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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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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泛论

朱学勤泛论
   
   上海大学著名教授朱学勤,本是与钱现群一样有影响的学者。以致竟有人把他们合称为一:钱朱,或南朱北钱,便可见出朱学勤在当代学界的地位了。
   
   而他最先引起我注目的,是94年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虽然在引起讨论的那次“四学者”对话中,他最终还是未就中国人失落“人文精神”的深层原因--“底气不足”或“地气不接”,作出更深入的阐述。但他对人文学者的提醒和界定,却是发人深省的。他说:

   “历史上的法西斯运动,在最深层面,是有人文热情推动的。可惜我们的法西斯主义批判,从来没有进入这一层面。今天的人文主义者是不多的。但不多的人文主义者中,对此有警惕的人则更缺乏。对此没有警惕,以俯瞰裁压的方式对待别人,对待大众,这样的人文主义者,道德理想主义者,有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雅各宾党人,一个潜在的罗伯斯庇尔,一个高尚的侵略者,高尚的精神杀手……一个人文学者,不仅要把人文学科内的课题做好,做扎实,还要关注今天的人文环境。只愿回答过去,但不是人文学者。只有始终回答今天的学者,才称得上是人文学者。”(见《读书》1994年3期)
   
   后来,虽然不时在《读书》、《南方周末》、《天涯》等报刊上读到他的一些深刻隽永的短论,但对他及他的真东西和真价值,还是缺乏全面的认识和了解。直到去年读了由贺雄飞主编的《城市牛哞》、<朱学勤文选《书斋里的革命》>之后,方才对他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和印象。本来凭此浅薄之见,是不该谈此深刻问题的。只是由于想到他与钱理群先生一样,都是对我“开卷有益”的师长,故而,还是忍不住说几句读后感。
   
   记得我前文谈到钱理群先生时,曾说过这样一句不一定中肯綮的话:
   钱理群先生对当代思想文化的意义,虽然在开拓创新方面至今还尚未见他展示出强劲的学术张力,但在革故鼎新方面却展示出了他精深的学养和卓识。
   那么此言用于朱学勤先生,则是大致相反的。也就是说朱学勤先生在开拓创新方面已展示出了他劲劲的学术张力。
   
   这里,我想先比较一下他们两者之间的同与异。其同处是:两者都是在深刻反思,甚至反思近百年来的思想文化沧桑灾变后,而对现实采取的一种理性观照。或者说,都是期冀为当下的我们和未来的我们,祛除历史的痼疾和病灶,并树立和健全起一种全新的改造人和社会的新理念、新模式及其新的生活态度等等。当然,如果换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说,则是他们都是“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者。而其异处是:钱理群采取的方式是纵向的,即他是由世纪末反思到“五四”,最后定位是从鲁迅那儿重新开始,再一步步走向今天的。朱学勤采取的方式却是横向的,即他是由世纪末反思到“文革”和“五四”,再反思到苏联、法国大革命与卢梭及其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决定论,而他最后的定位是从欧美那儿重新开始,再一步步走向今天的。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异处其实也是同处。
   
   那么,朱学勤对当代思想文化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我想似乎可以这样说,首先这个意义就体现在朱学勤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书斋里的革命”,尽管目下人们对此还缺乏更广泛、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但可以肯定地说,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时代的不断演进,它潜藏的巨大思想锋芒和力量必将会日逾显示出来,并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
   
   具体而言,我想不知可否这样看:
   一是他“诊”出了“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客观地说,是他对“五四”到文革的反思或文革到“五四”的反思。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承洋务思潮、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而来。从上一个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人以英美为师,先器艺,后政制,终于把远东第一共和的近代宪政体制搭出了一个轮廓。至1915年新文化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顺势而动,成绩斐然。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比如说,过于强调精神文化作用,形成文化决定论,在打倒孔家店这一问题上留下了遗憾。不过,以英美为师融入近代民主潮流这一大方向,却健康发展,还没有逆转。新文化运动是两种思潮交汇而成。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这一派人坚持从严复那里开辟出来的英美方向,坚守渐进理性,积寸为尺,小步快行;缺点在于不耐制度层面的艰苦积累,对于那个刚刚露出轮廓却沾染有过多污泥浊水的远东第一共和体制不屑一顾,认为那些污泥浊水由中国文化所决定,要从中国文化的总根子挖起,政治刷新才有基础。胡适在政治理念上是渐进派,但在文化理念上却是激进派,他立志20年不谈政治,要从百年树人做起,当然有受激于张勋复辟、政潮黑暗、国民冷漠这一面,应予以同情理解,其重视文化教育的苦心,即使在今天,也不能简单否定。但从思维方法说,认为世间有总根可寻,只有挖根改造才能开出崭新局面,已有一元论迹象,偏离了自由主义的经验论历史观。由此产生的文化决定论,遗患至本世纪80年代大陆新一代启蒙运动,还有遗迹可寻。更为麻烦的是,文化理念上的这一激进姿态,与另一类从不同方向上过来的思潮冲动发生了局部重叠,由此发生两派人的短期全作,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分道扬镳,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之间出现历史断裂的隐患。
   
   后一派人大多从日本来,政治思潮以陈独秀为代表,文化思潮以鲁迅为代表。当时的日本所起作
   用相当于中间港,向中国转舶输入从法国、俄国过来的激进革命思潮。1900年留学生翻译卢梭《民约论》输入中国是在日本;1905年孙中山《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是在日本;1907年刘师培在《天义报》上第一次翻译介绍‘共产党宣言’也是在日本;1905年至1907年朱执信主持《民报》与梁启超发生论战,还是在日本。那次论战中,朱执信社会主义理论之自觉,比1919年李大钊与胡适发生‘主义与问题’论战时的立场,有过之无不及;更有甚者,孙中山二次革命后成立‘中华革命党’也是在日本,其密谋性质的组织方式与俄国列宁主义建党路线(所谓布尔什维克路线)不谋而合,后来援俄为师改造国民党,即有此前缘。陈独秀、鲁迅等饱吸日本空气,自然形成其全盘急进的革命理念,从他们的日、俄、法知识背景出发,要从根本上掀翻中国的老屋、铁屋,不满辛亥以后的舆情氛围,与从英美归来的胡适等人那一点文化决定论重叠在在一起,同床异梦,短暂合作,这才是新文化运动。
   
   1919年巴黎和会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束,也是‘五四’的开始。此后中国,以‘五四’运动统称新文化运动和这一年五月四日之后的一段历史,两者之间的断裂被一个独断符号遮盖,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被‘五四’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裹胁而去。社会变迁从此折向另一方向,经济、文化、政治参照系从洋务运动以来的以英美为师,一变为‘五四’以后的以俄为师,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生种种转折中最为严重的一次,称为天翻地覆,也不过分,可惜这一转折的严重意义至今还没有引起知识界应有注意。现在能够看出的是,这一变就是半个多世纪,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始,中国大陆才从以俄为师之歧路旁出,回转以英美为师的老路,回归近代文明的主流。众人所说‘摸着石头过河’,只是说明这一回转在主观认识上很不自觉,思想清理很不彻底,挤着推着摸着甚至是拉着走,这才有20年里种种回潮、漩涡与悲剧,可谓一步三回头。从1919年到1978年,曲折起转之间,‘轰动’60年,整整一个甲子,至少虚掷了三代人的血泪精华。”(《书斋里的革命》463页)
   
   这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中国,之所以屡起屡仆,究其最主要原因,一者是由日本转舶输入从苏联、法国的左倾激进主义思潮;二者是民主自由的普适价值理想受到了民族感情,国家利益的冲击与危害。
   
   因此,为了祛除“其一”的“病灶”,他把“病源”查到了苏联和法国大革命,查到了卢梭和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决定论”;为了祛除“其二”的“病灶”,他把“病源查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迷误之上”:“先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价值追求拴系于西方某一国政府的贤人外交,如威尔逊的‘公理战胜’,一旦发现对方在‘公理战胜’下还有具体的外交盘算(或者确是贤人,却受制于内政外交的掣肘),立刻高呼上当受骗,不仅正当抗议之类外交运筹损害本民族利益,而且将此前的民主自由价值追求弃若蔽帚,掉头而去,跌入另类价值体系的怀抱。这种把民主自由的希望寄托于西方政府行为、首脑外交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后者当洋皇上来崇拜。我们可以注意到,落后国家的前现代知识分子——‘士’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总是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公正,寄托于国内的‘好皇帝’与相邻阶层——农民的‘好皇帝主义’,一脉相承;当他们开始追求民主自由这些现代价值时,又把希望寄托于外,希望一个‘洋皇帝’来解民于倒悬。区别只是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式理想冀望于国内的‘土皇帝’,民主自由的新式理想则冀望于国外的‘洋皇帝’,其实是同一个‘好皇帝主义’的内外两用。把民主自由的理想冀望于国外‘洋皇帝’是自己的错误,因为这一错误冀望没有实现,又背弃民主自由的理想,则是拿自己认知误区和‘洋皇帝’外交密谋交织而成的混合型错误再一次惩罚自己,是错上加错”。(同上书466页)
   
   显然,他诊出的上述两个“病灶”,已经够发人深省并引起“医生”警觉了。
   二是他揭穿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千古谎言,并公然“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最后“搔”出一个结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现代转型是由知识分子在书斋里搞文化工程设计,从‘文化’里‘开’出来的。”(同上书169页)并深刻告诫我们,处于现代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走出“文化决定论”的梦魔,才会有自我意识和自由独立精神的觉醒。
   
   三是他充分利用自己“脚踏东西两只船”的强势,把“五四”以来影响过中国革命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洋“圣人”和洋“真理”,都重新认识和审视了一番。从而让我们看到了不少过去以为“圣”,以为“真”的伪崇高、伪真理,是如何危害前人和自己的。如他谈及法国的启蒙运动时,是这样认识和审视的:“200年过去,人是由上帝创造,还是从猿猴演变而来——已成了一个愚蠢的论题,不值一辩。但是,因为真理的事后普及,也可能会造成一个历史前置的错觉:既是如此简单之常识,那么当然是谁叫得最早,谁叫得最好。事实不然,法国革命当年因无神论激烈而蒙受灾难,付出了过多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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