反思和更新了。这就象他反思中国历史和文化人,余杰反思他的文化人格,聂作平们反思他的散文文体一样,已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果余秋雨不能接受这个选择,那么他作为文化名人所存在的价值,真的也就走到了反面和终结。
   因而平视余秋雨,我想也是一种新文化的文化选择。
(2010/12/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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